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回顾一生的治学经历，感慨良多。
我生于1939年苦难之秋，长于鲁西北穷乡僻壤，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很少有人识字。多亏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方有入学之机，并于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只是十余年间与史学研究无缘。迨及潜心向学，提笔习练，已近不惑之年。书海无涯，时不我待，若非龙盛运先生的耐心指导，很难迈出开头那艰难的一步。不意，借多方推助之力，发表一篇论文，积累一点写作经验，却行文议事未脱当时的流行模式，殊非史学正途。
我于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著作所读不多，但于四卷 《毛选》却颇下过一番功夫，通读默记，略知大意。故当世上纷传信仰危机诚信危机之际，我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而于史学信誉不佳却深感警惧。遂于1977年转换研究课题之时，遍访马克思主义名家，以求其为学之道、格致之方。然千言万语终不外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四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于是，反思史学研究的现状和自身经历，决心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参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格言，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以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第一要义，力戒史学无诚信之弊。
为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科学性第一，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论断。凡属研究课题的基干部位，不接受现成答案，不遗留研究死角。一切现有成果均视为学术动态，即便有所吸纳，也是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只有那些一时无力研究而又不可或缺的相关内容，如 《曾国藩传》中清代学术和幕府幕僚部分，另当别论。有关清代学术部分，《曾国藩传》初版时只能搬用现成说法，及至修订再版即以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替换，并发表《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一文，以为诠释。而有关幕府幕僚部分，则因《曾国藩传》初版时其相关成果过于薄弱，不得不以为时十年的专门研究出版《曾国藩幕府研究》一书，并于《曾国藩传》修订再版时压缩为知人慎用 幕府称盛一章，既弥补了昔日的缺憾，也为其后的曾国藩集团研究打下基础。新的课题研究从曾国藩入手，围绕晚清政治和传统文化步步推进。由曾国藩而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晚清政府，又进而推及义和团运动、庚子之战，并从晚清满汉关系的角度对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最后，一直延伸至周初政治、孔子思想、古史分期、史学理论。同时，还在文字上也下过一些功夫。要求自己的作品内容上符合客观真理，文字表述则准确、精练、流畅。其初衷是方便读者，也出于对史学先贤的景慕。
多年来，我深居简出，心无旁骛，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晚清政 治史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结集为 《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一批学术论文和几部集体著作。但于学术上一些平日未曾留意而突然汹汹袭来的问题，也往往形格势禁，不得不应。有关排外主义、神权政治、天津教案、庚子之战的几篇文章，就是对来自社会或学术界的几次挑战，被迫做出的回应。
自1977年以来，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坚持不懈。虽往往事倍功半而所获成果不多，然幸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未因风潮的变幻而引起社会价值的涨落。至于这些科研成果同先前那段社会实践的关系，则古有史识 之说。其与史学作品的质量干系甚大，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假若我没有十年社会实践的历练，对史学问题的识别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就写不出现在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所感悟，深感人生艰辛、生命可贵。而作为一名史学研究人员，其人生价值和社会奉献主要体现于笔下。既有近代史所这样优越的客观条件 ，若不写出点好书好文章，那就有负今生！回望几十年治学历程，若非这口倔强之气积聚于心，我就不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选择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也难以在科研事业上苦战几十年，攻坚克难，浴火重生。至于对这些科研成果乃至今生今世的自我估量，则如古人云尽人事而知天命。既已尽心竭力、无憾无悔，那就顺其自然吧。
几十年来，我所以能沿着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走过来，并在学术上取得些许成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研环境的宽松和众多前辈、师友的鼓励帮助。曾在科研工作中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除前面提到的龙盛运先生步步扶掖、督促鼓励外，还有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钱宏先生，学术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刘大年先生、荣孟源先生，以及蔡美彪、何重仁、张振鹍、王其榘、贾熟村等诸位先生。至于一言之师，切磋之友，则更是不胜枚举。几十年来，凡我著述 文稿，字字句句皆有他们的心血。值此书出版之际，再次向诸位前辈和 师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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