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莫扎特
春阳明媚的午后,听莫扎特,又想到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关系。去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以此为题作过一次演讲,提到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中赞誉贝多芬,他主张为“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科学应与人文并重,“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波义耳),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德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①但限于当时条件,鲁迅是否听过贝多芬,存疑。
然而,我一一介绍了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刘荣恩、赵萝蕤、张爱玲、傅雷、林以亮等作家、翻译家或深或浅的古典音乐缘,却遗漏了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那就是与古典音乐关系颇为密切的沈从文。沈从文虽然被称为“乡下人”,却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并形诸文字,他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一再提到莫扎特和其他古典音乐大师。
在1940年所写的《烛虚》中,沈从文一方面自谦“我不懂音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有种“永生”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唯独“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而“如由莫扎克(即莫扎特)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至于他自己的写作呢?“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支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严格,如此不满,对莫扎特的音乐又如此首肯,如此推崇,说明沈从文真的喜欢莫扎特。
六年之后,在《绿魇》中,沈从文进一步对莫扎特的音乐表示倾倒。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颟顸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惑疑的灵魂里,年青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组织上的糜烂,可能使一种善良的本性发展有妨碍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这段话说得真好。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是那么“好”,那么高尚圣洁,我们只要聆听“一点点”,就有可能获得启示和感悟。沈从文看重古典音乐诉诸人的心灵的独特的感染作用,正如他所自我解剖的:“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沈从文对莫扎特入迷,大概与他受到张定和的影响有关。张定和是他夫人张兆和三弟,先学美术后学音乐。沈从文1946年还写过一篇《定和是音乐迷》,记述他与定和的交往与定和的音乐生涯。文中说:“一谈天,才知道定和原来当真是个音乐迷。萧邦、巴哈、莫扎特、或勗贝特(舒伯特),这位或那位,总之凡是地球另外一边那些会用五线谱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迷住了世界一世纪半世纪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①其实,这段话如移用到沈从文自己身上,应该也是合适的,他无疑也属于被莫扎特们“征服”了的“音乐迷”之一。
可惜,沈从文当时到底喜欢莫扎特哪些作品,已不可考了。沈从文逝世后,他的追悼仪式上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一说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也许再播放莫扎特的第廿七钢琴协奏曲,他在天国会更感到欢欣和宽慰?
甲午正月廿三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代序)
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对音乐没什么感觉,上音乐课只是跟着唱,滥竽充数,混个及格而已。后来学五线谱,课上完了也就全还给老师了,至今仍是个五线不识、五音不全的“乐盲”,对卡拉OK更是敬而远之。可我偏偏爱上了古典音乐,而且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挚,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66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红卫兵”正炙手可热,还是高一学生的我却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遥派”。虽然也曾逞一时之勇,冒充“红卫兵”北上蒙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正好,领班有位爱好文学的同学鲁兄约我“交换”书看,两人臭味相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当时所谓“交换”书,乃是交换“封资修毒草”的别称,借以掩人耳目。因此,必须小心,必须隐蔽,一般都是我到鲁兄独门独户的家中“交换”。于是我知道了鲁兄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学拉小提琴。几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练习曲,什么开塞,什么克莱策尔,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来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尽管不可能有乐队协奏,显得有点单薄。
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响彻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对“国剧”本来就没多大兴趣,对“革命样板京剧”更不敢恭维,但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却颇有点好感,特别听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音乐。但鲁兄告诉我,还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妨听听。这样,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鲁兄有位毗邻而居的小学同窗陈兄,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二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个黄昏时分,当我听完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运》、《天鹅湖》和《卡门》是我们当时听得最多的三部曲子),走出鲁兄他们的弄堂,漫步在现已保护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总不时有音乐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绪袭来,那时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聆赏古典音乐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以至后来我的学生撰文为我画像,也不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认真挑选古典CD的情景。
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听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癖也再次发作,找了不少评介古典音乐的书刊来看,希冀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但看来看去,不免有些失望。这些书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学院派专家之手,太专业了,太一本正经了,不是我这样的门外爱好者所能领教的。于是我又忽发奇想,如果编选一本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集那该多好,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的爱乐的“乐盲”会喜欢。《雅人乐话》这本小册子就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编选音乐散文集上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编选了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庄裕安、陈黎等海内外名家的音乐散文集多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无一不是古典音乐迷,他们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音乐散文,给我打开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赏古典音乐的新天地。而当“音乐散文”已蔚然成风时,我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应该见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典音乐陶冶了我的性情,涤荡了我的灵魂。而且,我在《流动的经典》编后记里说过,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罗克时代到二十世纪的肖斯塔可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
(原载2004年12月25日《上海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