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总裁的成功创业法则》是一本适时且意味深长的书。它刷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环保意识和消费观念，还引发了我们对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新思考。世间如伊冯·乔伊纳德这般卓越的冒险家和企业家，恐无出其右者。而巴塔哥尼亚公司无疑属于地球上最独特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行动，现在就行动。这是乔伊纳德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喊。
“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任何叫嚣爆炸性增长将永无止息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政客。”乔伊纳德如是说。
“罪恶不一定是指你做了坏事，还可以是你没做好事。如果你拥有做好事的能力、资源和机会，而你却无动于衷，这也是罪恶。”乔伊纳德如是说。
“我无法改变整个传统农业，但我可以让我的公司只买有机棉，我还可以说服其他公司也这么做。”乔伊纳德如是说。
“如果你不身体力行，你就是在自掘坟墓。最可怕的莫过于头天知道了问题之所在，第二天就习惯了，坐视不理。”乔伊纳德如是说。
乔伊纳德相信，商业能在不丧失其灵魂的前提下盈利。
乔伊纳德相信，经济活动应当减轻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危机。
乔伊纳德相信，只有具备危机意识的企业才能在边缘上起舞，它们不断演化，迎接多样性，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它们才能在今后百年中基业长青。
作为众所周知的商界狂人，乔伊纳德在结尾谦逊地表示：巴塔哥尼亚公司永远不可能完全对社会负责，永远制造不出彻底可持续的无害产品，但它承诺将始终努力，永不止步。
任性总裁的成功创业法则在这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动荡时代，不创新即坐以待毙。文明是勇敢尝试的结果。人类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关键在于：停止空谈，马上行动。
一场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席卷全球，在多年贪得无厌的增长之后，世界经济的前景突然间变得黯淡，GDP大跃进与资本狂欢背后由来已久的问题与不满凸显出来，这正是我们重思和变革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时候。相信《任性总裁的成功创业法则》定能为我们带来灵感与希望。
自2005年10月本书第一版问世后，全世界和巴塔哥尼亚公司都发生了很多事情。大众日渐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所做所为正在使地球变得越来越暖和。尽管目前有汗牛充栋的书籍、文章和电影，甚至连军人都声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但政府、企业和人们依然拒绝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以解决问题。
许多谈及石油问题的书籍，几乎都在强调同样一个事实：石油时代终将过去，我们应当准备迎接一种与过去150年的经验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油价暴涨（它在1年内翻番，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又正创下新高）将带来经济和政治动乱。“不幸”的是，我们还有高污染的核能与煤炭产业作为退路。
巴塔哥尼亚公司已经准备成为一家更为本地化的公司。建立在廉价运输之上的全球经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当前的生产模式是：在土耳其购买有机棉花，将其海运至泰国加工成棉布，将棉布海运到田纳西州进行裁剪，到墨西哥进行缝纫，再将产品运往位于内华达州里诺市（Reno）的仓库，接着发往我们的零售店和经销商店，最后送到消费者家中。运输成本不久将超过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我们必须开始寻找一种本地化的生产模式。
在服装制造中，不管是使用人造纤维还是有机的自然棉，都得耗费大量的石油和其他形式的能源。我们切勿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或生产免洗衣物。对铝罐、纸张和钢铁的回收利用已经流行开来，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采用可再生和可回收的面料制造服装呢？
第1章从乔伊纳德器材公司到巴塔哥尼亚
没有一个少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曾梦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商人。他想的是做一名消防员、职业运动员或护林员。在商业世界里，李?艾柯卡（LeeIacocca）、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和杰克?韦尔奇（JackWelche）被奉为英雄，因为其他商人和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而我，长大后只想做一名捕猎手。
我的父亲来自魁北克，他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法裔加拿大人。父亲只读了3年的书，在他9岁的时候，就被迫进入家庭农场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当过泥水匠、木匠、电工和水暖工，而且样样精通。在我的出生地缅因州里斯本（Lisbon），父亲在沃伦波毛纺厂（WorumboWoolenMill）负责全部织布机的修理。我还记得父亲靠在燃烧着木柴的火炉旁，喝着威士忌，用老虎钳拔牙，不管好牙烂牙都被拔出来了，这一幕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需要一副假牙，可他认为本地牙医的开价太离谱，自己动手也可以轻松搞定。
我想，在我学会走路前，我一定就会攀登了。父亲西马德（Si-mard）住在我们租用房的楼上，他总会用一勺蜂蜜诱惑我，鼓励我爬楼。6岁的时候，哥哥杰拉尔德（Gerald）带我出去钓鱼，他会在我的钓钩上挂一条小狗鱼，让我相信那就是我的劳动收获。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钓鱼。
几乎所有住在里斯本的人都是法裔加拿大人。7岁时，我进入了一所讲法语的天主教学校。
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多丽丝（Doris）和雷切尔（Rachel）已经分别9岁和11岁。自哥哥入伍后，父亲也一直在外做工，从此我就在女士们的包围下成长。我非常适应这种生活环境。我的母亲伊冯娜（Yvonne）敢做敢为，在她的主张下，我们一家于1946年迁往加州，她希望加州的干燥气候有助于缓解父亲的哮喘病。
我们将所有的财产都拍卖了，包括父亲亲手制作的家具。在一个另人伤感的日子里，我们一家六口挤上自家的克莱斯勒轿车，一路向西。我们在66号公路沿线的一个印第安人木屋前停了下来，母亲拿出她特意为这趟旅行腌制的玉米，把它们全部送给了一个霍皮族女人和她那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这或许是我接受的第一堂慈善课。
抵达伯班克（Burbank）后，我们与另一家法裔加拿大人住在一起，我也被送入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我是班里最小的孩子，又不会说英语；而且我总要不断地自我辩解，因为我有一个“女孩”的名字。所以我做了所有未来企业家都有可能做过的选择：走为上策。
父母将我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我得到修女们更多的帮助。从那一年开始，我的成绩单上每一门功课都是D。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让我变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人，大部分时间里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度过。在邻居家的孩子们甚至无法单独上街之前，我就开始骑单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因为怕被保卫发现我常常躲在柳树下，那儿有个湖泊，我想钓湖里的蓝腮太阳鱼和鲈鱼。不久，我在城里发现了另外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格里菲斯公园（GriffithPark）和洛杉矶河；从此，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跑过去，抓青蛙，捕龙虾，带上弓箭打棉尾兔。到了夏天，我会到一个冒着泡沫的水域游泳，附近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胶片显影实验室排出的废水污染了它。如果我得了癌症，很可能要追溯到那段游泳经历。
我的中学时期是最糟糕的。我染上了丘疹，再也不能四处溜达了；除工艺课外，我对任何课程都不感兴趣。不过，我总有法子让自己悠哉游哉。我在体育方面天赋过人，例如棒球和足球；但只要有人在场观看，我就会变得笨手笨脚。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更好的办法是发明一种属于自己的运动，这样你才能战无不胜。我在海洋、小河和洛杉矶周边的山坡上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
有时数学课很无聊，我就盯着天花板看，试图数清天花板上有多少个孔。历史课是我练习屏息功夫的大好机会，于是每到周末我就会溜到马里布海岸（Malibucoast），潜到很深的水下抓鲍鱼和龙虾。在《汽车工艺》课上，我总是在车底晃来晃去，除非看到那个负责点名的漂亮女生的双腿，我是不会钻出来的。
我和一些不合时宜的同道中人，包括音乐老师罗伯特?克里米斯（RobertKlim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汤姆?凯德（TomCade），一起成立了南加州鹰猎俱乐部（SouthernCaliforniaFalconry），我们训练猎鹰来狩猎。每个春天的周末我们都会去野外寻找鹰巢；有时我们对小鹰们进行集训，有时也会单独训练某只小鹰。我们的俱乐部推动了加州第一个鹰猎管理条例的出台。
这是我人生中可塑性最强的年代。当一名15岁的少年执意诱捕一只狂烈的苍鹰，他彻夜不眠地守候，直到这只放松警惕的鹰在他的拳头上睡去，得手之后，他又开始更辛苦地驯服这种骄傲的鸟儿。假设身边有位禅师，他可能会发问：“到底是谁在这里接受训练呢？”
还有位成年的登山者唐?普伦蒂斯（DonPrentice），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利用绕绳下降法接近悬崖上的鹰巢。我们之前都是紧紧握住绳索，慢慢往下爬，而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粗麻绳（从电话公司偷来的）缠在髋部，以及如何利用肩胛控制下滑速度。我们把这当成全世界最伟大的运动，于是不停地练习、提高和创新。我们还用皮革改良了登山服，此后速度越来越快。
为了在斯托尼波因特（StonyPoint）的沙岩峭壁上训练绕绳下降，我们搭上货运列车，来到了圣费尔南多峡谷（SanFemandovalley）西端。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器材或登山靴，我们只能穿运动鞋或者干脆打赤脚。
我从未想过要攀登悬崖，直到有一天我成功滑过斯托尼波因特的一个岩缝。唐?普伦蒂斯给了我们不少指点，随后在那一年的6月——当时我16岁——我开车驶向了怀俄明州。那是一辆l940年产的福特车，我在《汽车工艺》课上对它做过改装。我还记得，我单独驾车穿过高温的内华达沙漠，泊在路边的奥斯莫比尔（Oldsmobile）和凯迪拉克竖着引擎罩，看着它们向我的身后退去，那感觉真是无比美妙。
我在怀俄明州的松谷（Pinedale）与唐?普伦蒂斯及其他一些伴碰面，随后背上包赶往北部的风河岭（WindRiverRange）。我们要去攀登甘尼特峰（GannettPeak），它是怀俄明州的最高山脉，但我们并没有这一带的旅行指南，因此有可能会走失。我想从西边爬上去，其他人则建议穿过隘谷，朝北边走。于是我们分散了，只有我一人向西，一路上翻越了不少悬崖峭壁。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抵达山顶，但不幸赶上雷暴，我穿着西尔斯牌（Sears）的平底工作靴，在山上到处闪躲。
此后，我开车到达科他州的提顿（Teton），继续夏季的攀登练习。我在路上遇到了两名来自达特茅斯（Dart-mouth）的登山者，他们计划翻越双尖山（SymmetrySpire）的邓普顿裂缝（TempletonsCrack），最终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经验的缺乏使得我此前常被其他人拒绝，所以我没有多少可显摆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绳索攀岩，但我故做老成，一直冲在最前面。即便被要求带领他们翻过一条最不好走的潮湿黏稠的裂缝，我也没有退缩。他们给了我岩钉和铁锤，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使用，但我很快就摸索出来了。自那次旅行后，我每年都会跑到达科他州攀登3个月。回想起早年的这些攀登经历，我有时都觉得自己的有惊无险是一个奇迹。
我还到蒂顿（Teton）钓鱼。在我17岁的时候，我看见格伦?埃克萨姆（GlennExum）正在教导他的儿子埃迪攀爬学校棚屋。格伦是一位山地导游，创造了山谷里的攀登传奇。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投掷者和假蝇垂钓者。看到我后，他朝我喊道：“过来，孩子！”随后他又教我抛掷鱼饵。从此，我就放卞了旋转杆和精制鱼饵，开始用假蝇钓鱼。
回到加州后，在冬13的周末，我常常跑到斯托尼波因特；而在春秋两季，我则会去棕榈泉（PalmSprings）的塔奇兹山（TahquitzRock）。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山岳协会（SierraClub）的许多年轻登山者，如赫伯特（TMHerbert）、罗亚尔?罗宾斯（RoyalRobbins）、汤姆?弗罗斯特（TomFrost）、鲍勃?坎普斯（BobKamps）等。最后，我从大鬼仔谷（Tahquitz）转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那里有许多岩壁值得攀登。
1956年，我从高中毕业，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学习两年，并且开始给我的哥哥打工，那时他开了一家私家侦探公司——MikeConradandAsso-ciates。这家公司的主要客户是霍华德?休斯（HowardHughes），干的大多是旁门左道的事情，诸如跟踪休斯的那些数不清的小情人，守卫他的游艇使他有一个安全的偷情环境，还要一直把他藏在隐秘场所，以防止他受到环球国际航空公司（TransWorldAirlines）的控告。
在大学期间，我与朋友去巴哈（Baja）和墨西哥沿岸冲浪。我驾着花15美元买的“追逐39号”冲浪板，它在旅途中瘪了19次，不得已我们用树枝和野草填满后胎，然后一步步划行1.6 公里才回到马萨特兰（Mazatlan）。恶劣的水质让我们备受困扰，但又没有药品，于是我们将营火木炭碾成粉末，混合少量盐加入到一杯水中，以此作为催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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