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中德文化丛书）<八本坊>_[德] 赫尔曼·凯泽林著_9787533465421

　　旧泽盖沙令，德国社会哲学家。出生于爱沙尼亚的世袭伯爵家庭，祖父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顾问。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首创了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学，兼采众家之长，化为已用。

　　在他看来，哲学并非仅仅为了认知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自身的完善。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触和对话，凯泽林逐渐摒弃了欧洲学者惯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能够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部分。

　　在此次旅行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

　　《中德文化丛书·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

　　遗憾的是，我来到中国的时机很不合宜：整个国家正处在革命风暴的风口浪尖上。或许有人会将这一时刻称为“伟大的时代”，甚至有人还会为“曾经亲身经历过”而感慨终生；但对于远见卓识者而言，如此充斥着暴力变革的时代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面对当前发生的诸多非同寻常的外部事件，绝大多数人失去了内心的宁静：他们人浮于世，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对西方而言也不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真实的自己却被完完全全地遮掩了。试问：在那一段恐怖岁月或“七月革命”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对于那些爱好和平的巴黎市民究竟有何意义？完全没有。他们只是群众运动中的演员，而且仅此角色而已。当然，也还是会有一些特例，只有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方能彰显英雄本色的“海燕”，它们“货真价实”，备受追捧，但数量却要远远少于人们的想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在特殊情况下的行为举止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代表性。例如，几乎每一位绅士都会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几乎每一位母亲都会在她们的孩子遭到威胁时挺身而出。特别是在德国，当面临与职业相关的典型性危险时，如船长在轮船沉没时，将军在激烈的战场上，市长在他的城市遭受瘟疫侵袭之际，等等，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的恪尽职守，忠于使命。在这一时刻，这些被视为英雄的人物已不再是平日的自己，或是增添了许多陌生，或是仿佛换了个新人：他们不再作为个体而行动，而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如此典型性的行动，常常、甚至太过经常地带有一种与“本我”剥离的色彩，正如同断头台上的死刑犯在临刑前的滔滔不绝。当然，拿破仑却是与众不同的。他仅仅关注他的将军们在重要紧急关头的表现，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总是要在最紧急关头做出决定，所以普通人对他而言可有可无；倘若拿破仑多多留意一些普通人的真实存在，或许他会做出另样的判断。当然，真实的存在不是必须在每天存在的范畴中体现出来，不需要像梅特林克苦心积虑地百般维护，因为这样的一个范畴不是必须适应于每一个人。只有适宜的范畴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此类范畴本质上却不应当是一种特例的状态。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长年太平盛世、秩序井然的国度！因此，我根本未曾认真严肃地看待过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运动。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未曾把这场革命当回事，至少在一个欧洲人看来如此。我得到的一种印象是，中国人对这场革命的看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所有曾经发生过的革命的看法别无二致：革命是生物机体的危机。在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倘若不使用暴力，生物机体无法实现对这一阶段的逾越：机体会生病，会发热，会沸腾；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带有革命色彩的事件还不及一半）；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毫无疑问乃是出自内部的需要，尽管革命带来的后果总体并不令人愉悦，对于法国尤甚；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旧制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但却正是归因于旧制度的顽固不化，离开暴力的途径，别无他径可以将其打破。无论如何，此种不可避免的幼稚病并不能被视为英雄之举。因此，当我听到反复称颂“人民的英雄之举”时，不得不强忍笑颜。此种疯狂的状况在中国很难平息下来。不久之后，孙中山将不再被作为英雄人物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人们或许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心存感激，但对其个人评价将会仅仅限于“一个温顺的、即便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理论家”。但是，倘若将孙中山置于欧洲，必然是一位响当当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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