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镇是个什么所在，让贺龙一干人等如此着迷，花几年的时间在此周旋？并且从此以后，随着贺龙革命的几起几落，他还将反复在这小镇上出现，他手下的得力师长贺锦斋，也就在小镇后面的山坡上陨落，在突围战中，以身殉职。小镇此时的名字还是宜沙，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之中，却正有小津市的美名。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津市是个什么所在，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概念，不妨多说两句。津市是洞庭湖西边的一个小城市，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澧水，奔流到此就从容驯服了，直至缓缓注入洞庭湖。在运输全靠骡马和水流的时代，整个澧水流域的物产，诸如杉木、桐油、茶叶、棉花、山货等等，都顺水而下，从这里转大船运往长沙武汉，再散向更远的地方，而在农村很金贵的一些外来物品，如煤油、食盐、铁器等等，都从这里逆水而上，最终分散到家家户户中去。所以津市就成为一大口岸、地方枢纽，五方杂处，物阜民丰，在当日的澧水流域，正相当于今日中国之上海。
而泥沙这个小地方，要沿澧水上溯，一直到一条叫作碟水的支流，再靠老练水手撑篙，壮汉拉纤，越过无数激流险滩，河面越来越窄，河水也越来越清澈，经过几天筋疲力尽的跋涉之后，突然一个拐弯，一个小镇就出现在眼前。小镇在河岸的石头之上，依山顺势而建，鳞次栉比，与环境完全协调一致，像自然生长在这左岸山坡上一样，虽然都是木板房，倒也别有韵味，各色居民都随着自然的节奏，按照自己的章法，有条不紊做着自己分内的那点事情，身心都很安宁。镇上做生意的，大多都是江西人，追溯起来，可能还是江西填湖广的结果。这是一个崇山峻岭的所在，放眼望去，都是奇峰怪石，既秀且险，山下略平坦处，梯田错落有致，房舍星布其间。从此地再翻过一个山就是湖北地盘了，湘鄂交界处，百里之内这是唯一一个通道。湖南的最高峰，也正在此地，大山巍峨，溪水湍急，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就是个彻底的世外桃源。
贺龙缴枪在1916年，《年谱》准确的记载，是1月21日，不知道是阴历还是阳历，若是阳历，这一天就是1915年的腊月17日，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若是阴历，这一天就是1916年元宵节后的一个礼拜。此时的泥沙小镇，正是鼎盛时期，人口达到五万[1]，水路上下的船只，每天在百余左右，陆路过往的商旅，每天在万余上下，镇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商业信用与诚实之风，为各地之冠，所以得了小津市之美称。小镇的南端，有一座青砖白墙的巍峨建筑，高高的风火墙，与街上的木板建筑截然不同，格外显眼，高高的正门上，一块长约四尺的横额，“海国流芬”赫然映入眼帘，通过此大门，每日有大量人员与财物进进出出，这就是著名的泰和合茶号，小镇的繁荣，实靠它来支撑，流芳海国的，正是这里做出来的红茶。此时通过这个门送出去的茶叶，已经占整个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茶号的主人，并不追求财富的个人积累，却主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有各种长远规划，修了七百里的骡马驿道，一律青石板铺就，宽可容两匹骡马并行，如今大多都保留了下来，当地人叫作“骡马路”或“大路”；浚通河道，减少水运事故；劝说地方顽劣不吸鸦片，扶助老幼，甚至搜集编辑地方传说，形成了有模有样的地方戏剧。以往普通的茶叶，终于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一时真正物阜民丰，家给人足，小津市之名随之而起。
给小镇带来二十年繁华的香山人：
长话短说，1887年的时候，有一帮广东香山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带了湖南官厅的矿物开采证，以及各色勘测器，奔湘西北淘金，风尘仆仆来到泥沙小镇，暂时安置下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就在小镇三十公里外的大山里，名叫九台山。在小镇上雇了人工，就向山里进发，在与各种困难做斗争之后，终于大功告成，很快就提炼出上千吨的优良黄铜。杀猪宰羊一番庆祝之后，形势却急转直下，湖北人出面干涉，因为铜矿的矿洞在湖南，矿脉却在湖北，一方的心花怒放，另一方却是怒火万丈，先是直接持械阻止，后是官方出面打官司，各种折腾的结果，就是广东人耗不起，退出。
当其他伙伴都离去后，却有一人在小镇上逗留，不舍这里如画的美景，淳朴的民风，总认为可以在此做点什么。此人名卢次伦（1858——1929），一生习儒而不愿做官，务农而自赡自给，行医而不取其酬，经营宏大产业而不自居其功。一年多的走访调查后，此地的茶叶品质上乘，引起了他的注意，毅然决然地决定再次做一番事业。1889年春买棹南下，回广东家乡筹资，接着是一系列的创新，从安徽祁门请来红茶技术人员，劝说当地茶农改变千百年来一贯的制茶习惯，改制红茶，以出口为导向，瞄准国际市场，三五年间，就有所起色，盈利颇丰，十年之后，品牌响当当，“宜红”成为国际红茶界的佼佼者，到1915年达到顶峰，占中国红茶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仅茶厂员工就近万名。（泥沙原名宜沙，又称宜市，故茶叶名“宜红”。民国时期改为泥沙，又称泥市，1995年又合并周围三乡，改名壶瓶山镇，取境内湖南最高峰壶瓶山之名。）
既受国际茶业市场变动的影响，又因国内局势的动荡，动荡直接的后果，就是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现存的财富又成为各种力量觊觎的目标，小镇兴盛二十年后，终于急转直下，1917年，卢次伦将产业托付给当地人，在万人的送别之下，登一叶扁舟，挥手告别在此奋斗三十年的美丽小镇。时至今日，老人们都能一一指出，这里那里的田是覃家人的，也就是他离开时，将大量田产委托给当时一覃姓人家代管的。
查香山相关资料，卢氏并无其名，再略一思考，也很正常，因为与他上下年纪的香山人，都是郑观应、徐润、唐廷枢、唐绍仪、马应彪、孙中山等等这些人，查权威的《辞海》名人录，全部收录不过两千余人，而小小一个香山就有三十余人。香山因其地理位置，率先与西洋文化接触，开风气之先，勇于睁眼看世界，既明事理，又重实践，更有长远眼光、造福社会、强大国家的抱负，这一股强大的创造性力量，竟然能够辐射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之中，并且能够在如此偏远之地，开花结果，使地方受益几十年。一代开拓者的胸襟与韬略，终归没有经受住时代的簸弄，令人扼腕叹息，更让人无限敬仰。
那一方水土
一百年以前，卢次伦所修的七百里骡马石板道，就有一条蜿蜒伸展，穿过一条长长的山岭下沿，此处稀疏的分布着几户人家，绿树掩映中，偶有炊烟升起，表示是有人居住。那时，骡马道靠近村子的一个拐弯处，有骡马店，便于来往商旅住宿，给骡马添加草料。骡马驮出去的是茶叶与山货，驮回来的是煤油、海带、食盐等，村子里的人，其他的消费不起，但盐总是要吃的，于是就有盐放在骡马店里代销，久而久之，盐铺就成为当地一个地名。店旁边就是一个大溶洞，冬暖夏凉，父母总是要叮嘱孩子们，天热不要进洞，会生病的，毕竟，炎热的夏天，突然进入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冷热失度，生病是十有八九的事。此处在山腰，往下就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往上就是散布在树林与竹林中的几户人家。人烟稀少，时光几乎是凝固的，偶有鸡犬之声，表示还有人在此居住。放眼所及，是连绵的大山，春夏秋冬，大山的颜色随之发生变化，山大林密，往往是空山不见人的，倒是飞禽走兽品种繁多。
村子的历史应该并不长，估计不超过两百年，仅有的墓碑，也大概都是泰和合茶号生意兴隆的时候的，老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家世口口相传，一般也只能追索到130多年之前。而距今一百年的时候，村中不超过十户人家，各家有各家的田地，勤勤恳恳，也能勉强糊口。毕竟，这里是山，旱地居多，水田较少，过去的稻谷产量很低，要维持一年的生计，必然要用玉米红薯之类的来凑数补足。从老年人的各种口头禅来看，开始到此落脚的，应该是汉族人，甚至可能是有点文化的汉族人，比如对坚守原则、克己为人的人，被他们定性为“天理人”，毫无疑问，这个天理是宋代以后的天理，赌咒发誓说自己已经作了足够的让步与体谅，就会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诸如此类，从没有文化的老农嘴中脱口而出，应该都是口口相传的结果，很是有几分古风。
20世纪80年代初，应该是村子的鼎盛时期，因为解放初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的时间内大都在折腾，初级社、高级社、大集体，统一的指挥虽然整齐划一，但地里能够出多少庄稼，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饭总是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是很长。村子里的老人讲，当年地里的种子如何被偷吃，人饿得如何的浮肿，说起来都是泪。在饥饿的威胁下，有人自开自留地，但往往被铲除得干干净净，甚至栽种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起，扔得远远的。老实人在这个时代流尽了汗水，狡猾的人虽然付出不多，但也还是一起挨饿。八十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家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自己的劳动可以自己享受了，于是热情爆发，很多人晚上打了火把还在劳作，尤其是水田太少，就出大力气，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但这里并没有随叫随到的水源，只能等到老天爷下雨，所以只要下大雨，无论白天黑夜，勤劳的人们都会去改造水田，在泥水中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使完为止，造就了城里人当作景观的梯田。无论怎样的辛苦，他们都认为是值得的，毕竟，这是为自己干活。
但随着人口的繁衍，村中已经是一百多号人了，虽然克勤克俭，无非还是向土地求生活，而土地是有限的，到处开荒拓展土地，也还是只能求一温饱，不过一亩三分地，还能指望更多吗？经济作物，就指望烟草了。烟农从开春育苗，到移栽，施肥，再到一批批采摘回来烤干，整个过程烦琐无比，有一个环节失误，满盘皆输。虽然成品的香烟价格不菲，但作为原料的烟草，那时候却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太多的收入，毕竟，烟草专卖，独家生意，只能到一家去卖，烟叶定了各种不同的级别，上下相差十多倍，买卖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利润就严重偏向了收购方，被动的一方，只好拐弯抹角找关系，或是径直送礼给收购人员，以期得一公道的价格，心性耿直的，或者找不到关系的，只好接受收购员的一言九鼎，到完全不能接受时，要么愤怒中将自己的烟草挑到桥上，往河中心一倒，虽然彻底白忙了，倒也解了胸中的一口恶气，要么就发挥一点反抗精神，轻则恶语相向，重则拳脚相加，更有放火焚烧收购站的。但总体的结果是，大半年的费神劳形，换来的回报，也就勉强应付孩子学费、家庭日常开销，加上每年的上缴提留、农业税，更是让他们难以张罗，闹到不可开交处，不免矛盾纷纷，若有超生罚款之类，就更是无处设法，一方面是一无所有，一方面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牵猪赶羊，拆屋背粮，也就闹到势同水火，日子自然就彻底无法过了，懦弱点的往往一病不起，刚烈点的，或者抱刀讲理，终归身陷囹圄，或者一瓶农药、一根绳子，就了结自己的一生，将对这个世界的憎恨一起带走。
在与外在世界交流不多的时代，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因为家家户户都只有有限的一亩三分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机会，就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田地和山林的边界，就始终有各种恩恩怨怨上演，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有很多通不过去的隔阂。淳朴归淳朴，但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认为这点有限的资源就是整个世界的时候，淳朴之情也会被挤压得奇形怪状，难以辨认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人们往往是难以相濡以沫的，倒是相忘于江湖，更容易一些，只要世界给他们敞开，他们往往就自然而然地相忘于江湖了。当然，敞开的世界使人们相忘容易，但是否能够有江湖之丰饶，也还是个问题。
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成为劳动的主力，但一阵狂风吹过山岭，年轻人丢下家里那点薄地，留下年幼的孩子，纷纷奔向广东、上海，“打工”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在为打工做准备，或是数着日子等待打工的人归来。从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封闭的乡土社会，开始土崩瓦解，而这些出去的人，又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切都事起仓促，在外面城市世界里摸爬滚打，任凭时代洪流的裹挟、簸弄、上下沉浮，自己却很难左右自己的去留，大部分最终又像江中浮渣一样，被拍上岸来。我们这里所描绘的，就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一波大潮，希望看看大潮中，乡土社会是如何渐行渐远，新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1]根据卢次伦茶号总管的儿子所描述，但是否能够达到五万，还是表示疑问，因为当前该镇在合并其它两乡的情况下，全部人口仅三万。新中国成立前夕，泰和合茶号总管的儿子在国民政府服务，旋即退到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带往台湾的大量茶号资料，写了《卢次伦传》。
王君柏，男，197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石门，土家族，199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9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经济心理的研究，并且在结合中国实践的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也略有涉猎，先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就职于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当前图书最新荐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