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三十年战争_(英)诺埃尔·马尔科姆_9787562078043

马尔科姆的《国家理性、政治宣传与三十年战争》是一部文本考证型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研究围绕着霍布斯对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册（《第二绝密谕示》）的翻译实践展开。经过事无巨细的考证，作者试图解决如下三个问题：*，确定《第二绝密谕示》的译者正是霍布斯；第二，梳理霍布斯早期生平以及学术实践的基本脉络；第三，阐明了霍布斯从国家理性传统到政治科学转向的思想历程。成熟时期的霍布斯政治哲学为现代政治的理念、结构和方法奠定了基石。而以《绝密谕示》为代表的国家理性传统居于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高峰之间。通过对《第二绝密谕示》翻译实践的分析以及霍布斯与国家理性传统之关系的考察，作者试图表明霍布斯是通过对人民揭示政治的公共原则才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优良秩序并非建基于某些政治精英秘而不宣的国家理性的基础之上。公众并非政治的局外人，而是现代政治得以发源的起点。

本书呈现了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一部翻译手稿，该手稿来自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Habsburg）立场上的一本政治宣传手册。译稿文本获得重印，伴有若干解释性注释；原初的拉丁文本也同时给出，以便读者对霍布斯的译者实践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全书的六个导论性章节中，我不仅给出了将该匿名手稿识别为霍布斯译稿的理由，而且提出了我关于该译稿之背景、文本自身之属性及这一发现对于霍布斯研究之可能重要性的相关思考。在上述最后一点上，我努力地不过度强调自身贡献。小册子原本并非霍布斯所作，且很有可能翻译它的任务是由他的某个保护人简单强加给他的。尽管如此，霍布斯曾密切关注这一特定文本的事实本身对于研究他的思想传记是有益处的特别是因为该译本出现于他的学术生涯早期，该时期关于他的传记材料所存甚少。这本小册子为霍布斯的某个保护人所重视的同时亦告诉了我们关于他所介入的圈子之政治利益所在；该话题也会在本书的某个导论性章节加以探讨。同时，小册子本身就是17世纪早期宣传文学的一个异常迷人的典范反讽的、精巧的、饱含信息量的一部作品，即便没有与霍布斯的关联，也能够吸引致力于三十年战争及该时期论战实践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因此，霍布斯的译本在本书中被大量注解，因为这些注解旨在满足大量不同的需求：除了标示出译本的错误与遗漏之外，这些注解不仅要识别出人物、地点和事件，而且也会表明（如有必要）这本小册子的系列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基于准确信息或因宣传目的而遭到扭曲。最后，由于霍布斯译本的最终数页散佚，我就将自己的翻译加进了他的版本。这样的话，读者就可以通盘考察整个作品的主张和论证霍布斯自己也会这样做。当然霍布斯完整的翻译手稿也可能重见天日。如果克拉伦登版（the Clarendon Edition）的霍布斯著作（最终版本）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霍布斯在这个最后部分的文字也会包含在这个版本中。对我曾经未能做出阐释的有关要点的澄清（以及，或许还包括对我曾提出的有关解释的更正）亦会包含其中。不过，另外，克拉伦登版不会包含拉丁文原本；有关注解在那个版本里也会从简；而那个版本里的导论性材料也必然会比本书的六章节更为简略。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累积了诸多方面的人情债。在特定观点的帮助与建议上，我非常感激以下师友：吉姆·亚当斯（Jim Adams）、彼得·比尔（Peter Beal）、托马斯·科格斯韦尔（Thomas Cogswell）、鲍伯·埃文斯（Bob Evans）、阿拉斯代尔·汉密尔顿（Alastair Hamilton）、金奇·霍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蒂姆·雷勒（Tim Raylor）、保罗·西沃德（Paul Seaward）、凯文·夏普（Kevin Sharpe）、霍特索·斯潘宁卡（Hotso Spanninga)和玛尔塔·瓦库里洛娃（Marta Vaculínová）。我要特别感谢帕特里克·芬格拉斯（Patrick Finglass），他监督着我翻译文本最后数页并给出了颇有教益的修正与建议。同样要感谢安德鲁·佩皮特（Andrew Peppitt），他在我访问查茨沃思（Chatsworth）期间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的职员，本书的诸多研究工作即在那里完成。我满怀感激地记录下了查茨沃思托管会和大英图书馆托管会的帮助，它们准许我复印收藏库中的手稿照片。我还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莫摩特奇洛夫（Peter Momtchiloff），他对本书表现出特别兴趣并帮助通过了出版社的审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感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管理人员和同事，他们给了我从事精密研究的自由，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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