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一部记载东汉末年之南朝刘宋时期名士轶事隽语的典籍,它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主持编著而成。《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人生志趣,因原文纪事简略,至南朝·梁朝时期,刘孝标为之注,增补了很多相关的史料,从此正文与注文密不可分,一并流传。《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名士风流的典范之作,也是笔记小说的鼻祖,影响特别深远,是传统文化的经典名著之一。《世说新语选》原书有一千多条,本书撷采菁华,精选200余(包括了刘孝标的注文)则加以注释。选注者充分研究该书特点,不仅详细地注释了相关的疑难词语、典章制度、地理等,还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做了详细的介绍说明,并且尽可能细致地讲解原文的言外之意,同时还引述了前人的精彩评论,这对于初次接触它、阅读它、欣赏它的读者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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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经典的文史名著,也是笔记小说的鼻祖,影响广泛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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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是由南北朝时期·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幕下文士陆展、袁淑等人共同编撰而成的。这部书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刘宋之初的人物轶事及其言行举止,其中主要是两晋时期的名士言行。鲁迅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名士的文采风流是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然而,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何以能酝酿出令人无比企羡的魏晋风度呢?
魏晋风度的滥觞应该追溯至东汉。东汉末年,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倾轧错综复杂。外戚势力和宦官集团你争我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殇帝时,宦官势力开始膨胀,逐渐形成了一个顽固恶劣的政治势力。他们本在内廷伺候帝王、皇后,是皇室的仆从,如今却反过来挟制甚至废立皇帝,卖官鬻爵,谋夺私利,非常腐败,这令满朝正直士大夫大为不满。桓、灵时期,外戚联合外廷官员和民间声望很高的士人,打击宦官势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到了宦官集团的迎头痛击,爆发了党锢之祸(禁锢不准做官)。
与此同时,地方上土地兼并严重,官员贪腐,贿赂公行,平民百姓不仅流离失所,还要负担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繁重的徭役、兵役,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最终,以张角太平道为主导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征战四起。为了平息叛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鼎立的局面。三国之中,曹魏占据优势对后代历史影响最大。
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各个集团大量选拔人才。选人标准也因现实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而有别于汉代。汉代以察举制选拔人才,察举的科目有孝廉、秀才、贤良方正等,这种制度以地方官推荐的方式选拔,内容以德行为先,学问以经学为主。但德行为先的标准显然不适用于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斗争,于是曹操以唯才是举为核心,开创了新的用人观念。他在发布的求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行》)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一些操行有缺的人物但有用兵治民之术的人如贾诩、许攸、杨沛等,被曹操提拔重用。这种务实的用人思想瓦解了汉代的价值观念。
尽管曹操推行新的用人观念,壮大自己的势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时一大批人才出自世家大族,如颍川荀氏,而世家大族是旧有价值观念的维护者。曹操为了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一方面打击不愿亲附自己的名士和门阀,先后杀掉了边让、孔融、崔琰等大族名士,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容忍和驾驭归顺的豪强士族如颍川荀氏、陈氏、陈留阮氏、河内司马氏等。曹操去世,曹丕尚能继承其父的人才观念,但对世家大族的让步更为明显,例如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是一项向士族倾斜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这种选拔制度中,中正官首先给人定乡品,然后朝廷再根据乡品授官,然而中正官都由士族人物担任。到曹魏后期,世家大族势力蒸蒸日上,以司马懿为首的世家大族逐渐在政治上占据了上风。司马氏集团与曹魏宗室势力形成对峙,并最终取代曹魏,建立了晋朝。
汉魏时期,在选贤任能思想的鼓荡下,人物品评的风气大盛。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品鉴人物才性的著作刘劭《人物志》,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才,即才能;性,即道德。重才还是崇性,人们思想上的分野差不多体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倾向。在才性论中,倾向于司马氏的有傅嘏、钟会等人,他们主张才性合或同;依附曹魏的何晏、李丰、王广等人则主张才性离或异。才性之辨是正始时期的代表性论题,它既是士人在思想上的激烈交锋,也是司马氏和曹魏宗室两派对垒森严的表现。在这一时期,何晏、王弼为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而开始在哲学思想上寻求突破,他们扬弃名教中的各种观念,转而向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取资,讨论有无、言意、情性等问题。玄学由此萌动并勃然而兴,创造了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史称正始玄学。
晋朝是在阴谋篡夺和残酷杀戮中产生的,但司马氏政权表面上仍然号称是名教的守护人,宣称以孝治天下。在虚伪名教的掩盖下,司马政权大肆屠戮异己,何晏、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相继被杀害。这种先天的丑恶性使得司马氏政权很难得到正直士人的认同,很多士人因此抱持着不合作的态度。魏晋之际兴起的竹林七贤便是如此。竹林七贤不愿与当权统治者同流合污,他们常聚集于竹林之中,饮酒啸歌,不拘世俗礼法,洒脱任诞而风流自赏,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受到后来士人的追慕与赞赏。其中的阮籍、嵇康始终推崇老、庄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特别是嵇康,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他以犀利的文笔揭露了司马氏的伪善,公然宣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汤、武、周、孔代表着人伦礼教),直击其要害,最终被冠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而被杀害。阮籍也是借酒自晦,以此婉拒司马昭联姻之意。竹林七贤是玄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玄学议题。
儒学作为维护皇权的正统思想不可能完全被推翻,西晋时期,司马氏政权有意重兴儒学,但士人们对大一统政权的向心力已渐消失。早已形成的玄学思想已经是如风靡草,无处不在。玄学作为新兴的思想,在自身发展上仍有相当的活力,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玄学家在进一步思考自我、物我、天人等关系。由于缺乏正面的道德形象和积极的政治理想,司马氏政权也不得不妥协,在平定东吴之后,晋武帝更是雍熙自逸,对大臣放任纵容。西晋朝廷上下弥漫着不是为新政权效力、建立功业的积极向上的清新气氛,而是贵戚大臣贪冒权势、炫耀财富、腐败奢靡等恶浊风气。这些又助长了任诞之风的盛行,以八达八伯为代表的中朝名士群体逐渐形成。正始时期兴起的清谈也由早期的思想探讨转向虚浮空荡。东晋史学家干宝描述当时的社会曰: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悠悠风尘,皆奔竞之事;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晋纪总论》)朝野上下虚诞浮华之风与治国理政要求务实的思想背道而驰,并最终导致了西晋政权的崩溃。
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倾覆,中原的衣冠士族仓皇南渡,与江东士族联合,重新建立了东晋政权。世家大族再一次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与皇室平分政权,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共治局面。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被打破,以皇权为核心的名教被摧毁,儒学、玄学、佛教、道教思想都进入士人的视野中,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玄学经历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裴的崇有论,最后在郭象处绾结,在哲学思辨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逮及东晋,传统玄学论题的深度难以在原来的思路中进一步推进,于是转而吸收佛、道二教思想,别开生面,并在审美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在士人阶层中逐渐盛行,玄学思想也愈来愈多地融入了佛、道二教的义理和思维,丰富了自身的内涵。此外,由于个性人格的张扬和山水美的发现,士人的审美思想逐渐独立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格风神、山水自然、艺术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玄学不仅为士人开出了智悟的境界,也开出了审美的境界。
以上是汉魏两晋时期,思想变化的大体脉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魏之际,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认识论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种历史转变造就了这个时代思想的丰富性,为多姿多彩的魏晋名士张扬个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促成魏晋风流形成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豪族庄园经济制度,它为士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士人奉行别样的人生路径和艺术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例如私人部曲之制,它允许士族保有一定的私人武装力量,这让士族不仅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还能在中央政权中拥有发言权,获取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又如九品中正制,它向士族集团倾斜,优先保证士族参与政治的利益。西晋著名诗人左思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汉魏之际,一些寒庶之人在仕途上还有机会得到很高的官职,两晋而下,社会等级愈益森严,他们则只能沉沦下僚。这些内容在《世说新语》中都有反映和体现。
《世说新语》被后人称为人伦之渊鉴,言谈之林薮。该书按照三十六个门类,分别辑录了一千多个条目,各自独立,又统一于一体,共同展开了魏晋士人的生活画卷。首四门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源出于《论语·先进》中的孔门四科,其中记载了大量忠孝仁爱的人物事件。由此可见,儒学一统的观念虽被打破,但孔子的地位依然被架得很高。四门而后是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伤逝任诞等篇,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特征,即以士人的才智思理、情感气度、言谈举止等为对象进行纯粹的审美。三十六门的排列,大致是褒扬在前,贬抑在后。在任诞之前,多记述具有正面价值的内容,条目较多。自简傲以后,大部分为贬抑性的内容,条目相对较少。此三十六门几乎包含了当时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物品藻和玄风影响下士人的审美趣味。下文我们主要谈谈这本书所体现的魏晋士人的审美追求和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
魏晋士人的审美对象主要表现在人物美、语言美、艺术美和山水美几个方面。
一、人物美。魏晋时期,士人摆脱礼法的束缚而直接欣赏到的便是个性人格之美。既有对外在容貌、言行举止的品鉴,也有对内在的才器风度的倾慕。书中《赏誉》《品藻》《容止》等篇内容相对集中。如王戎形容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此类记载,不甚枚举。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从上至下,人们对容止仪表十分关注。关于内在的品质,例如裴楷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赏誉》)。还有关于谢安的记载,谢安无论是在海浪中游玩嬉戏,还是晋谒内蕴杀机的桓温,抑或是收到关乎东晋生死的淝水之战的捷报,都表现出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气度,举止安详,从容不迫,令人景仰。大体而言,魏晋之人崇尚的是明亮光洁的仪容、优游不迫的行为和渊雅深沉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