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典藏本）--大家讲史（典藏本）_陈旭麓著_9787101107753

　　陈旭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理论体系蜚声史坛，学术研究以思辨见长，分析精当，文笔生动。《大家讲史：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典藏本）》选取作者有代表性的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按照时序与专题相结合进行编排。
　　作者说：“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新旧杂陈，新陈代谢，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其复杂性所在。因此，要理解这段历史，就不能不依靠思辨以揭示这种复杂性。作者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命题，都进行了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辨析。如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对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研究，对“中体西用”的历史演变和内在矛盾的阐释，对秘密会党、军阀对近代社会影响及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的探讨，等等，都发人深省。在历史人物研究上，作者主张“知人论世”，将人物放到时代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加以考察、认识和理解，揭示其性格与思想的复杂性，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如对道光帝、光绪帝、李鸿章、孙中山与鲁迅等的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前此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的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记录。
　　前人艰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后人论述历史的珍贵内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后人热烈探讨的对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哲人，尽管年经百代，地异欧亚，人们总不会忘记他们，反复考订他们的生平，咀嚼他们的言论，弃其糟粕，吮其精华，以开创自己时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虽然未必尽当，但我是这样努力以赴的。
　　论史与铺叙地写历史长编不同，论什么，怎样论，作者有较大的选择和自由，不必从头说起，面面俱到，主要在于抓住问题，突破一点，层层剥绎，究其底里。那么，问题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教学准备和阅读史籍中，日积月累，熟悉的东西多了，以此例彼，就会产生疑团，就会有问题从书中跳出来，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终至一吐为快。如谭嗣同有冲决一切网罗的民主精神，何以迈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体西用”是19世纪后期一代人引进西学的宗旨，何以长期归之于洋务派的张之洞一两个人的“乐道”？清朝统治者亟谋自保而编练的“新军”，何以会走向它的反面？我写的这些篇章，大抵由此构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现实中提出来的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或从见闻中一再得来的感触，驱使我去追溯历史，寻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现实的近亲，现实中的许多事物还有它的影子或残迹，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象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夷”、“洋”之辨，“革命与改良”这类文章，便是循这一思路而命笔的。
　　此外，任何学科都有长期存在的争议和经常冒出的分歧。变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会，论述它的历史更是如此。建国三十余年来在近代史领域中有过多少这样的问题！这些争议和分歧的问题，对专业者来说，没有不乐于去思辨的，并就了解实情而有确见的课目，认真论述，是为学的分内事。如近代史的起讫年限，《李秀成供》的真伪，《瞿秋白年谱》的序言等篇，我写了自己的看法。其间也有自己论文招来的驳议和反驳议，关于探讨冯桂芬思想的两篇，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何对待驳议？应该是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
　　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第一，立论第二，那是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检验真理的准则。让历史说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尊重事实，事实是立论的基础，如果事实不实，游谈无根，立论就没有不歪的；一层是说一切设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让事实表现出来，如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设施，就会受到客观事物的惩罚，即是历史说话。但是，用文字撰述的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撰述历史的人都有他的社会性，也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里，他们没有不受社会性的制约，也没有不受所在时空的制约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而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决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而对现实则是歪曲。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边岸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1983年2月）

　　《大家讲史：中国近代史十五讲（典藏本）》：
　　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而是历史自身所固有；也不是离开人的认识由它自己报称的，而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取径与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前此对近代史分期标准的讨论，有着眼于阶级斗争的，也有侧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即使共同以阶级斗争或社会经济发展为标志，在编纂史著的具体运用中也有各自的理解和选择。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但这样，看不出变革的性质，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为了较完整地表述我的想法，我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我使用近代化一词与现代化有别），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我们现在研讨近代中国110年的变革，大谈近代化而讳言资本主义化，因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的建制却又是失败的。而“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虽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集中反映“五四”精神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也还是资产阶级的范畴，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但是，我们已在陈述资本主义的罪恶，憧憬社会主义的前景，而历史的现实，我们不喜欢资本主义又回避不了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又脱离不了民主主义。30年代，柳亚子在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说的一段话，颇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受。他说：“封建制度的时代已过去了，社会主义的实行也许在最近的将来。但现在——现实的世界，想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吧！我早就对（邵）力子讲过，我们不作空虚远大的幻想，我们只要做成一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比较有价值的志书就称心满意了。”①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之所以乐于使用近代化一词，因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既不排斥那时的资本主义现实，又较能体现中国人前进中的感情和脚步。
　　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历史线索是引之弥长的观念化了的历史链条，链条不是光滑平直的，而是有一个一个环节的，这些环节就是产生重大事件或历史转折的年份。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苏联影片《难忘的一九一八年》，最近问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都是抓住历史链条上的环节而编著的。我们要是写一本《-九七六年》，写出那地动山摇、泪洒乾坤的悲壮日子，将是一本多么牵动人心的书。如果说以年系事的编年史是平均地没有区别地对待历史年份，那么历史线索则要从长串的历史年份中找出其环节性年份；抓不住环节，也就很难理出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来。不分阶段是历史编纂学的倒退，其理由也许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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