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促进就业研究》在简要考察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状况变动的基础上，分阶段考察1949年10月以来中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效果，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实施与近年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及政府的应对措施，深入探讨了促进就业的公平与效率状况，强调通过有效构建“和谐就业观”而有效促进就业；进一步从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的角度，重点考察城镇就业困难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高等学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状况，提出各级政府要有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就业能力与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最后还考察了上海近30年以来的就业状况。在对之前的上海就业状况与就业政策演变进行回顾后，分析了“十二五”期间上海促进就业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就业是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政府紧密结合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从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就业制度也深入地进行了改革：政府开辟多种渠道有效创造就业岗位，持续健全完善“积极就业政策”，有效构建“就业托底机制”。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努力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政府、劳动力市场、劳动者与企业的合力有效促进就业的形势。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就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就业人口总量不断提升，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有效发挥了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
在促进更多人的就业的过程中为有效促进就业与确保劳动者权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制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保障，对有效促进就业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社建，男，1973年1月生，河南省南乐县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96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1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2003年6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6月至2001年7月先后任职于国家人事部、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办公室、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与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并两度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修。2003年7月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科的就业与消费等。出版专著六部、合著一部、主编教材一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与经济时评二百余篇。
导言
第一章 中国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变动
第一节 近三十余年以来的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状况
一 1978年的中国就业概况
二 近三十年（1978- ）以来的中国人口基本状况
三 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变动概况
四 中国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的具体变动
第二节 就业弹性、偏离度与相对劳动生产率
一 就业弹性
二 偏离度与相对劳动生产率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变动的其他维度
一 近年来中国城乡就业状况
二 中国职业介绍机构情况
三 2008年中国的就业情况
第二章 探索中的中国就业制度改革
第一节 中国“双轨制”就业制度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包统配制”的中国就业制度
二 中国“双轨制”就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三 其他促进就业措施
第二节 以“再就业工程”为核心的就业制度改革
一 政府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背景
二“再就业工程”
三 其他促进就业措施
第三章 完善中的中国就业制度改革
第一节 “积极就业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一 “积极就业政策”概况
二 “积极就业政策”的演变
三 “积极就业政策”的局限
第二节 政府其他促进就业措施
一 加强失业调控工作
二 加强职业培训
三 促进特殊群体人员的就业
四 “十一五”时期的就业制度改革
第三节 “积极就业政策”反思
一 就业制度改革舍本逐末？
二 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促进就业的作用
三 劳动者自身在就业中应发挥的作用
四 劳动力市场与企业应发挥的作用
五 转变就业理念有效促进就业
第四章 国家劳动合同法的制订与实施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第五章 促进就业的公平、效率与和谐
第六章 中国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
第七章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
第八章 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
第九章 上海市就业状况与就业政策演变
第十章 上海市“十二五”期间促进就业状况与对策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对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是否可以提升劳动者收入，以某些案例可见一斑。未实施《劳动合同法》前这些单位一定级别以下的劳动者有正常工资费用两倍的加班费用，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动者在填“工时表”时不再允许填加班时间，而不管实际工作时间长短一律只填法定的工作时长度，因此他们也不会再有加班收入，而实际工资所得并未提高。当然劳动者可以因为这一规定而辞职，但是在总体就业形势严峻而且一定要就业的情况下，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且员工无能够有效支持自己的工会力量。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下，过分理想化的规定往往容易产生负面效果。
退一步而言，纵然是个别劳动者因实施《劳动合同法》后而收入提高，但是如果同时造成失业人员增加，则对于整体扩大内需显然不利，而且失业增加也将提高劳动者的预防性储蓄也不利于扩大消费。失业人员增加对于政府来说，也要提高失业救济金支出，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也极为不利。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对企业保险费用的征收，将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进而引发新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五）执行新更《劳动合同法》能否有效促进就业？
判断《劳动合同法》是否符合时宜的最为根本的标准是实施后能有利于促进就业，对于总体就业的影响。该法对于微观就业与宏观就业的机制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其影响的实际程度要看宏观就业的变动状况。
从微观角度来讲，执行《劳动合同法》无疑将提升企业的用人 成本。在用人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企业 减少雇佣劳动者是自然选择。企业为了有效应对劳动合同法带来的 影响，作为理性的微观经济主体更可能在内部挖潜改造充分发挥现 有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而对录用新员工将慎之又慎，这无疑又将从 微观上缩小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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