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努力，我一直在变化，为我想要的生活，为我的三观。
我觉得我自己人生的先天不逢时，而后天逢时，但入错了行。入错行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一直以来自己干什么就没有得可选择，是为了生活一步步踱过来的。况且我不服邪、不服输，琢磨来琢磨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也是有道理的，自己或许命就该在道路交通安全行当干出个名堂。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公路与马路两侧有墙体的地方几乎都涂刷着标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大干四化，多做贡献……于是，我就顺理成章乳名叫大干了，干字也永远伴随了我。父亲是被四邻八乡尊重的文化人，也是颇具争议难免遭人唾弃的下台基层干部，更是空有笔杆子既不会拿锄头也不会营生的单门独户的农民。我不想说我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多差，家乡的的确确是鱼米之乡，只是我的的确确始终体验的是自己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乡村，自己的状态比较糟糕，最糟糕的是我总是被小伙伴和同学们欺负。
我是在农村的水田里捕捉了上万条黄鳝的生命，才上了岸的，那也是初中毕业后整整6年里的最大成就。以至于后来，我捕捉过的较大体量的黄鳝，在我的梦中偶有对话，觉得自己有杀生之罪。
上岸也很心酸。把黄鳝池扒了个底朝天，把家里能变卖的卖了个家徒四壁，在凛冽的寒风中反反复复跟着父亲，拎着鸡鸭鱼肉进了上上下下领导家的门，才换上了一身绿军装。再换不上，年龄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即便是换上了，机会的大门已经关闭，入伍的第一年我的考学资格就超龄了。一个至今跳绳、踢毽子都不会的人，更别提在部队能够靠武力向上了。
鬼才知道，我入伍后的第一篇日记里记载着，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企业家。鬼才知道，我在连队的白板上写着退伍倒计时成真之后，我只能成为一个农民工，在大上海踩三轮车。
1998年的仲夏，我刚刚有一份稳定的踩三轮车工作不久，烈日下满身大汗地按着BP机回电话，得到了父亲与我阴阳两隔的噩耗。安葬了父亲，签下银行负债的遗产，我一头扎进了漫无天日的挣钱生存之中。
那些年的故事还有很多，只是在我后来阅读了《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看了《乡村爱情》电视剧后，我觉得我的那些儿事都不算个事，或有一天老了再去唠叨唠叨吧。
瞬间开窍，几乎也是在一头扎进漫无天日的挣钱生存之时，就一股脑记起了与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记起了他偶尔对我讲过的只言片语。也竟然奇迹般记起了初中语文老师教课的场景，把仅有的一点文字底子捡拾了起来。我始终觉得是基因的造就，基因供给了灵感，处境产生了需求，结合到一起就能够开悟，于是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堂而皇之地夹杂在上海小陆家嘴的高楼大厦的白领们中间了。只是我并不能真正融入白领们的圈子，他们也的确是有圈子的。
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照进浦东的时候，墙体上涂刷的、街头巷尾粘贴的大小广告，相信它，它就是机会，若不相信它，它就是骗子。我选择了相信，于是我的名片上有了总经理的头衔。
再后来的事，在我的《交通安全新认知》《创客手记》中都能够体察得到。说自己入错了行，也是因为自己在去融入一个又一个圈子的时候，深感力不从心，而又不得不砥砺前行。那些圈子里的人，大多从我曾经崇敬和仰望的象牙塔里走出。幸好，我数遍读过一本《新人性，我把你看透了》（孙成钢著），在人性面前，尽量去认同别人，也让别人认同自己。
《创客手记》根本不能把我体无完肤地剥光呈现，我还需要做一个若隐若现的创客，这是因为：
一个当代的企业家，当他面对员工、面对环境、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仍然需要金钱，去维系他的责任。
一个专心致志的交通安全研究者，当他面对如同道路沿线百米桩一般的亡灵之时，他仍然需要方法，去践行他的道义。
一个触类旁通的社会学者，当他面对无心认知世间事物真相的大众之时，他仍然需要发声，去产生更多的共鸣。
我夹杂在自己给自己写就的履历之中，在岁月中继续攀爬。
刘干，笔名知行一十，祖籍安徽省长丰县，1973年生于安徽省来安县，社会学者，媒体称为交通安全狂人。
赛康交安（835934）创始人，中国安全产业协会道路交通安全分会理事长，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兼职教授，致力于社会学、交通工程学、企业管理学研究。
著有专业作品《交通安全新认知一个交通创客的思考》。代表性文章有：《新常态下，如何疏通城市血管?》《幸福该何处安放，城市还是乡镇？》《创新的路上，需要一点工匠精神》《秦岭一号隧道设计是否合理？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车祸》等。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