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_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编委会主编_9787511722454

　　作为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的第二卷，《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里所讲述的乡情、亲情和友情，发乎于心，真挚感人。这种结缘于插队岁月、经受了生活考验、跨越时空且历久弥坚的人间真情，通过知青与延安父老的倾心相诉，便有一种“相思难表，梦魂无据，唯有归来是”的人生况味。书中所展现出的乡土场景和蕴涵着人性温暖的情感表达，意味隽永，真切感人，不仅写出了知青对陕北黄土地的深情眷恋，而且还原了历史的现场，是一部能引发人对土地和岁月的真切记忆、对精神家园进行回望的感人之作。

　　高堡寻梦孙广山

　　45年前，我们五位男同学和六位女同学，一起来到延安市宜川县云岩公社高堡生产队插队落户。1971年过完春节，我到梅七线铁路工地当民工，同年9月正好赶上招工，我被推荐到梅七线铁路建设指挥部汽车队工作，成为一名国企铁路工人。

　　插队三年，我对高堡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2010年退休临近，经过几番酝酿和准备，我趁自己的身体和精力尚且可以，决定自驾车回一趟高堡村。6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开车一路奔向黄河岸边的壶口。看到对岸陕西境内起伏的山峦，看到绿树掩映下的窑洞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黄河上已经见不到浮筏和船夫的身影，一座宏伟的钢梁大桥把两岸连接在一起。汽车驶过黄河，中午时分，我来到宜川县城，这时，感觉肚子有些饿了，我把车停在一家标有“陕北风味宜川特色”的饭馆前。这是一家夫妻店。老板拿过菜单，我随口点了大烩菜、白豆炖鸡和南瓜饼。店铺不大，但挺干净。吃饭的人不多，我喝着热茶，到后厨与老板闲聊起来。老板问我：“你是第一次来宜川？”我说：“不是，我是宜川人。”“你不像。”老板愕然地望着我。我说：“我是在这里插过队的北京知青，离开宜川40多年了，回来看一看。”几句闲聊，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说话间，老板娘已经麻利地把饭菜摆上了桌。回到宜川吃的第一顿饭，是地道的宜川饭。水足饭饱后，该结账上路了，可老板死活不肯收钱。他说：“你离开宜川40多年，还记着这地方，这顿饭我请了。”我说：“这哪能。你们靠开饭馆生活呢。”推辞再三，老板见推辞不过，便说：“我看你带着相机，饭钱我不要，咱们照张合影相吧，把照片发给我，算个纪念。”见时间不早了，我只好同意。于是，老板夫妇和我坐在了一起，拍下了一张难忘的照片，也收获了40年后的一种重逢。上了汽车，从车窗中，我麻利地塞给老板一张钞票，脚踏油门，又重新上路。从倒车镜里看到，年轻老板逐渐远去。可亲可敬的宜川人，我心里好一阵感慨。

　　二

　　离云岩镇越来越近。云岩河从南塬流到川里。过去，过河要踩着石头，现在，这里建了一座水泥大桥，桥两头是商铺旅店。镇里的老街正在拆建，过去的景象已无处寻觅。我在打听好回高堡的路线之后，一路驶去。途经云许村时，只见一座铁塔拔地而起，顶部喷着蓝色火焰。铁塔下的活动板房上有“新疆石化勘探”的标记。一直听说宜川也发现了油气田，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到了刘家桌村口时，只见路旁立着一块标有村名的石碑。当年，我是这里的常客，因为这里是去云岩赶集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里的几位知青都成了我们常来常往的朋友。

　　过了刘家桌村向北望去，北塬比当年绿了很多，这大概是退耕还林的成果。不远处，是一处红砖砌成的平房村落，大概有几十户人家，十分规整。我们停下车来问一位正在农用车边挑选蔬菜的中年汉子：“这里是不是高堡村？”“就是。你找谁？”我说：“我找李刘祥和丑娃。我曾经在这里插过队，我叫孙广山。”那人端详了我一会，突然一把拉住我喊道：“广山，你认不得我了。我是棒娃呀。”这时，我也想起来了：我们插队时，棒娃是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后生。如今，他头上已谢顶，黑红的脸膛，强健的体魄，成熟里透着几分机敏。见了我，他连菜也不买了，热情地带我去找丑娃。来到新村的中央，棒娃向院里喊着：“当家的，快看谁来了？”不一会，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把我打量一番，摇摇头说：“想不起了。”可我却从对方的眉宇间认出，这就是当年那个犟小伙儿丑娃。他名字叫“丑娃”，人却不丑，是高堡村的美男子。小时候，他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强体壮，干农活是一个好把式。丑娃后来到兰州当了几年兵，是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回村继续务农。40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写在他的脸上，人也变得谦逊随和了。在大门口，我把我的名字给他一报，他一下子想起了我，紧握着我的手，把我领进屋里。沏茶，拿出苹果、大枣和花生。问候的话语一句跟着一句。瞬间，久别的热情温暖了我。

　　三

　　我回村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乡亲们纷纷赶来，挤满了丑娃家。如果是走在大街上，我和丑娃碰个照面，可能互相都认不出来是谁。但是回到村里，几句问候，年轻时的影子马上就显现在眼前。岁月不饶人，当年的帅哥们都变得沧桑了，但不变的是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从下午到傍晚，从晚饭到午夜，人们来了一拨又一拨。重逢的欣喜，往事的回忆，分别后的经历，如今的变化，未来的憧憬，多种话题拉得没完没了。

　　第二天一早，在丑娃和海胜的陪同下，我挨家看望了曾经在一起打柴、开荒、锄地、收割的乡亲们。老村落现在没人居住了，我们住过的那三孔窑洞也早已荒芜。乡亲们说：改革开放这些年，农民不用再缴公粮了。山地承包后，种的树都归自己。自家种些杂粮和豆子用来调剂口味，大米白面和蔬菜都靠市场供应。高堡是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几年前，在这里规划了新村落。每个院子都一样大小，一样的配置。如今，村里的摩托车很普遍，农用三轮车每家都有，有些家中还有轿车。现在，开车到云岩只需20多分钟。

　　在村里转悠，我看到村里的那些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大多有了孙子。年轻人出去闯世界了，余下的在家承包山地，管理果树。辰子老兄当年干啥都是一把好手，如今，他承包了山林，经营得不错。他有两个外孙女，大的已经上初中，小孙女也上小学二年级了。传锁家在辰子隔壁。传锁他大过去是队里的饲养员。他脾气很倔，对谁也没好脸，但对牲口却和颜悦色。传锁父母对我们知青很体谅，常说：“你们这么小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受苦，太难为你们了。”我们去借牲口，传锁他大就把最听话的毛驴披挂好，让我们牵去。我们每次磨面，也要到传锁家借筛面的箩和笸箩，临走时，传锁娘常常取个馍塞到我手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娃们正长身体，不能饿着。”如今，两位老人先后故去，传锁也当上了爷爷。传锁的二儿子很争气，去年考进了天津大学的一个工科磨具专业。

　　正是初夏，苹果长到鸡蛋大小，该给果子套袋了。果树多的人家都得雇工套袋。高堡村最好的地都在新村附近的庙塬上，如今，那里都种上了苹果树。记得，当年我们在村上时，“以粮为纲”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任何经济作物都不能种。有时，队里种点西瓜，我们还能在夏天解点馋，有时不种，只能在山洼的野杏树上尝鲜了。野杏酸酸的滋味，至今想起嘴里都流酸水。李刘祥对我说：“如果你秋天来，给你装上一车苹果拉到北京去，让在村上插过队的知青都尝一尝。”说话间，他从家里的果窖里取出一盆去年储存的苹果。这苹果个大皮薄，甘甜中略带一点酸。我在别的地方还真没吃到过这么好的苹果，然而，它却产在我曾插过队的高堡村。

　　四

　　在村里住了两宿，每天都在村里寻访或流连。每当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丑娃总说：“你们插队的时候，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每天都感觉很新鲜，好像总有一种向往。”其实，就在知青与村民们的相互学习与促进中，也影响着以后各自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我随身还带来了40年前与乡亲们的合影：不修边幅的老支书高亭才；精明干练的大会计刘天德；善解人意的副队长张靳刚；泼辣爽朗的妇女队长兰自珍；耿直倔强的饲养员传锁他大；咬文嚼字的村秀才李志华；憨厚勤劳的耙子哥；无所不会的能人韩世亭；古道热肠的辰子他大；慈眉善目的二老汉和五老汉，这些曾与我朝夕相处的村民都已作古。他们曾是这个村子里的头面人物，是他们用内心固有的传统素养和良知，引导着高堡村走到今天。

　　在高堡村的这两天，还有一位始终伴随我左右的大叔，他叫令如华。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不知道什么原因，令大叔家的成分被定成富农。他的老伴殁了，他给女儿香草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一家三口艰难为生。我插队时，遵照公社革委会的指示，在村里开过对地富分子的批斗会，大叔也没逃过一劫。如今，面对曾经在批斗会上对他高呼“打倒！低头！”的我，他好像一点也不计较，他还感谢我40多年后还惦记着他们。他专门把我请到他家里，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看到他拖着病弱的躯体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我感到盛情难却。你若不吃这顿饭，就辜负了他的一片盛情。推杯换盏之际，我由衷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五

　　第三日清晨，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早饭是在丑娃家吃的。丑娃说：“上次孙秀玉回来住了两天。我妹妹银凤后来听说孙秀玉回来了，就问我：秀玉回来，你为啥不告诉我？因为没见到秀玉，她还哭鼻子。”说起丑娃的妹妹银凤，我还记得她。那时她还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儿上总挂着一丝笑意。丑娃说：银凤最爱和几个女知青在一起玩。秀玉总背着她，哄她玩。银凤对几位女生印象特别深。银凤后来嫁到距高堡五里路的雪白村，日子过得不错。我让丑娃转达我对她的祝福。

　　在丑娃家吃完早饭一出门，只见院子里一群婆姨蹲在地上，正在用报纸包裹鸡蛋。丑娃说，这是各家送来的鸡蛋，还有各色豆子和小米，绝对绿色环保，让我带到北京请家人尝尝。看着忙着打包和装车的乡亲们，我心里十分感动。打开车门，脚刚迈进车厢，乡亲们纷纷围拢过来，一再嘱咐我：“回去向知青们问好，告诉他们回来再看看高堡村。”我双手紧握，举过头顶，向大家道别。就要驶出村口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到，远远跑来几个人，我急忙刹住车，下来一看，是丑娃。他边跑边说：“这是银凤，我告诉她你回来了，她听说后，骑着摩托车非要跑来送你一程。”这就是那个招人喜欢的小姑娘银凤。她个子高高的，不胖也不瘦。已经做了母亲的她，显得有几分沉静和庄重。握手寒暄之后，我们在村口照了一张合影，再次道别后，我终于开车上路了。

　　打开音响，放着陕北民歌：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高亢苍凉的旋律在耳畔回响。望着远处的山峦和眼前的果园，我在想：这块土地养育了多少代人。我还要问：是谁让他们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呢？乡亲们说：是改革开放。土地承包，提高了家庭收入；封山育林，改变了大环境；新农村建设，提高了生活质量。这些变化，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坚信，只要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农村将会更加繁荣昌盛，高堡村也将会越来越好。再见，可亲可敬、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我祝福你们，我还会再回来，来看我的第二故乡的新发展和新变化。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情浓似酒乡情浓似酒郑钢转眼之间，阔别志丹康家沟已经40年了。岁月不饶人。当年来这里插队的知青都已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人到了这个年龄，怀旧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想起这一生所经历的事，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在陕北插队的岁月，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康家沟。

　　回京之后，我们这些在一起插过队的知青经常聚会，大家在一起回忆插队时的经历，思念着哺育我们成长的乡亲们，并经常给同事、家人讲起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讲起陕北人民的纯朴善良。在畅谈中，大家有了一个愿望，这就是：要再回康家沟，去看望乡亲们。

　　经过酝酿，大家决定利用国庆节放长假的机会重回第二故乡。我们乘车从华北平原到了陕西，汽车过了西河口驶入志丹县境内，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透过车窗向外眺望，一处处熟悉的山峦从眼前掠过，一个个熟悉的村庄把我们带到了40年前。我们在车上睁大眼睛一边看着、一边议论着，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当车开到李家湾之后，我们就看到康家沟的大峁梁。下了山，康家沟已经历历在目。

　　汽车刚在村口停下，一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回家来”的横幅映入眼帘。在欢迎的人群里还有不少是青壮年，我们离开康家沟时他们才几岁，如今他们已继承父辈的事业，在建设美好家园。

　　因为村里接待能力有限，志丹县的领导把我们20名回乡知青接到县政府宾馆。从康家沟到志丹县城有20多里地，沿途，我们看到许多采油机，志丹县的领导给我们介绍说：志丹是石油大县，陕西省的十强县。作为第二故乡，我们为志丹取得的光辉业绩欢欣鼓舞。

　　志丹县宾馆宽敞明亮，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县上的领导设宴款待我们。老知青分别与县乡村的来宾分桌落座，嘘寒问暖、共叙友情。坐在我们桌上的有何书记，他40刚出头，人很精干。我们插队时，和他父亲何万生在一起下地劳动，那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村里的重活都派他去做，当然工分也最高；这个人还特别乐观，春耕大忙时，每天早晨3点上工，他总是拿着一把二胡，边走边拉边唱，著名的陕北信天游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现在，何万生已经去世了，何书记的母亲郭兰生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他们家在村口盖起了两层小楼，日子越过越红火。

　　宴会上的饭菜有炖羊肉、猪肉炖粉条、酸菜粉、荞面饸饹、小米饭，摆得满满当当。志丹生产的糜子黄酒是低度的，很好喝，看到它就不由得想起插队时，乡亲们自己酿制的米酒，度数不高，有一种清醇香甜的味道。那时，二队队长谢志富家经常酿制这种米酒，谢队长的婆姨看到我们爱喝，就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喝这种酒，我们也无拘无束地像孩子一样尽情畅饮，谢队长用慈父般的笑容深情地看着我们，他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第二天，我们拜谒了刘志丹陵，为革命烈士敬献花圈，接着，我们沿周河川而下，向康家沟进发。汽车行使到双河乡之后，一个急转弯又上了新修的马路，车子停在了一个采油车间旁边，极目远眺，山梁上井架林立，路边，一辆辆油罐车又将原油运到炼油厂。原来，“广种薄收”的土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瘠的山梁已经变成富产石油的宝地。原来的山地，如今已经退耕还林，遏制了水土流失。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康家沟，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我们。大家相互端详着、寒暄着、回忆着，仿佛又回到40年前。在知青的邀请下，胡增汉又唱起了当年的信天游，我们也激动得随着唱了起来，那高亢凄婉的歌声，久久在心头萦绕。

　　中午饭就不用多说了，乡亲们杀猪宰羊，把陕北最好的饭菜摆上了大席。西凤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家常话拉了一段又一段。饭罢，村委会安排我们到各自的生产队走访，我们二队的一行6人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走进了乡亲们的家。家里变化都很大，城里人有的一应俱全，不少家庭的孩子外出务工上学，家境更富裕的家户在小河对面盖起了二层楼。

　　二队认识的人不多了，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被子女接到县城居住。当年我们二队知青居住的窑洞还在，听说我们走了以后改成生产队的库房。我们在窑洞前伫立许久，追忆着当年的生活场景，又和队里的乡亲们在窑洞前合影留念。

　　参观完知青旧居，顺着垴畔往下走，来到生产队羊圈旁边的一孔破旧的窑洞前。我推开窑洞大门向里望去，脑海中浮现出一件往事。那是在1970年秋天，窑洞的主人刘德胜患了急性胃穿孔，一口口吐血，还没有来得及送医院就去世了。他婆姨在这窑洞没住几个月，说这个窑洞里“闹鬼”，就带着四个孩子搬到娘家去住了。后来，这个地方成了二队社员开会学习的地方。那时，经常传达“红头文件”和“最高指示”，会议一开就到了深夜。当时村里不少人相信“闹鬼”，说是刘德胜的魂儿回家了！这窑洞说来也真怪，一到外面刮风下雨的时候，窑洞里就发出“嗵！嗵！”的响声，好像是有人在窑洞里踱步，而且风雨声越大这种响声也越大。我们知青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于是，我们决心要捉拿这个“鬼”。一天晚上，大风夹杂着大雨袭来，我们向谢队长要来了钥匙，打着手电进了窑洞，静心听着“嗵！嗵！”声又响起来。我和家平两人没有惧怕，而是顺着声音在漆黑的窑洞中寻找。响声是从窑洞的后掌里屋传出来的，摸到里屋有一面大土炕，炕上有一个投灶口，有6寸见方，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我让家平打着手电，我挽起袖口把手伸进灶口，往里一摸，一个瓦片卡在了灶口上方，因为灶口回风量大，致使瓦片左右摆动，敲着墙壁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而且风越大敲打的频率越快，越是夜深人静声音听得越清楚。原来，没有什么鬼，而是一个瓦片在作怪，这个“鬼”让我们捉到了。后来生产队在开会学习的时候，我把“捉鬼”的事情讲给大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听说窑洞“闹鬼”的事。

　　下了山坡，我们又到何支书家的“小洋楼”座谈了许久，他向我们介绍了康家沟的发展变迁，畅谈了今后的发展远景。欢迎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来康家沟，带上婆姨、孩子共同领略第二故乡的飞速发展。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亲待我最情真乡亲待我最情真王升1969年2月初，离春节已经很近了，北京的市民已闻到了春节的年味，我们却收拾起行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奔赴延安去插队落户。

　　一路上列车飞驰。越走，景色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经过几天在火车与汽车上的颠簸，我们十几个知青在中午的时候，被安置在一条山沟的沟口，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生产队队长杜福喜。“学生娃可来了。”他叼着烟袋锅子，一边伸出长满老茧的双手，同我们一一打招呼。

　　“队长，离咱村还远吗？”

　　“可远哩，得赶紧走，到家就天黑了。”队长的劲儿可真大。他捡了一个最大号的箱子背起就走，我们跟在他的后边。望着满眼光秃秃的山梁，山梁上，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放羊娃，目光呆呆地望着我们。当时，我心里想：这难道就是我们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吗？不知走了多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队长指着隐隐可见的窑洞说道：“到了前边那个村就是。”忽然，十几个娃娃，一窝蜂似地向我们跑来，热情地帮我们拿行李，簇拥着我们进了窑洞。窑洞里很暗，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还有一股怪味，这股味是从酸菜缸里散发出来的。炕倒是烧得暖暖的。还没等我们在炕上坐定，乡亲们就不住地问这问那，并端来热腾腾的油糕、米酒。过了几天我才知道，这些东西是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的，他们却慷慨地拿出来款待我们。那缸酸菜是各家各户凑的，虽然不好吃，却帮我们度过了春天。通过和老乡的聊天，我知道我们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在陕北属于中等自然村。老乡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我们村可好哩，砍柴方便。”当时，我觉得我们来插队，又不是为了砍柴方便。生活了没半年，这才知道，烧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人常说“开门七件事”，这七件事里有一件与柴有关。尽管说砍柴方便，但要往回背，背回来还要劈开、垛好，麻烦着哩。

　　记得刚开始我们同社员一起出工挑羊粪，队长给我们装得最少，和当地女娃一样多，可我还是觉得非常沉重，压得肩膀酸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们也渐渐和社员们一样了，同社员下地干一样的农活，吃一样的饭菜。陕北的小米饭可真香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觉得农民真伟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抱怨。不知不觉，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年，我同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三年，为我以后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不怕，吃任何饭菜都觉得很香。记得，当年我们和老乡上山挖野菜，中午吃小米饭时，就着野菜和陕北特有的酸菜，把肚子吃得沟满壕平。记得有一次我病倒了，同学们都出工了，我独自躺在窑洞里，这时，忽然门开了，我们邻居大娘从外面进来，她手里端着一大碗纯白面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她说：“娃娃，快吃吧，发发汗病就好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村民们日常吃的是玉米面、高粱面，有时还吃糠和麸皮。大娘家的情况我知道，劳力少，孩子多，白面可金贵了，不年不节的舍不得吃。大娘拿自家的白面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可真香啊，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碗面。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节约粮食。有时与家人或朋友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半拉馍或半碟菜，我也会打包回去。因为工作需要，我经常和同事到外地出差，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由于习惯不同，很多同事会不适应，我却从来没有感觉有任何的不适应。有过插队生活经历的人，好像对生活没啥挑剔。现在，我已退休在家，每当我回忆往事，最难忘怀的依然是陕北高原的父老乡亲和那高亢嘹亮的信天游。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千里寻干妈千里寻干妈刘瑞北风呼啸着，掠过首都北京的上空。在刺骨的寒风中，穿着各式冬装的人们，急匆匆地走在下班的路上。

　　忙碌了一天的我，拖着疲倦的身躯才走进家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妻子拿起电话停了片刻，便有些激动地转过头来说：“快，你的电话，是陕北来的。”

　　我一把抓过电话：“喂，是奇虎吗？”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正是奇虎。

　　奇虎在电话中说：“你托我打问一个人的情况，现在有了着落。”30多年来，我一直在打问一个人的消息，这个人就是我当年在延安富县插队时认下的一个干妈。得知干妈现在居住在山东菏泽郓城小王庄村，我的心里很是高兴。

　　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30多年来，四处打问干妈的消息，现在终于打听到了。这一夜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不知道干妈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决定明天启程去寻找干妈。

　　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买好了晚上的火车票。妻子自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消停过。她用了大半天时间买了好多东西，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

　　经过了10个多小时的车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我和妻子抵达山东郓城。一出车站，只见鹅毛般的大雪满天飞舞，大街小巷白茫茫一片，路上行人稀少，几辆出租车停靠在一个广场上。看到我们出来，司机们纷纷围上来招揽生意。我向司机询问：“去小王庄有多远？打车多少钱？”

　　一个瘦瘦的小伙子拉开车门对我说：“您上车，30公里50元，不多收您的。我家也在小王庄。”

　　我看小伙子是个实在人，就把行李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直奔小王庄而去。

　　开车的小伙子很健谈，从今天的大雪说到鲁西南的风土人情，从首都北京说到国外的都市。小伙子试探地问我们：“你们从北京来这里，是看朋友还是走亲戚？”由于下雪，汽车行驶得很慢，我就把当年如何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在插队其间又是怎样认识干妈，干妈走后，我又是如何寻找干妈的事情给他说了一遍。小伙子听完很受感动。他大发感慨：“你讲的事情太让我感动了，现在像你这么重情重义的人不多了！”停了一会儿，小伙子又说：“今天的车钱我不要了。就当我回家捎你们一段吧。”

　　“那可不成，车钱我们照付，只要你把我们送到干妈家就多谢了！”

　　由于雪天路滑，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村边的一个破屋前，汽车停了下来。

　　司机姓吕，对小王庄的情况很熟悉。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很高兴和您认识，您记住我的手机号，有事情打电话。”说完，又指了指旁边的房子说：“你要找的干妈就住在这里。她的老头死了，现在只有老太太一个人。”

　　接着，司机小吕又对着虚掩的门大声喊道：“刘大娘，有人来看你来了。”

　　我轻轻地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光线很弱，靠墙角的灶台前，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正在往里添柴。火光映出老人那布满皱纹的脸。

　　我大声喊了一声：“干妈，刘瑞来看您了。”

　　干妈一愣，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口里喃喃地说：“你是谁？你真的是刘瑞吗？”

　　“干妈，我真的是刘瑞啊，是您的儿子啊！干妈，您让儿子找得好苦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扑上去搂住干妈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时，干妈仰起头仔细地端详着我。当他看清了我真的是刘瑞后，顿时号啕大哭、老泪纵横。“哎哟！老天爷哟，真的是刘瑞来了，刘瑞看我来了。”

　　“干妈，就是我。是您的儿子来看您了。”

　　分别30多年，我和干妈在鲁西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相聚了。屋外正飘着大雪。

　　半晌，干妈摸着我的头说：“好儿子，别哭了，到炕上坐。”

　　我扶着干妈坐到炕上，然后又指了指泪流不止的妻子说：“干妈，这是您的儿媳妇，秀杰。”

　　秀杰抽泣着，拉着老人的手说：“干妈，这些年您受苦了。”

　　“没有啥，没有啥，这都是命啊。”

　　我插队的那个年月，陕北农村的生活十分艰辛。尽管如此，但老人对我们这些知青都十分疼爱，在生活上精心照顾，彼此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干妈的老伴死了，一个女人带着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光景过得十分苦焦。这时，正巧有个山东人，到陕北行医，干妈的老家也在山东，为了养活最小的两个儿女，老人就跟上这个老乡来到了山东。现在，女儿结婚到了青岛，儿子已经回到富县。前几年，山东的这个老头又死了，老人便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这间破旧的屋子里。

　　在干妈家住了两天，看着艰苦的生活环境，我和妻子商量，不能让干妈再在这里一个人生活了，干脆将她接到北京让老人在我们身边欢度晚年。于是，帮助干妈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第三天和村里的乡亲们道别后，我们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回到北京之后，原来与我在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朋友，听说我把干妈接到北京了，都闻讯赶来。杨向平、蒋娟娟、曹建、宋秀云、张文魁、尹德辉等十几个人，给干妈买了水果、点心、奶粉、衣服，纷纷前来看望干妈。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休息了几天，我带着干妈去民航总医院给她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老人除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耳朵背外，其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我给干妈买了些保健品，还有助听器。让老人家安心在我家住了下来。

　　干妈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原来蜡黄的脸上泛出了红晕，和刚来时相比，明显胖了许多。看着老人的精神越来越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天，干妈把我叫到身边说：“刘瑞，在你家住了大半个月了，我想回富县看看。”

　　“您就在这住着吧，回富县干什么啊？”我说道。

　　“富县还有狗娃子他们姊妹几个，也不知道现在生活得咋样？”

　　“您放心，富县这些年变化大着呢，您别担心他们了，踏踏实实就在我这住着吧。我把您养老送终。”

　　干妈长吁了一口气，带着忧伤的口气说：“还不知道狗娃子他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娘了。”

　　“他们敢不认，有我在呢，您放心。”我安慰着干妈。老人的眼睛湿润了。看得出，老人在痛苦的回忆中饱受着煎熬。

　　“干妈，您别难过，想回富县，我陪您去。”

　　经过我多次的电话联系，终于与干妈在富县的孩子们联系上了。2008年的夏天，我带着干妈回到了她阔别30多年的故乡。富县南道德后北沟村的村民，看着我将干妈接了回来，都感到十分欣喜。他们一股劲地说：刘瑞办了个大好事，让他的干妈能如愿以偿地安度晚年了。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一碗杂面一碗杂面马平安春节过了没多时，春耕就开始了。按民间的说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时节不等人啊！为了把握好农时，自春耕播种以来，我们每天上工的时间提前了，傍晚收工的时间也推迟了。每晚回到知青点上，等吃完晚饭，都快到后半夜了。

　　晚饭吃得迟,大不了晚睡一会儿，可中午那顿饭就把人弄紧张了。社员们下工回到家里,婆姨早就把饭做好了，男人进门就吃，饭后还能躺在炕上歇会。我们可不行,下工回来，马上就动手做饭。男生们挑水、劈柴、烧火，女生忙着刷锅、和面、洗菜。尽管六个人忙活，可经常是眼瞅着饭快熟了，上工的钟声也响了。每当我们听到钟声时，心里又急、又气、又无奈！

　　为了不延误上工,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吃些半生不熟的饭菜，应付一下肚子了事。久而久之，同学们体力下降,也明显地瘦了。不少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社员们从他们的饭碗里省一点饭给我们吃。那时候的粮食十分金贵,社员们每年的粮食也就只能吃大半年，欠缺的部分只能靠洋芋和糠菜来充饥了。

　　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好意思吃别人碗里的饭菜呢！尤其是我这个人,好面子又自尊,肚子再饿也只好忍着；再加上我又是知青队长，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得咬牙扛着，尽量别给队上添麻烦。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平地很少，除了村口有几十亩川地以外，大部分是坡地和山地。一天，我们在前川播种，晌午收工回到灶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开始动手做饭。当我们把玉米面发糕放到锅里以后，有的人因为太累，竟靠着被垛睡着了；有的坐在门槛上打瞌睡，我和大明坐在灶口前，不时地往灶里添着柴火。眼瞅着锅盖的四周刚刚向外冒出热气，上工的钟声又响了，随后，就听见队长那洪亮的吆喝声：“噢，上工的走！”

　　听着队长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望着同学们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掀开锅盖用指头按了一下发糕，只见被指尖按过的地方塌了下去，粘在指尖上的玉米面黏黏的，一点弹性也没有，显然发糕还没有蒸熟。

　　不能再等了，我的脑海里忽然想起李队长在春耕动员会上讲的话：“节气不等人……”我必须同社员们一起下地。想到这里，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柴棍在灶口的土灰里拨拉着。

　　“平安，你找什么？”大明好奇地问着。

　　“做饭之前，我在灶口里埋了几个土豆，想着下午出工前要是饭没做熟的话，吃上两个土豆也能管点用。”我一边说着，一边在土灰里寻找着土豆。

　　“呵，还真不少呢！”大明望着从灶口里捡出来的土豆，垂涎欲滴地说着。

　　我手里拿着两个热乎乎的土豆，对同学们说：“你们几个身体没我好，吃完饭再去吧。我顺便和队长说一下咱们的情况。”

　　大明一听就急了，对我说：“你老这样，身体再好也扛不住啊！”

　　望着大家体贴的目光，我一边嚼着土豆，一边对大伙儿说：“没事，我先吃两个土豆对付一下，实在扛不住了再回来吃饭。”

　　说完后，我大步流星地朝着饲养棚走去。

　　快走到饲养棚的时候，看见那里聚集着好几个社员,人们正忙着牵牲畜、领取农具，我急忙向前紧走了几步。

　　“咋就你一个人来了?”

　　“锅里蒸的发糕还没熟呢，大伙儿饿得够呛，吃完饭他们就来。”我一边和队长解释着,一边用手扛起一副铧犁。队长把牵牛的缰绳递到我的手上，我随着上工的人群朝村前那块坡地走去。

　　“嗬，从后面一看，还真像个地道的老农呢！”广如走在我的身后，幽默地和我打着招呼。

　　“广如又拿兄弟寻开心！论干农活你可是我师父啊，一会儿到了地头上，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

　　“犁地这活儿有啥学头，我看你上午不是干得挺好吗？”

　　“快别夸了，上午是李队长帮我把这套犁地的家什套在牛背上的，这一堆绳索看着就让人眼晕，我初来乍到，哪里会弄啊！”

　　“帮这个忙没问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看就会。”

　　我们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地头，在广如和其他几个社员的帮助下,一会儿的工夫，就帮我把铧犁套好了。我牵的这头牛，是李队长专门为我选的，它通人性，干活不耍奸，我模仿着社员们的样子，跟在他们身后在坡地上学着犁地。

　　没想到扶犁是个费力活。随着铁犁翻开的泥土不停地滚动,我的鞋壳里灌进了不少土。社员们穿的是圆口布鞋，随手就能把鞋脱下来，将鞋壳里的土倒出来。我穿的是一双球鞋，鞋上系着带子脱起来很费事,大家扶着犁把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前走，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影响后面的行进。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忍着，尽管脚丫子咯得生疼，也只能等到休息的时候再说。

　　由于这些天一直没有吃饱饭,刚干了一会儿,我头上就冒出了虚汗。我随手将松懈的腰带紧了紧，心里暗暗地嘱咐自己：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让社员们小瞧了咱们这些知青。

　　干着干着，突然，我感觉有点儿头晕，随后胃也痛起来了，还不时地干呕，嘴里老想吐酸水，扶犁把的手也越来越不听使唤。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分一秒地在坚持着。为了控制住左右摇摆的犁把，我弯下腰用胸口顶住犁把，然而，这种办法没过多久也不灵了。伴随着犁把越来越大的摇晃，眼前忽然出现了飞溅的火花，我好奇地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黑，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块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感觉后背暖暖的。

　　“先不要动！刚才我问过他们队的知青了，这娃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他是饿成这个样子的！”

　　听这声音，好像是贫协主席李大爷！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强迫自己回忆着记忆中的一切——我不是在村前的土坡上犁地吗？怎么会躺在这里呢？我仔细辨认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孔破旧的土窑,炕里边放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棉被，窑壁上贴着两张旧年画。屋里最显眼的物件，要数立在窑掌的那个柜子。虽然窑洞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但是主人却把它收拾得整齐干净。

　　突然，我耳边传来了脚步声。

　　“爷爷,叔叔醒了。”李大爷的孙子宝娃，望着我大声地喊着。

　　那年，宝娃不到四岁，由于山区的天气一早一晚比较凉，虽然已经开春了，但宝娃还穿着一身棉衣，脚上穿的棉鞋。虎头虎脑的宝娃长得高鼻梁、厚嘴唇，圆圆的脸蛋被风吹得像个红苹果。让人感觉最养眼的要数他后脑勺上留的那条小辫子，小辫透出长辈们对宝娃的疼爱。

　　“李大爷,我咋到您家来了？”我躺炕上对李大爷说。

　　“哎呀,可算是醒了。可怜的娃呀！你没吃的咋不给我说呢？”

　　李大爷操着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慈祥地望着我。他一边埋怨着我，一边对宝娃他娘说：“赶快给这娃做碗杂面条。”

　　“爷爷,我也要吃杂面条。”宝娃听到爷爷的话，跑到李大爷的身边抱住了他的腿。

　　李大爷听到宝娃的喊声，低头看了一眼，慈祥地用手抚摸着宝娃的头，对他说：“我宝娃乖哩，懂事。”

　　李大爷说完，转身朝邻居家的大婶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把宝娃带走。

　　宝娃被邻居家的大婶哄着，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窑洞。看着他满脸委屈的样子，我的心里十分难过。看着小孙子走出了窑洞，李大爷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走到柜子前面，打开吊在上面的一把铜锁，掀开上盖，将头和一只胳膊伸进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布袋子，转身递给了儿媳妇，对她说：“赶紧给平安做碗杂面条吃吧！这娃一满饿得不行了。面条擀得薄一点，煮得烂一点，面硬了娃娃的胃受不了。”

　　那时的陕北十分贫穷，麦面很少。谁要是生病了，只能吃上碗杂面条。当我手捧着那碗热乎乎的杂面条时,心里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愧疚。我望着李大爷慈祥的面孔，想起了远在京城的父母，想起从小就宠爱我的姥姥、姥爷。看着眼前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人，我内心一阵酸楚，泪水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落到了碗里。我眼含泪水，吃着那碗有生以来感受最深、感到最香的杂面。在我的心里，它不是一碗普通的杂面，碗里盛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这碗面不仅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善良的品德，同时也凝聚着老区人民对北京知青的无限深情。我默默地将这份至真至诚的情感收藏在了心里，让它成为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份记忆。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一位老知青的情怀一位老知青的情怀佑文40多年前，卢卫东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最南端——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插队；30年前，卢卫东离开杨沟村回到北京。在这30年间，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变迁，无论人生遭到怎样的曲折，卢卫东都恪守着一个人生信条：不忘杨沟村，不忘那里的父老乡亲，他坚持每年都要回一次杨沟村。他说自己只不过身在北京，而“根”却留在杨沟村。

　　插队时结下的深厚情谊

　　1969年年初，年仅16岁的卢卫东和他的姐姐，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他和姐姐被分到了当时属延安地区的宜君县五里镇杨沟村。

　　姐弟二人同时到一个地方去插队，这在知青中虽然有，但为数不多。时年只有16岁的卢卫东来到杨沟村之后，开始了劳筋骨、苦心志的艰苦磨炼，其间所经历的生活挫折、思想转变与绝大多数知青一样，所能讲述的插队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要说有点意思的，还要数他第一次探亲回家在路途中的经历，从中似乎让人能窥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某一个侧面。

　　插队之后，卢卫东因为年龄小，时常想家。每次从地里劳动回来，往炕上一躺，便想到母亲。在北京时，放学回家一进门，母亲便将饭菜端了上来；现在，受上一天的苦，还要自己动手做饭，这对于一个年仅16岁的小青年来说，“家”的概念应该是一种温暖。

　　插队的第二年，卢卫东想回家探亲，可路费凑不够。一个“娃娃家”一年能挣几个工分，自己养活自己尚且困难，哪有余钱去回家探亲。到了第三年，马上要过春节了，卢卫东又想到要回家，这一次，路费依然没有，但有另外一名知青也要回家，于是，二人便商量用“扒火车”的办法，看是否能实现一次探亲之旅。

　　卢卫东与同伴从杨沟村出发，步行30多里路赶到县城，坐上了宜君开往铜川的班车，再乘车赶到了西安。二人在西安火车站花1元钱，买了两张站台票，乘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然而，到了渭南，他们就被乘务员发现，并被赶下火车。于是，二人只得再花1元钱，买站台票继续北上。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们先后在洛阳、郑州、石家庄等地被赶下了火车，尤其是在从郑州到石家庄这段路上，他俩扒上一辆运煤的火车。列车呼啸奔驰，寒风飕飕。两个年轻人扒在煤堆上，冻得浑身发抖。到了石家庄后，列车员发现他俩后，要把他们再次赶下火车。卢卫东和伙伴一再向列车员解释，称自己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因没钱买票，才扒火车回家。遗憾的是，列车员并不相信他俩所说的话。无奈之下，卢卫东只好与同伴下了车，在石家庄的街道上溜达。饿得实在不行了，可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无奈，二人只好跑到餐馆去要饭。当晚，他们扒上了一辆开往天津的货车，然后又扒车才回到北京。从杨沟村出发，卢卫东和同伴前前后后经过了11天。

　　告别同伴后，卫东急匆匆地赶回了家。当时，他的头发像毡片，满身污垢，鼻孔、耳朵里都塞满了煤灰。当卫东敲开门，站在自己家门口时，母亲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卢卫东眼含泪水大叫一声：“妈！”老人这时才认出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正是自己的儿子。

　　卢卫东在杨沟村整整生活了10年。这10年间，他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半大小伙，成长为一个有思想、会思考、体魄健壮的青年。在与杨沟村的乡亲们共同生活的这10年间，他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尽管他知道自己最终会离开这里，但他还想到：有朝一日，只要他有了能力，一定要帮助这个偏僻的村子实现脱贫，让村民们都过上好光景。1978年11月，卢卫东离开了杨沟村返回北京。1980年春节，作为曾在杨沟村插过队的知青，他第一个回到了杨沟村。从这一年起，每到春节，他都会回到这个他生活了10年的第二故乡过年。

　　难忘第二故乡

　　1978年，卢卫东返城之后，在北京长途汽车公司当上了一名汽车司机，不久后，他停薪留职，做起了皮鞋生意，几年下来，有了丰厚的资产。然而，富了的卢卫东没有忘记杨沟村的父老乡亲。1987年，他和姐姐卢志红带了十几万元的现金，想在杨沟村办一个砖厂，来帮助这里的群众脱贫致富。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程度难与现在相比，再加上其他原因，砖厂最终没有办成，还将卢卫东所带来的资金损失了一半。那个年月，那可是一笔不少的钱呀！

　　办砖厂失败，并没有让卢卫东丧失对乡亲们进行帮助的拳拳之心。1998年，卢卫东把生意交给朋友打理后，再次带着资金回到了杨沟村。经过认真考虑，他决定利用杨沟村的自然优势，办一个生态养鸡厂，带动当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致富梦想。村党支部、村委会对卢卫东办养鸡厂给予大力支持。此后，卢卫东开始雇人建鸡舍，聘请技术员对招用的村民进行技术培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个颇具规模的养鸡场终于建成。后来，由于人员、技术及市场等多方面的原因，养鸡场又倒闭了，他想带领群众致富的梦想再次化为泡影。

　　68个孩子的“父亲”

　　几次失败下来，卢卫东损失了几十万元，而自己的皮鞋生意也逐渐萧条。但是，他帮助杨沟村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并没有变。与之前不同的是，卢卫东没有再回到杨沟村建厂，而是选择将山里的村民带到北京来打工。第一个被他带到北京的小伙名叫欧友谊。小欧起初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修理工。由于他人聪明，又能吃苦，很快就得到了修理厂老板的青睐。经过十多年的打拼，欧友谊不仅成了一个技术娴熟的汽车修理工，而且自己在北京也办了一个汽车修理厂，当上了老板，购买了两处住房，并在北京成了家。欧友谊的成功让卢卫东意识到：帮助杨沟村村民拓宽就业门路，不正是帮助他们致富吗？此后，卢卫东陆陆续续从杨沟村和周围的村子，先后将68个山里娃带到了北京，帮他们找工作，提供吃住。

　　如今，这些山里娃，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当了司机，有的当了保安，有的在饭店当服务员，其中一些人还在北京成了家。每逢节假日，这些孩子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卢卫东家里相聚。他们有什么困难、困惑，都会向卢卫东倾诉；有的孩子生病了，卢卫东和妻子到医院去陪护。在杨沟村村民的眼中，卢卫东就是68个孩子的“北京父亲”。

　　外人对卢卫东为杨沟村几十年来做的这些好事不太理解。不用说别人，就连他母亲也常念叨说：“那个地方究竟有多好，让卫东几十年来，每到春节就撇下我往那儿跑。”卫东知道母亲的心事，于是，在2005年，卢卫东专门开着车，带着母亲和家人来到杨沟村，村民们热情地接待了卢卫东一家人。

　　乡亲们向卫东的母亲历数着卢卫东多年帮助他们办的一件件好事、实事。母亲听完之后，这才明白卫东与杨沟村的父老乡亲结下的这份情意了。她对卫东说：“你干的都是好事。为了这里的老百姓都富起来，你干啥，妈支持！”据统计，30年来，其他不说，光卢卫东从北京到宜君来回路上的花费就有20多万元。

　　一位朋友劝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杨沟村还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你能管得过来吗？村里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困难，你能帮助他们解决吗？”听了朋友的话，卢卫东笑着说：“我在杨沟村生活了整整十年，尽管我在那里吃了苦、受了罪，但正是那些坎坷和磨难锻炼了我，使我感受到人间真情的可贵。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只要有机会、有能力，我会继续为杨沟村的乡亲们付出。”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未了的情无言的爱未了的情无言的爱彭嘉英安桂湘唐人孟郊有诗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春晖”来比喻慈母的恩爱，再恰当不过。那是经历过严冬的人，最能感受到春晖的温暖；那是不知乡关何处的游子，最能感念母爱的深沉。自退休之后，喜好披览闲杂书籍，每次读到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便会想起插队的岁月，想起陕北的山和水，想起与陕北父老结下的割不断的情缘。

　　我俩在插队之前是同班同学，插队之后，又分到一个生产大队——延安县临镇公社义家塬大队。这里是延安县的南部塬区。说是塬，实际上是一个梁峁相嵌、沟塬并存的偏僻之地。不过在延安来说，只要地名带一个“塬”字，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相对要比山沟里好，起码一年能收一茬麦，在吃喝上也比拐山沟里强。

　　我们刚到村上的时候，先认识的是生产队长和我们的房东。房东姓李，叫李新敬，他爱人叫许花琴。他们是逃荒流落到任家塬的。记得，我们有时替许大娘写家信，她娘家的具体地址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桐寨铺。河南人口多，经常遭荒。冯小刚将刘震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温故——一九四二》，讲的就是河南发生的灾荒。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也发生过好几次蝗虫灾害，灾害使中州大地赤褐一片，颗粒无收。许大娘就是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一次灾荒中背井离乡的。那一年，许多河南人背着花格子粗布捆成的包裹，拖儿带女，一路颠沛流离。在逃荒的途中，有人辗转于沟壑之中，有人不知所终。大娘一路讨饭，一路向西走。当时，他们的小女儿出生才几个月，模样长得俊俏，十分讨人喜欢。在逃荒的路上，有许多好心人要收养大娘的小女儿，大娘舍不得。她说：我们娘俩再苦再难，也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就这样，她们辗转来到了延安，十几年后，又成了我们的房东。

　　插队生活，五味杂陈。对于少小离家的知青来说，“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磨出两手老茧，炼出一副铁肩”，这些充满豪情壮志的语汇，知青们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成了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对于“苦心志、劳筋骨”，我们似乎早有思想准备，而对于“饿体肤”，我们好像准备不足。当时，知青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刚插队的第一年，吃的是供应粮，每月几十斤，只能吃20多天；后来，按工分分粮，分到的原粮去壳除皮，也所剩无几，因此，吃不饱饭似乎成了知青们的一种集体记忆。对于我俩来说，吃不饱饭除了粮食短缺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家教所养成的一种习惯。吃饭要讲礼让、讲吃相，要细嚼慢咽，不能吧咂出声响来。这样一来，舀起第一碗饭刚吃完，回到窑里舀第二碗时，只剩下盆底的一点稀汤。少吃一顿两顿，倒也没啥，可时间长了，人就饿得有些撑不住。作为房东，许大娘从窑里出来进去，把这种情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她隔三差五地给我拿一些煎饼、米黄和玉米面发糕让我来充饥。后来，大娘干脆提出让我到她家入伙吃饭，起先，我有些不好意思，可经不住大娘三番五次地催促，我就到大娘家入了伙。当时，农村的饭菜十分简单，多半是玉米和其他杂粮。许大娘心细，做得一手好茶饭，经常给我们调剂花样，粗粮细做。那年头，一天能吃上一顿热汤面就算是好光景了。当时，我们还年轻，不懂得人情世故。其实，许大娘家的生活也十分困苦。她上有一个70多岁的婆婆，下有五儿三女，全家老少十一口人的吃饭、家务、衣服的缝补洗浆，全靠大娘一个人来操持。大娘家中的家务活本身多，再加上我们入伙吃饭，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尽管这样，大娘还是一门心思来精心照顾我们，有时还给我偏吃另喝。过上一段日子，大娘给我烙一次烙饼，不仅让我们吃饱，临走时还让我带上。当时的陕北农村，吃饱饭尚且困难，花钱买盐、买点灯用的煤油，给孩子扯布做衣服，全靠养猪和养鸡。鸡下了蛋，大娘家舍不得吃，就连她家最小的孩子想吃一个鸡蛋，大娘也舍不得给。她将鸡蛋攒起来，到供销社换成钱。可每次，她都要留下一些鸡蛋给我们吃。有时，我们生病了，大娘便心疼地来探视，转过身，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片，上面还卧着两个荷包蛋。吃着大娘送来的饭，心里除了感动，还有愧疚。我与大娘不沾亲、不带故，她将我们视为己出，其情其意，让人感到无法偿还。

　　大娘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她见了我们不叫名字，总是喊一声“娃儿呀”！就在这种呼唤中，我们渐渐地成熟了，懂得人情世故了，体魄也健壮了。这样温馨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我招工离开了大娘家。离别的那一天，大娘和我拉了许多话。她千安顿、万嘱咐，要我出去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有空常回村里来看看。

　　古语云：一饭尚铭恩，何况大娘对我的百般照顾，从一粥一饭、到一丝一缕，将慈母般的情和爱全都给了我，我怎么能忘记大娘的厚爱和恩德。自参加工作后，每有空暇，我都要回村去看望大娘，我与大娘一家人结下了割舍不断的亲情。我工作单位的同事，都知道我在农村有一位大娘。我在延安上党校时，大娘曾来看望过我。我工作的单位在富县。大娘为了看我，她从临镇起身，倒几次车，才能到达我工作的单位。每次来，她总要带许多东西，还一股劲地说：“你成家了，花销大。大娘带的这些土特产让你们尝尝。”我调回北京后，与大娘的来往没有过去方便，但每次回到延安，我第一个要见的人便是许大娘。每年在春节前夕，我都要给大娘寄点钱。钱没多少，表达的是我们的心意。

　　我与许大娘从1969年相识，直到2011年大娘去世。在40多年间，我们所结下的这份亲情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大娘的儿孙身上。我与爱人安桂湘是同班同学，又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插队，招工之后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共同认识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许大娘。这是一种缘分。缘分经过岁月的沉淀，就升华成一种亲情。

　　今年，是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5周年。现在，老知青们大都退休了。有时，几个“插友”遇到一起，在交谈中，大家好像有一个共同感觉，这就是：越上年纪，对那段艰苦的插队生活就越怀念。有时，我和桂湘也在一起说：人很怪，将在一起欢笑的往事都忘记了，却把在一起哭鼻子的事记得那么牢；将喜庆的时光都忘记了，却将在一起受苦受累的日子记得那么清楚。说着说着，我们又从这位大娘说到一位大叔。如果说，我们对大娘有一种未了之情的话，那么，我们又从大叔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爱。我们所说的还是插队期间的事。好像是1970年的冬天，公社抽调我俩绘制“战备图”。当时，中苏交恶，一年前曾在珍宝岛上干了一仗。当时有一句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绘“战备图”就是战备。要绘好这个图，我们拿着公社出具的介绍信，走到全公社任何一个村庄，凭着介绍信，就会有人来协助我们工作，解决我们的吃住问题。当时，每走到一个村子，就由村上安排吃派饭，每人每顿交四两粮票两毛钱。一般来讲，生产队给哪一家派饭心里都有数，会将家庭生活条件好一些、卫生条件好一点的家户作为派饭点。那一天，我们到了姚家坡大队，中午吃饭时，我们被派到一个社员家里。这家人的家里很整洁，窑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我们走进窑里后，发现窑里只有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有50来岁。我们进门叫了他一声大叔后，就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大叔也没有和我们有过多的言语，他看着我们只是笑一笑。陕北人大都是这样，不会花言巧语，不会说客套话，但对人特实诚。不一会，大叔就将饭端了上来，是干捞面。这种饭在当时的农村来说，算是上等的好饭。要吃一顿纯白面的干捞面，只有逢上四令八节，或是招待尊贵的客人。大叔将面端上来之后，随即又端上来四个小碟：一碟盐面，一碟辣子面、一碟酸菜、一碟油泼韭菜。我们将这些佐料和小菜分别拨进碗里，捧着碗就吃开了。没想到，第一口吃下去，觉得味不对，有一股膻气。我俩都着不得羊膻。可这一筷子挑下去，羊油泼出的韭菜已经和面搅和在一起，便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等吃第二碗面时，我们光拨了其他三碟佐料，而油泼韭菜动也没动。怕大叔看见我们吃饭还挑三拣四，我俩互相对视了一下，没说任何话。我们吃着饭，大叔蹲在地上吸着烟。临走时，大叔给我们笑了笑，这就算和我们打过招呼了。

　　晚饭依然安排在大叔家。我们一进门，就能看得出，大叔在门口等待我们多时了。饭同样是干捞面，同样是四个小碟，可我们再也没碰油泼韭菜。这时，蹲在地上吸烟的大叔站起来说：“把油泼韭菜调上。我不知道你们不吃羊油。中午的韭菜是羊油泼的，有膻气；这是清油泼的，没膻气。你们慢慢吃。出门在外不容易。”说完，他又蹲下来吸烟，眼睛朝着窗外，看着院子里有一群鸡在啄食。

　　这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却莫名其妙地在我们心中藏了40多年。淳朴厚道的陕北人，话不多，但心里啥都明白。在大叔家吃的两顿饭，给了我们人生一个启迪，这就是：要善解人意，要多做少说。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年夜饭年夜饭李鹏40多年来，每逢大年三十，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在甘泉插队时吃过的两顿年夜饭。

　　1969年2月，我们六个北京知青来到甘泉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插队。陕北一进入腊月，过年的气氛便一天浓似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打扫窑洞，换窗户纸，贴对联。窑洞的脑畔上、院子里的柴堆上和山峁峁都覆盖着厚厚的白雪，闪着刺眼的光，映照在村里人憨厚的笑脸上。劳累了一年的人们就要迎来他们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而我们几个“北京娃”也即将在这个小山村度过平生第一次远离父母、远离都市的春节。

　　也许是乡亲们怕我们孤独、想家，几天来，不断有村干部和老乡到我们的住处来嘘寒问暖、拉家常。大队还专门派妇女主任帮我们准备年茶饭。队长家的那条大白狗也不住地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一个劲儿地摇摆着尾巴，好像有意在安慰我们。

　　除夕夜降临了，天空依旧飘着雪花。有几家村民按照队里的安排，把我们几个分别拉到自家去吃饭。我去的那家主人叫任全世，是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当过兵，复员后回家务农。他把我让进院子后，冲着窑洞喊起来：“快出来，来贵客了！”随着窗纸上人影的晃动，窑门“呼啦”一下子打开了，跑出两个半大不小的男孩，拉着我就往窑里走。老任的婆姨笑眯眯地忙拍打着我身上的雪花儿，把我往窑里迎。

　　炕桌上早已摆满了油馍馍、炸油糕、炖猪肉、大烩菜、黄米饭，还有一陶罐儿米酒。老任和我鞋也不脱，盘腿坐在炕里头。炕烧得热热的，大人、娃娃围坐在炕桌边儿。老任借着油灯放射出的光亮，一个劲儿地往我的碗里夹菜，还把米酒倒进两只大海碗里，让我和他一口干掉。那米酒稠稠的，像是玉米面糊糊，但喝进嘴里酸甜酸甜的。我和老任一碗接一碗地喝着，喝了一会，酒劲渐渐上来了，我的脸红得就像窗户上贴的红窗花。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他家里的人，没有了主客之分。老任说：“你们北京娃才十几岁，就来到咱这穷山沟沟里受罪，不容易呀。”

　　陕北人实诚，话少，为人做事十分厚道。老任尽管在外闯荡过几年，但还是陕北农村人的秉性。他一股劲地让他老婆满碟子满碗地往上端，我俩一股劲地喝着酸甜可口的稠米酒。外面大雪飞舞，窑里暖意融融，一直到深更半夜，这年夜饭才算吃停当。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村里的男女老少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起了秧歌。他们或许是在企盼用震天的锣鼓声驱走贫穷，用多姿的秧歌舞迎来好年景。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刚刚步入社会、跃跃欲试要“改天换地”的知青还沉浸在“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情绪中，沉浸在昨晚“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头坐”的喜悦回味中。

　　可我哪里知道，除夕夜的一桌酒饭，不仅是老任一家特意为我备下的，也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吃到的一顿最丰盛的饭。他们倾其所有，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甚至还借钱买肉来招待我，就是为了让我吃好、喝好，不想家。

　　1971年底，我被分配到甘泉县城关小学实习，放寒假的时候，我没回北京，决定一个人在甘泉这个有“美水之乡”称号的小城里过一个春节。

　　城关小学的教导主任名叫王进兴，他鼻子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表情总是带着愁苦，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的家境也的确贫穷，一群娃娃都没有成年，婆姨还有病，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除夕这天一大早，王主任就隔着窗子对我说：“今天晚上哪里也别去了，到我家来吃饭。”我不愿意给他添麻烦，便委婉地推辞了几句。王主任见我推辞，便用一种不待商量的口气说：“你一个人不容易。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过年。天黑我来接你！”王主任的话深深感动了我，我无法再拒绝。

　　在王主任家的炕桌上，照例摆着陕北人传统的年茶饭。油糕、油馍馍、炖肉，七碟子八碗，摆了一炕桌。王主任和我盘腿坐在炕边，互相敬让着喝酒、吃菜。窑洞里热气腾腾，王主任和婆姨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招呼我要多吃点儿。透过散开的水蒸气，我环视着窑洞里的四周。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三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娃娃身上。只见他们站在窑洞的一角，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饭菜，眼睛露出饥饿的神色。看到这一幕，我夹菜的筷子一下子停在半空僵住了。大男娃见状，不好意思地拽拽两个弟弟的衣袖，冲我说：“叔叔，你吃呀，快吃呀，我们不饿。”

　　“让娃们一起吃嘛!”我向王主任说道。我明白，这是一句带有客气和自我安慰的话。话是说了，但我的心里难过极了。

　　“去去，出去耍，等一阵儿你们再吃。”王主任轰赶着三个娃，又转过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娃们不懂事，娃们不懂事。”此时，我只觉得眼里发热，鼻子发酸。

　　我在城小实习的时间虽然不是太长，但我知道，王主任家的生活十分困难。他和婆姨娃娃，一年到头也尝不到一点荤腥，但他为了让我过年不孤单，竟借钱打酒、买肉来招待我。

　　我在甘泉连插队带工作总共待了11年。11年里，我学会了思考，有了一种平民视角，有了一种平民情怀。岁月如流水，除夕年年有。可不知为什么，我这大半辈子，老是忘不了在甘泉吃过的两顿年夜饭。老任、王进兴主任，以及他们的家人和那透着温暖的窑洞，总在我心中萦绕。有一天，我们老哥仨再能盘腿坐在陕北的热炕上，吃上一顿年夜饭，那该有多好啊！黄土蕴情我的精神家园乡下来客乡下来客刘蕴秋我在延长县插队两年后，被招工招在了延安大修厂，在厂里当了近7年工人。在这7年间，我与村里的老乡有着密切的来往。那时，延安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延长到延安，算得上是出远门。因此，有老乡路过延安找我时，我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

　　最早来找我的是福儿，他是出外当民工路过延安，正赶上吃中午饭。当时，厂里食堂的伙食极差。福儿来的那天，食堂里只有两个菜，一个是萝卜炒土豆，另一个是凉拌洋白菜。那个萝卜土豆炒得极难吃，既没颜色又没味，烂乎乎的像剩菜；那个凉拌菜还凑合，焯过后还绿绿的，有股酸辣味。

　　我认为那个拌菜比炒菜要好吃。可是吃饭时，福儿光吃那个炒菜，基本不动那个拌菜。我问他：“这个凉菜挺好吃的，怎么不见你吃呀？”福儿说：“那是拌菜嘛。”他又指着炒菜说：“这是炒菜。炒菜是用油炒的，总比拌菜好吃嘛！”我知道了缘由，便劝他说：“那你就多吃炒菜。”他客气地说：“你也吃，你也吃。”看他吃得很香，我心里一阵难受。老乡们太恓惶了！这么难吃的炒菜，居然还说好吃！只有肚子里过于缺乏油水的人，才觉得炒菜好吃。

　　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两个人，是村里的两个老汉。说是“老汉”，其实也就50多岁。那时的农村人不经老，一过50岁，人的老态就出现了。这两个老汉好像是来延安看腰腿病。俩人一高一矮，高个的外号叫“三道弯”，当然，那是村里人给他起的绰号，我可不敢这么叫他，人家是上年纪的人了。

　　两位老汉对我说：“一满没进过工厂，带我们转转，见识见识。”那天，我上夜班，正好白天有时间，便带着他俩到各车间去转了一转。

　　两位老汉走进车间后，眼睛有些不够使，看什么都新鲜。铸工浇铸刹车鼓模型，钢花四溅，二人看后不由惊叹：“咦！这活危险哩！”看到下一个工序，见到工人们正清理浇铸成型后的铸件，又赞叹说：“咦！这么快就做成了！”

　　那段时间，食堂里经常吃的是高粱面饸饹。饸饹是用机器压制的，我们称之为钢丝面。这种面又涩又硬，胃口不好的吃了很难消化；炒菜几乎不见油水，跟白水煮的差不多。见两个老汉来了，我事先用煤油炉给二老煮了一锅大米红芸豆粥，那是我探亲从北京带来的。我又从食堂买回两份饭菜来招待客人。室友为方便我们拉话，到别的屋子去吃了。我给二老每人盛了一大碗红芸豆粥，稠乎乎的，散发着香气。二老吃得很高兴。“三道弯”边吃边对那个老汉说：“咱种了一辈子庄稼，还不晓得这是什么豆子。”那个老汉说：“是哩，是哩，一满没见过这种豆子。”

　　两位老汉在我那里待了近一天，聊了不少村里的事。傍晚，他们说要走，我问这么晚了住哪里？说是住亲戚家。晚上我上夜班前，将两位老人送到了厂门外。

　　第三个来找我的是牛儿，他是上午来的。他一见到我就说：“修完路准备回家，天不明就上路，走了百十里，累得太太哩。”我说：“你先吃午饭，吃过后，就在我的床上歇一歇。”那天正好宿舍里几个人都上白班，我对牛儿说：“你睡你的，下班我叫醒你。”他说：“好！”看来他真的是太累了，出民工两个多月，工地上的伙食不好，活又重，他变得又黑又瘦。

　　吃罢了午饭，他倒头就睡，直到我下班回宿舍，他还没睡醒。我叫醒了他，告诉他该吃晚饭了。后来的事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晚我睡觉时，半夜感觉身上有虫子在爬，开灯一看，是个虱子，慌忙再找，又找到一个。第二天，我晾晒了被子还用开水烫了一下床单。

　　第四个来找我的是郭管子，他也是去出民工。他一见我就说：“麻烦你给我找个地方，我要住一晚上。听人说明天延安有空军来跳伞表演，说什么我也要看一看。”当时，我们也接到通知，说有新疆军区的空军来表演跳伞，全厂放假一天。郭管子在我那里吃过饭后，我去男生宿舍给他找住处，有一个男生探亲回家了，床正好空着，跟那个宿舍的人说好后，当晚，郭管子就在那床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郭管子跟着我们，去了跳伞表演场地。那是在延安机场东边的一大块麦田里。那次表演非常精彩，飞机一架架从机场起飞，又用汽车循环着把跳过伞的伞兵拉回机场，尔后再飞回来。飞机飞到上空后，伞兵们一个个从空中落下，他们有的在空中挥舞彩带，有的在空中摆出一个多人拉手的造型，跳伞形式各异，花样百出，且男兵女兵都有。尤其是伞兵们所用的伞都是专用伞，色泽艳丽，非常好看。霎时间，麦田上空绚丽多彩，伞兵们落在离哪片人群近的地方，哪片人群就发出嗷嗷的欢呼声，人人都像小孩子。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跳伞，我高兴，更为郭管子高兴，我知道他也在人群中跳跃，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最近，我在北京知青网论坛上看到一位插友2006年回村的照片，我竟在照片上看到了牛儿和福儿。他二人都老了。尤其是牛儿，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从福儿的大眼睛上，还能辨认出他当年的模样。听这位插友说，郭管子已不在人世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想来，本文中提到的那两位老汉恐怕也已归了道山，我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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