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家、评点家文化素养论_陈才训_9787516142707

　　《古代小说家评点家文化素养论》通过对小说家和评点家在儒学、史学、谶纬、术数、博物学、宗教（佛教与道教）以及文章学（古文与八股文）、诗词骈赋、曲学等方面知识素养的系统综合考察，从而深入揭示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家的选材趋向、情节建构、人物刻画手法、创作动机及其小说表现形态、艺术体制等多方面的文化渊源；论述了小说评点家的批评理论资源与其文化素养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评点得以发生、发展及生成的文化动因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冯梦龙秉承了泰州学派以儒学为“百姓日用之道”的观点，其“三言”将描写的重点转向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伦理，诸如商贾工匠、妓女仆妇乃至普通贩夫走卒皆成为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而且他对小说情节内容的“奇”与“常”的辩证关系也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看法，故笑花主人称由“三言”可知“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①。言外之意，冯梦龙主张伦理道德为人人皆存平常之心，圣贤豪杰与常人并无本质区别。这里所谓“庸常”即指市井小民生态，笑花主人是称赞冯梦龙将儒学与百姓日常生活贯通，注重以“庸常”为小说素材。

　　为使“三言”更好地发挥“喻世”、“醒世”、“警世”作用，置身于儒学世俗化与平民化文化思潮中的冯梦龙便高树“情教”之帜。冯梦龙声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②，其“情教”思想的哲学文化基础就是阳明心学。王阳明《寄邹谦之二》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③。他认为礼的制定应顺乎人情，方才易于为人接受。王阳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亦云：“顺导其志意，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人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④他主张只有将伦理道德规范顺乎人情，使其成为人的自觉的内在追求，才能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冯梦龙认同王阳明之说，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六经皆以情教”的观点，认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⑤显然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是对王阳明“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观念的承袭与发挥。冯梦龙“情教”理论的核心是“真”，他认为小说要想“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从而达到“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①的教化效果，必须以情真取胜，这与阳明心学正心诚意的致良知学说一脉相承。王阳明认为“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②；“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侧怛以事君便是忠”（《传习录》中）③。这里王阳明反复强调的“自然”与“真诚恻怛”就是说明真情之可贵。当然，冯梦龙尚真的小说观也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因为“童心说”本身就是王学左派思想的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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