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趋势为着眼点，细致地总结了有关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有效途径、重要内容及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等问题，对国防经济学进行了“全景式”介绍。力图帮助专业教学科研人员建立起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帮助他们了解该学科的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更好地运用于教学与科研实践中。
库桂生，湖北新洲人，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正军职务，少将军衔。历任海军某舰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教育长、科研部副部长、教研部主任等职。1992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海测系，分别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进修。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是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在国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国防经济学说史、中国国防经济史、国防经济专题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树。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数百万字。
第一章军民融合()
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军民融合——国防建设新模式()
第二章军费经济()
一、军费的内涵与本质()
二、军费的功能()
三、军费的民用效应()
四、军费理论的沿革()
五、我国军费投向和结构的战略选择()
第三章国防科技()
一、国防科技是第一战斗力()
二、国防科技与军事变革()
三、国防科技与军队编制体制()
四、国防科技与军队质量建设()
第四章军品生产()
一、工业布局的国防原则()
二、军品生产是特殊商品生产()
三、军品生产现代化()
四、军品升级与军队有机构成()
五、建立“军民结合型”军品生产体制()
六、调整国防工业结构()
第五章潜力与实力()
一、战略与国防经济潜力()
二、国防经济潜力的内涵()
三、国防经济潜力的构成要素()
四、国防经济潜力评估()
五、增强国防经济潜力的战略思考()
六、国防经济潜力调查()
第六章经济动员()
一、经济动员的内涵和特点()
二、两次大战时期和高技术时代的经济动员()
三、经济动员的战略地位()
四、经济动员体制与法规()
五、经济动员计划()
六、信息时代的经济动员新特点()
七、经济动员建设新思路()
八、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经济动员()
第七章经济战()
一、经济战的内涵和发展()
二、经济战的主要功能()
三、经济战的作战样式()
四、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经济战样式()
五、我国经济战运作策略与准备()
第八章国防经济效益()
一、国防经济效益的内涵和特点()
二、提高国防经济效益的意义()
三、提高国防经济效益的途径()
四、国防经济效益的指标和评价()
第九章国防经济学说史()
一、国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对象()
二、国防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三、国防经济学的产生()
四、国防经济学的学派()
五、国防经济学说的发展()
第十章回顾与前瞻——中国国防经济学百年()
一、中国国防经济学在抗日的炮火中诞生()
二、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的蓬勃发展()
三、国防经济学在市场经济中走向成熟()
四、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启示和趋势()
此章三部份内容分别发表于2004年9月30日《解放军报》《邓小平理论学习与研究》2005年第6期、《中国国防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军民融合”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并成立了由习近平总书记负责的国家军民融合委员会，从国家体制和机制层面实现了融合。这经历了从“军民结合”“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再到“军民融合”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事关国家安危与兴衰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建立55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探索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今天，回顾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曾沦落到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实现“富国强兵”，一直是中华民族魂牵梦绕的主题。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新中国，才为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国际安全环境严峻，国防建设亟待加强，国家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任务极为繁重的形势下，毛泽东就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一手抓国防建设，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巩固国防；一手抓经济建设，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新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奠定基础。这一指导思想，为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实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和阐述。他指出：“因为还有敌人”，“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这一时期，随着国防开支的大幅度降低，军队规模的大规模压缩，使国家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
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进入了冷战对抗的高风险期。中苏分歧导致两国国家关系紧张；台湾当局武装窜扰大陆；中印边界爆发战争；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使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恶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必须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正是基于对形势的这种判断，毛泽东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指导思想上也做了重大调整，他指出，要加大国防投入，国防建设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但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要与国防工业的发展相适应。并决定调整工业布局，加强国家战略后方建设，做出了大力加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他说：“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三线现在不为后悔无及”。这一时期，随着国防投入的大幅度增长、“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国家抵御侵略战争的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慑止战争的战略态势；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这一时期我国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军事威慑力和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惠及今日的经济效应。因为有当年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才有今天我国核电工业的发展；因为有当年军工船舶制造业的投入，才有我国连续八年居世界第三造船大国的地位，才有今天船舶大量出口的成就；因为有当年航天工程的投入，才有今天载人航天的成功和高达1000亿元的产业拉动效应，才有为国际卫星市场发射27颗卫星的丰厚商业回报。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高，国防投入过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国际战略总体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明确指出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我国可以争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基于这一科学判断，我们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军队和国防建设由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定要抓紧利用当前和平时期这个良机，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不失时机地、认真地搞好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的长期性、根本性建设，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为此，他反复强调，军队要服从和服务整个国家建设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了使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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