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皇冠（帝国几何）_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作者), 盖之珉 (译者)_9787508671260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一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
即使在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德国，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21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鲜明和突出的特点。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克拉克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然而，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海报：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德意志帝国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吗？当时实行的是否是这样一种“人治”——国家政局的走向全凭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决定？还是国家由“传统的寡头”或“隐匿的势力”掌控权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边缘化的傀儡，根本无关紧要？
众多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精彩论述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用“人治”这个词来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统治时期是否恰切。对于纳粹政权本质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引发了对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是否实行“人治”的讨论。它自20 世纪50 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还方兴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错综复杂的元文献体系，关于威廉二世权力与政治影响的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借此得到了分类、比较与评估。

本书无意再次卷入这一论争之中。尽管它促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探讨关于帝国政体的更广泛的问题，却不免因“人治”这个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困难重重。作为对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或内涵固定的定义，这使得学者们对这个词能否用来描述威廉二世的争论更趋复杂化。尽管大多数使用该词的学者认为它比其他词更加贴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对“ 人治”的起止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约翰•勒尔教授原是“人治”说的首要支持者，近年来却抛弃了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君主机制”和“个人君主制”这种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书着重探讨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本书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领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权力，以及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本书还试图说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机构组成的。有些机构分司政治、外交、宗教、军事、文化等事务，还有一些则承担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变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威廉二世无法选择，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里力图发挥作用。威廉二世作为帝国的首脑，拥有重要的行政特权，然而他能否行使这些权力、怎样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决于许多可变因素，而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权力或根本无力控制。威廉二世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所拥有的权力与他作为公众人物所享受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几部讲述威廉二世统治的重要论著已将重心从精英统治层面转移到了威廉二世在当时（帝国晚期）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和视觉文化产业中的表现。本书并非巨细靡遗的人物传记，而是专门研究威廉二世的权力的著作。尽管本书引用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但作者并不敢断言本书中有多少重大的新发现。本书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读一些论点。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 年这一动荡时期的统治，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同时也必须（至少理论上）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从威廉二世开始统治德意志帝国的那天起，他就把这方面的责任视为统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登基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发布政令，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军事机构，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皇帝与国王陛下的指挥部”（Headquarters of HisMajesty the Kaiser and King）。普鲁士国王的军事副手，从传统上来讲，都是作为各自服役的军队部门的代表来陪伴在皇帝左右的，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威廉二世的指挥部里的将军和副官都是他在军事内阁大臣的帮助下亲自挑选出来的。在整个战前时期，威廉二世都对军备问题以及陆军和海军法规的起草有着非常狂热的兴趣，甚至十分渴望能够指挥年度军队演习。那个被广为流传的用来形容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呼，“最高统帅”（ObersterKriegsherr），更是突出了德意志帝国君主对军队构建和部署的这份责任。

这位君主对维持和延伸越过议会的王室指挥权的决心，对德意志的政治与宪法历史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详见第4 章）。它同样也影响了陆军与海军指挥的结构演变。简单地讲，它阻滞了一个能够协调各部门活动以及调整它们的优先权的中心机构的形成。在威廉一世统治的时候，人事、训练、军备以及部署的责任逐渐被分散到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机构中去：总参谋部、战争部以及军事内阁等。威廉二世并没有试图颠覆这种状况，事实上他进一步分散了指挥机构，方式是增加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陆军及空军指挥所的数量。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使君主的指挥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在决定亲自行使对海军以及陆军的最高指挥权以后，”威廉二世在1899 年3 月14 日发布的政令中宣称，“我认为这不实际，就是在我和我的将领之间需要有一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机构，而它的作用就是传达我的命令。”
然而，实际上威廉二世行使指挥权的能力是十分受限的。他对军队演习的参与，被证明是极具破坏性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二世并不擅长战术谋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认为，如果皇帝参与进来，那么他必须得在演习中获胜：“因为皇帝不能被他的任何一位将领击败。”1906 年，施里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把威廉二世不再进一步介入指挥作为自己上任的条件。

威廉二世同样也缺乏对战略规划的概念。在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候，对于总参谋部制定的应对可能发生战争的策略，他也只被通知了个大概走向—比如，他知道施里芬计划的大致情况。但是，他并不会被告知军事规划中的具体细节，这可能是因为非常注重保密的总参谋部认为他可能会泄露一些机密。此外，无论是陆军和海军内阁，还是帝国指挥部，都没有资源来支持皇帝真正行使指挥权。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像法国的战争高级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e de la Guerre）或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之类的统一军事指挥机构，而威廉二世并没有能力在军事指挥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因此也就无法弥补德意志帝国的这一缺失了。甚至是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都没有为海陆两军的联合行动做出什么具体的准备，也没有试图使军事规划者所设想的策略和德意志帝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相吻合。从这层意义上说，德意志帝国依然属于“战略上无领导”。
在军事指挥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与现实上，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德意志宪法规定（第63 条）在战争爆发时，皇帝必须拥有所有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据说威廉二世曾宣布他会是“自己的战时总参谋长”。如果他确实是这样声称的，那么在1914 年8 月爆发的战争应该能成功打消他的错觉；他立即正式把以他的名义下达行动指令的权力让渡给了总参谋长。因此，总参谋长成了“真正拥有军队最高指挥权的人”。8 月初，威廉二世承诺，他不会干涉军事行动的过程，令军方领导层惊讶的是，他在整场战争中都恪守了这个承诺。这些将军们，至少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都会留心不让他知道一些来自前线的坏消息，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的斗志是多么易受影响。战争的爆发似乎把他抛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间只有一些很短的时间他的状态会好一点儿。胜利的传言确实会让威廉二世沉浸于嗜血的狂喜中，但是他也非常容易变得沮丧，还易于陷入会一阵阵发作的失败主义情绪中。他的情绪随着前线传来的瞬息万变的消息而起伏不定。比如，1916 年9 月6 日，据说威廉二世“看上去很糟”，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关于第一近卫军团在索姆河战况的令人担忧的报告。但是，第二天他就又“非常兴奋”了，因为他得知罗马尼亚在图特拉坎的堡垒失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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