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4～2015）_吴白乙，刘维广编_9787509774700

　　《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4～2015）》系统阐释了2014年拉丁美洲和加加勒比地区诸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探究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新难题、新趋势和新对策，并在此基础上预测2015年的发展前景。

　　导论
　　吴白乙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015年1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实际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王优玲、于佳欣：《我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新华网2015年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21/c_1114081905.htm，检索日期：2015年3月28日。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35年前，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并开始接受其首笔贷款。而今，中国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主要外资来源地，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亚洲的贷款规模超过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拉美的投资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
　　近年来，空前强大的中国经济实力正在快速转化成新型大国的外部影响力，并引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近年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建过程中，还是不久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推出覆盖欧亚大陆和通向印度洋、南太平洋的“一带一路”行动方案，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愿望与努力均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肯定。
　　约瑟夫?奈认为，经济实力必然产生较强的软实力，“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是一种重要的吸引力来源”。它既可以激发本国和外国人民对丰富物质生活环境的向往，也可以显示强大经济实力所产生和维系的制度优势，最终还可以通过合乎国情与世情的合作政策转化为一国对外关系的倡导力和话语权。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地理上相距最远的拉丁美洲之间物质、信息、人际的联系，也促进了双方在心理上的迅速接近。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3年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因此，拉方日益重视加强对华合作，搭乘中国经济增长快车的意愿强烈。而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政府和企业也对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拉美地区更加青睐，将对拉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生产链重组的重要战略选项。2014年7月，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巴西利亚举行，双方正式对外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并同意在北京召开该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2015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近30个发展中国家与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共同将承诺变成现实。双方通过了《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中拉论坛机制设置和运行规则》等3个重要成果文件，明确双方在13个重要领域优先推进合作的具体目标。这一路线图式的答卷，标志着中拉论坛整体合作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尽管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未将拉丁美洲涵盖在内，但中拉整体合作规划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则与之相通和重叠。其宏大的国际意义在于，中国政府针对当前全球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和流动性过剩等两大挑战，率先转向需求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通过打造“包容性发展”的多边合作机制，顺应全球生产价值链重组和“南南合作”的历史趋势，客观上将起到加速自身经济结构和模式转型以及带动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效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宏大的计划及其预期成果无疑将需要经过中外各方共同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习近平主席在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呼吁，中拉双方应该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旋律，加强合作机制建设，争取早期收获，实现“1加1大于2”的示范效果。这一重要思想为进一步建设好包括中拉整体合作在内的所有中外多边合作机制指明了方向。
　　作为国内拉美研究智库的主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将紧紧围绕中央战略决策，为推进中拉整体合作的稳步落实提供智力支持确定为近期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并计划为此展开系列调研和写作活动。本卷主报告是这一计划的开篇之作，重点回答了有关中拉整体合作的三大基本问题。
　　首先，中拉关系迈入整体合作新阶段的动力来源于双方长期合作所累积的政策共识和现实需要。一方面，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同属发展中世界，双方经济规模、水平、能力和优势各有不同，均面临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和改革创新等艰巨挑战。中拉合作的基本生命力在于其长期的优势互补结构和正确的政策导向，因而双方快速接近以及不断在规模、层次乃至质量上的跃升就成为历史的必然。2001～2013年，中拉双边贸易额增长21倍，由此也带动中拉双边高层交往、教育和文化交流、技术转移和社会互动的快速增加，中拉建立复合型多边合作关系的基础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中国对拉贸易、投资的对象国和领域过于集中等局限性更加突出，该地区尚未与中国建交的12个国家的对华经贸合作与民间往来也难以获得大幅度提升。中拉双方均需在更大范围和规模上加强各领域、各层次的密切交往，并为之确立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机制。
　　其次，中拉双方加强深度务实合作，其内涵的丰富度和可行性值得高度肯定。“我们是谁”“向哪里去”等，中拉整体合作对于这些惯常问题的答案在于其“五位一体”的未来目标，而双方达成的五大基本原则（即坚持平等互助，加强中拉双方的政治互信；寻求包容共进、互利共赢，探寻中拉经贸合作升级；增进交流互鉴，促进公共外交；加强全球治理协作，维护共同权益；采取灵活开放的合作策略，形成整体与双边合作相互促进的倍增效应）进一步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切实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障。与此同时，《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突出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驱动力，重点推进能矿、农业、基础设施、制造业、创新产业和信息技术等六大领域的经济合作。中方为此将提供多项大额专项贷款、优惠贷款、合作基金，设立多项对拉政治合作、教育和人文交流的资助计划。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中拉整体合作进程具有符合全球发展再平衡的不可逆转意义。作者指出，“南南合作”正在发生从传统的贸易加援助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合作、区域一体化等多领域广泛合作的趋势性转变，中拉整体合作代表双方对这一机遇和挑战的正确认知与及时回应。中国着力构建全球伙伴网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结成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政恰与以拉共体这一新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形成时空上的高度耦合，可望为双方更紧密的机制性合作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后，中拉整体合作要迈好下一步所应遵循的现实路径。作者并未回避中拉整体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而是直面双方需要应对拉美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地区国家合作态度的差异性、区域营商环境的复杂性及非建交国因素的微妙性等重大挑战，进而提出为确保中拉整体合作的生命力和效力，双方在近期乃至中期内需要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既定规划的有效落实。一是加大合作力度，通过中拉论坛平台的提升引领作用，尽快形成中拉贸易、投资并重的经贸关系新格局。近期应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通过开发一批拉美地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尝电信等建设和改造项目，用好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推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间、中拉之间互联互通，这既可以增强双方对整体合作的信心，也将改善双方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合作条件。二是迅速拓宽教育和智库交流、侨民社团、地方政府等多个公共外交渠道，提高双方公众对中拉深度合作的认知，为进一步改善中拉经贸便利化程度提供良好友善的民意基础和决策环境。三是加强与拉美国家、地区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促成三者之间的有机协调，使拉方多元利益尽早“聚焦”，从而有力支撑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帮助国内读者了解拉美地区内部发展的最新动向，同时为推进中拉整体合作提供客观和可资借鉴的素材和参考，本年度专题报告、形势报告及多篇国别报告以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作为分析主线，对拉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形势进行梳理回顾，并特别关注在世界和拉美经济下行背景之下，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新难题、新趋势和新对策。
　　专题报告选择南美大国巴西政治生态的变化和执政党所面临的党建及国家治理转型的多重挑战为视角，力图对该国及至整个地区的变革难度和不确定性进行“窥一斑而知全豹”式的评析。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内外部发展压力所致，也给执政者带来新的复合型冲击与考验。如何摆脱体制惯性制约，突破现实利益的羁绊，同时兼顾国家和社会安全平稳地过渡到更高发展阶段，始终是困扰拉美地区政坛的一道难题。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虽起步较早，但发展历程曲折，经历了民主体制与考迪罗政治并存、民主政治与威权统治相互交替的漫长历史周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新一轮民主化进程推动了拉美国家由威权到民主的转型。在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渐趋完善，政党运行规则日益清晰，政府体制趋于成熟，民主的多样性进一步发展。然而，拉美国家民主的进一步深化遭遇巨大障碍，民主质量亟待改善，民主巩固仍面临许多困难。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转型，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高度的城市化、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发展壮大，不仅严重冲击了拉美国家传统的政治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民众对发展和权利的诉求，不仅对国家的发展道路、治理模式、政府政策、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提出新要求。对此，专题报告未能给出肯定的结论，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诸国难以在短时间内给世人以清晰确定的改革答案。
　　与此相关，当前拉美国家的执政难题明显增多。本卷四篇“形势报告”力图对拉美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展现出的新变动趋势做出详尽分析和展望。
　　“政治形势”篇以2014年以来拉美国家的重要选举、执政党更迭为基本线索综述地区政局走势，认为拉美地区虽继续保持政局相对平稳、政府和执政党更迭有序的基本态势，但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后果日益显现和地区经济下行，拉美各国执政环境趋于复杂，政府面临众多执政难题，执政压力和难度增加。在许多国家，执政党与反对派的政治争夺加剧，反对派的影响力有所提升，对政府的掣肘增加。各国执政党在一些重要决策上不得不与反对派协商，更多顾忌反对派的诉求。与此同时，拉美多国政府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增大。体制运转中暴露出来的缺陷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成为政治改革的两大动力源。为积极应对日益增多的执政难题，许多国家提出一系列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推进政治和选举改革、完善民主体制及其运行规则等制度方面的设计，也包括探索和化解社会危机的政策层面的调整。尽管如此，未来时期拉美国家的治理能力仍将经受一系列新考验，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持续发酵，拉美国家能否从根本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大局，有效扭转经济增长下行态势，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及时化解社会不满情绪，不仅是对各国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验，且事关该地区的发展前景及国际影响力，也会对中拉整体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关注。
　　“经济形势”篇从拉美基本经济形势出发，对其经济增长新趋势做出研判，认为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不足影响，2014年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具体而言，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次区域间经济增长不平衡，巴西、阿根廷等主要经济体增长低于预期。由于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就业创造能力持续减弱，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加，但国别间差异显著。为应对经济增长乏力难题，拉美国家运用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工具，例如运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增加公共支出；运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以兼顾刺激总需求和控制通胀的双重目标。一些拉美国家出台宏观审慎政策，试图加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管，有效管理国际储备和国际资本流动。报告预测，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趋势放缓，地区贸易条件有望改善，但2015年拉美经济难以摆脱低速增长；金融市场将保持基本稳定，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加快，区域内贸易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就业创造能力难以明显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同时下降的趋势难以转变；一些国家通货膨胀有可能持续走高，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一定调整，财政政策则会更加关注投资领域。
　　在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内，拉美地区社会形势保持持续改善势头。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在减贫、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进步。然而，近年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社会发展形势改善遇阻。经济增速放缓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虽有滞后性，但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社会形势”篇认为，拉美地区社会贫困率虽总体保持稳定，但赤贫人口有所增加，社会支出水平增长步伐减慢，收入分配恶化和失业增加的风险依然存在，公共安全欠佳和腐败严重等历史痼疾也未见明显改观。随着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一些阶层不断提出新诉求，导致不少国家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各种社会抗议活动趋于频发，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此外，由于拉美国家社会计划实施中的困难增多，社会脆弱性加大。保持贫困率持续下降趋势，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维持多年来的社会政策效果，既是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其重要责任。
　　伴随政治和社会转型加快，以及经济增长趋势的新变化，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自主性进一步显著增强。“外交形势”篇观察到，出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内经济改革的需要，拉美国家的对外关系日益以经济外交为主，将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定为扩大海外市场和吸引外资。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积极寻求地区内部团结，但由于主要大国之间存在竞争，大国与小国存在利益分歧，地区一体化方向多头并进，进展缓慢。拉美国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渐成趋势，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不容小视。与此同时，区内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立场，其团结发声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显现。在注重巩固和深化与欧美传统关系的同时，拉美国家充分利用其他域外力量调整战略和加大对拉投入的有利时机，全面拓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拉美地区共有33个国家，各国在规模、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和速度不同，各国政府面临的转型压力也不尽一致。有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政策转型压力（如巴西），有些国家则需要应对转型中不断加剧的社会安全威胁（如墨西哥），有些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遭遇巨大社会阻力（如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有些国家则不得不面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新挑战（如古巴）。本年度的各“国别和地区报告”，力图对各国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与各种挑战，放在各国特殊国情背景下解读和分析，在展现拉美国家共性的同时，解释各国的特殊性。
　　巴西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府社会政策提出新要求。左翼劳工党执政期间，社会结构最深刻的变化当属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该阶层成为公共服务产品的新需求群体。与此同时，多数民众对公共服务的质和量提出更高要求，以扶贫为重点的社会政策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执政党既需要通过扶贫巩固中下层民众这一传统“票仓”，也需要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稳固来自中产阶层的支持，而这必然造成社会政策成本的显著增加。在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况下，能否成功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实现社会政策适时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劳工党的执政前景。
　　墨西哥的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能源、教育、通信、财税、金融和选举等六大领域变革全面推进。然而，在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碎片化”趋势加强，公共安全问题加剧。三大主要政党不断陷入各种政治丑闻，声誉不同程度受损。在此背景下，左翼倾向的“国家新生运动党”异军突起，获得不俗支持率，三党鼎立的格局可能会在2015年中期选举中发生裂变，“碎片化”和“多极化”将成为国家政治的新生态。与此同时，墨西哥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2008年以来暴力活动剧增，引起民众不满，2014年伊瓜拉事件再次增加了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普遍忧虑。
　　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政府主导的转型和改革收到显著成效，国家政治趋于稳定，经济稳健增长，社会指标显著改善。然而，政府施政总是引起争议甚至抗议。在厄瓜多尔，无论是社会保障改革，还是劳工法改革，抑或是新颁布的《水资源法》，无一不引发争议，甚至引燃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运动。抗议活动既体现了印第安人社团、工会等公民社会组织及一些社会阶层对政府政策和改革议案的不满，也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威胁其执政能力，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在玻利维亚，由于对政府政策不满，下级军官、矿业工人及警察的罢工此起彼伏，矿业领域冲突不断，矿业公司之间及公司和当地居民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加大了社会动荡风险，对政府治理构成严峻挑战。
　　在拉美地区，古巴的发展动向一直广受关注。近期古巴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影响更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在政治领域，在2013年通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集体之后，2014年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架构更加清晰。古巴政府强调，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通过渐进、有序的方式把政治权力移交给年轻一代。在经济领域，模式“更新”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成为走出长期经济困难、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在社会领域，如何应对“更新”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贫富分化、社会矛盾上升现象，将成为古巴政府亟待妥善应对的新难题。在对外关系领域，古巴开启与美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重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2014年批准新的外国投资法，减税、开放外商投资非国有企业等成为亮点，有望进一步推动古巴经济转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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