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东方编译所译丛)_[美]阿伦·利普哈特著谢岳译_9787208137257

　　《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部力作，作者把视角放在西方27个民主国家为例，把时间限定在1945-1990年，把着重点放在选举与政党的关系上，进而总结出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特点。在作者看来，选举制度有三个最基本的属性：选举公式、选区规模、当选门槛，作者认为它们可以描述各种不同的选举制，这三个属性和代议机构的规模一起，对比例代表性与政党制度造成特别重大的影响。

　　但并非所有的选举制度都有这种法定门槛（事实上，大部分的选举制度都没有这种门槛规定），然而，正如赖因·塔格佩拉和马修·S·舒加特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法定门槛，选举制度的其余两个向度（尤其是选区规模）也隐含着一个实质性门槛。6小选区的效果与高门槛是相同的，两者都限制了比例代表性以及小党赢得议席的机会；随着选区规模的扩大以及门槛的下降，比例代表性与小党的机会也会增加。换句话说，法定门槛和选区规模可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相应地，我通常视这两个向度为一个变量。所有的选区规模和法定门槛都可转换成单一的操作指标：有效门槛——以全国总得票数的百分比来表述。关于有效门槛的计算方式，我会在稍后给予说明。
　　本研究所关注的第四个主要向度为议会规模，也就是立法机关总议席。雷伊呼吁人们注意这个“普遍被忽略的变量”，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将这个变量纳入到他的经验分析之中。7其他的选举制度分析家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议会规模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将它视为选举制度的一个外部因素，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视议会规模仅仅是根据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立法机关的特征，而不是选举制度的一个特征。然而，如果选举制度被定义为将选票转化为议席的方式，那么经过转化而产生的总议席，似乎也应该是这一转化制度完整和合理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议会规模对于比例代表性与多党分化程度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例如，如果4个政党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中分别赢得全国总得票数的41%、29%、17%与13%（我会将在附录A中使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不同比例代表制公式的操作方式），而且如果这个选举是针对仅有5个议席的小型立法机关，那么想以高度的比例代表性来分配议席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有15名成员的立法机关中，按比例分配的机会就会获得相当的改善；而如果是在一个拥有100名成员的立法机关中，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达到完美的比例代表性。当然，从理论上讲，相同的模式也可适用于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但由于这些选举制度并不是以比例代表性为目标，因此，议会规模对于比例性偏差度有重要附加影响的假设可能较难令人信服。尽管如此，塔格佩拉还发现，在相对多数决定选举中，当所有其他因素相同时，随着立法机关规模的缩小，比例性偏差度确实有增加的趋势。简而言之，我们在理论上有充足理由将议会规模看作是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前所述，我将选举制度定义为一组本质上不变的选举规则，一个或几个连续的选举便在这些规则的指导下在特定的民主国家中进行。这种定义现在可以从选举制度的四个主要向度的角度，进一步地使其更加细化；如果这四个向度中有一个以上发生重大改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选举制度。为了精确地定义什么情况可以被看作是重大改变，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精细化。选举公式是一个非连续的变量，因此选举公式上的任何改变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来，而且也被看作是重大的改变。在双选区制中，改变的标准是在决定性层级——我在后面将给予界定——上选举公式的改变。除此之外，由于其余三个选举制向度是连续变量，因此，精确的切割点必须详细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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