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文化研究_杨文霞_9787511721068

　　中国传统“和”文化源远流长且颇具特色。《中国传统“和”文化研究》从字源学和语义学的研究入手，对中国“和”字的产生与多层次含义进行追踪探源式的发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理考察了中国传统“和”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从自然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身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角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医家、墨家等代表人物或著名典籍对“和”的阐释与解读，展示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博大与精深；剖析了其魅力与隐忧；并探索了其现代转化问题。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提供一定的思想资源。

　　春秋时期的晏子曾讲：“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行精而不以明污，齐尚而不以遗罢，富贵不傲物，贫穷不易行，尊贤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义也。”②在晏子看来，君子的品格尽管随和而善于与人相处、配合，却并不攀援向上爬。显然，在晏子这里，君子和调的性格是天性使然，并不是出于功利目的的刻意行为。在这一点上，荀子有相似的主张。苟子认为，做人应该顺从而又不随大溜，温柔却又不屈从，宽容待人却又不违反原则，用正确的道理去启发君主因而事事都无不顺和，从而使君主能够感化改变，时时关心他，使他接受，这是侍奉暴君的原则。他在《荀子·臣道》中明确说：“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在这里，晏子的“和调而不缘”、荀子的“调而不流”与孔子的“和而不流”具有相同的含义，即：在搞团结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一团和气，而应该把握一个“中和”的度，既不盲目附和，具有自己独立的主见，又不固执己见地把事情弄僵。

　　《墨子·兼爱中》中说：“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此处，墨子将“和”与“调”相连用，用于形容社会人事关系，表示人们之间的和睦状态。

　　庄子曾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①他还在《庄子·天运》中讲：“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显然，庄子将“调”用为动词，指均调、调理、协调，其行为的目的却是“和”，或者与人相和，或者使万物相和。

　　据《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记载：“齐桓公夜半不喋，易牙乃肩敖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这里的“调和”是对食物味道的调理。

　　《贾谊新书·六术》日：“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声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显然，在音律中，音符与声调必须有和有应、合理搭配以达到和谐的状态才能组成动听的音乐，否则，杂乱无章的声调的简单相加只能称为噪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中说：“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显然，董仲舒将“调均”作为争取社会和谐的政治手段来用的。董仲舒认为，如果对老百姓的财富“调均”有“度”的话，就能够使贫富分配合理，富人与穷人都能相安无事，社会就能安定和谐。

　　因为“调”作为一种事物的状态时，具有协调、调理、平衡、均衡的特点，所以，中国古代医家将“调”的状态看成“和”的一种表现。《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这里讲的是，如果能够做到既有人体内部的均衡与和谐，又有人体与外部环境的和谐，那么，人就不会受到病邪的侵害。《黄帝内经·素问·痹论》言：“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脏，络六腑也。”这里说的是水谷的精华对于人体五脏的濡养，能够使五脏健康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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