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语千山外_金胜华_9787300220185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笑语千山外》为我国香港著名学者、翻译家金圣华的文化随笔。作者以细腻的文字、流畅的语言写出了生命中或深或浅的记忆和瞬时的感受。

　　这部散文大致分为三部分。**、二两部分叙述作者与友人至亲的情谊，涉及地与人、地与书、地与文之间的渊源。作者记述了与著名家余光中、白先勇，著名翻译家傅雷、杨宪益、杨绛、乔志高，加拿大著名诗人布迈恪等人的交游，对其人、其文、其思想、其情怀等都有较为深刻的叙述和理解。第三部分为小品文，记录了作者历年来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莱茵河畔的风景、游人、飞鸟皆入其笔下，看似平直的描述，却涉笔成趣，有着异域的情调和文化的思考。巴黎路边的咖啡馆、街头传来的音乐声、文化名人的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都以不同姿态进入作家笔下，仿佛旅游途中的见闻，又好似文化的潜入。

　　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二○○八年四月九日北京国家图书馆演讲稿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缅怀傅雷先生的一生——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作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各位已经看过了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生平展览，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启发。这也是我个人的感觉。今天我跟各位谈的题目就叫“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已经念过了傅雷那些最有名的译作，包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另外，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看过了《傅雷家书》，因此，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应该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报告的。

　　当初，我是从研究傅雷的翻译开始的。我自己也是做翻译工作的，这一辈子，跟翻译结了不解之缘，不但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教翻译，还推广翻译，致力于提高翻译工作者的地位等等。在中国近代翻译史当中，真正令大家历久而不忘的就是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就这样，刚开始我对傅雷先生是远距离的欣赏，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继而研究傅雷，慢慢地，经过了很多年以后，逐步接近傅雷的精神世界。然后，从傅译（研究傅雷）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译傅，也就是翻译傅雷。我相信很少人有我这种机缘，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傅雷先生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那么严谨、认真、执着，如果他还在世，有幸跟他谈论翻译的话，一定会发觉，他的翻译使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他那个境界呢！所以我从傅译一直到译傅，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入傅雷先生的精神世界。

　　我先谈一下这机缘的开始吧。一九七九年，香港翻译学会有一个午餐的例会，我去参加了，不是刻意的，而是随缘的。当时有一个演讲，讲者叫宋淇先生，他是傅雷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宋淇先生的父亲叫宋春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宋先生在当天的会上就谈到了傅雷跟他的译作。大家记得一九七九年时“文化大革命”过了没有多久，他在那个会上谈到了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在那个午餐会里，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原来我一向知道的、从小念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的译者背后竟然有这么动人的故事，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出乎一种好奇，我开始对傅雷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中心去修读博士学位，并以“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作为主题。要研究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当然就必须涉及傅雷先生的译作。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这一辈子翻译了很多的作品，超过五百万字，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当你去了法国、去了巴黎以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巴尔扎克在法国人心目当中，他的学术地位、文学地位是远远超过罗曼?罗兰的。在法国还有专门研究巴尔扎克的“巴学”。这个“巴学”跟我国的“红学”相比也不遑多让。

　　不但有一个“巴学”，还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也就是巴尔扎克的故居。当年，巴尔扎克很多时候是为了还债而写作，他欠了很多债，必须赶紧写作，好还债。但是，债主要上门哪，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的那个故居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进门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园，往下走，还有一个后门，靠近河边，每次债主上门，都可以从此逃之夭夭。

　　巴尔扎克生前写了很多书，其中《人间喜剧》共有九十四篇。这些书都陈列在馆中。此外，馆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尔扎克作品译本。我记得在一九七九年，馆里并没有傅雷的译本。傅雷先生翻译了那么多，但是，巴尔扎克馆里竟然没有收藏。当时，我想，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傅雷先生努力的成果介绍过去。于是我在法国进修的时候，就把傅雷的译作赠送给巴尔扎克纪念馆。这是我研究傅雷开始的时候，是进入傅雷精神世界的第一步。当时，想好好地看傅雷是怎么翻的，他的《高老头》是怎么翻的？谁知愈进入就愈感动，觉得这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像一座大山，你进去了以后，发觉有奇花，有异草，妙诀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这是我当初在法国进修时初步的感觉。

　　后来，记得是一九八○年的大年初一，我从巴黎渡过英法海峡，去了伦敦采访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当时傅敏也正好在伦敦探访傅聪。记得我经过唐人街的时候，舞狮舞龙，非常热闹。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这些很俗气，怎么那么吵，可是，一到外国这样的氛围当中，忽然看到我们的龙我们的狮，还有那锣鼓，我差不多热泪盈眶，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就在那个初一，拜访了傅聪和傅敏，并承蒙他们两位大力支助。我记得傅聪的家是三层楼的，那个时候正在装修，院子里杂七杂八，刚刚搬进去没多久。各位设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客人来，而且这位客人还是不认识的，只是宋淇先生介绍的一位研究傅雷作品的学人，自巴黎渡海而来，如果你很忙，你正在搬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可能你会随随便便，或者客客气气地跟她见一面。这可不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让人十分感动。傅聪、傅敏两兄弟我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在他们身上却体现了傅雷那种热情、好客，凡事都非常地认真、执着，对文化和艺术非常地爱好，对文学和文化的发扬非常支持地精神。

　　两位当时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傅雷译作的各种版本、手稿、书信等等，尤其是把《高老头》（重译过三次）三个不同的版本、手稿，《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个版本都交给我，给予我无比的信任，而我就开始从这些宝贵的资料当中，去发掘研究。有了这些原稿、作品，当然还需要很多的辅助数据。当时我十分幸运，回到香港后，就给宋淇先生打了电话，结果他把傅雷跟他通信的原件，一共十二封全部都送给了我，加上两封是傅雷给宋淇弟弟宋希的信，一共十四封。如今，大家有心去研究的话，有一本书叫《傅雷谈翻译》，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谈“要神似不要形似”的主张，这批信件几乎囊括了傅雷谈翻译所有的主要理论。除理论外，这十四封信，每一封都是谈各种翻译问题的。

　　对我来说，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认真、专注，点点滴滴都在信里头显露出来了。这些信讲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文字的不同，翻译的困难、翻译的要求、翻译的准则、翻译的标准等等。这批信其实最早到我手里，等我写完了论文之后才交给傅敏，再经过一些时间，才正式出版的。

　　一九八三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机缘，很特别，也很宝贵。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傅雷家书》，很多人也许看的时候不太注意到，《傅雷家书》是按照年月日时序来排列的，有些信后有个小小的括号，写着“译自英文”，或者“译自法文”，这些信件就是由我翻译的。

　　《傅雷家书》的来历非常动人。当然，这只是父子之间的通信，没想到日后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也成为国内各地的长销书。在今时今日，一些恶劣的译作和低俗的著作充斥坊间的时候，这么一本书就像一道清流，涓涓不息，历久弥新。

　　当年傅聪写给傅雷的信，因为“文革”抄家而不见了，幸亏傅雷写给傅聪的信却全部保留得很完整。一九八一年，《傅雷家书》第一版出版，到一九八四年，再刊印《傅雷家书》的增补本。傅雷曾经写过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当时傅聪、傅敏邀我翻成中文，收编在增补本中。

　　为什么傅雷要写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呢?原来当时傅聪在海外，娶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傅雷很有意思，他认为要公平，给儿子写一封信，同时也得给媳妇写一封信。媳妇不懂中文，所以，傅雷有时就用法文写，有时又用英文写。其实，信的内容跟中文的信是相同或相似的，但是也有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每个人都应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是永远不能停止、永远不会停息的。傅夫人朱梅馥是那么优雅，那么柔美，像个菩萨一样，你会发觉，到了后期，她的字愈写愈美，你几乎分不出来是傅雷先生还是傅夫人写的字。有人说夫妻相处久了，表情、样子会很像，有夫妻相，而傅雷夫妇的夫妻相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夫妻相。他们对于文学、文化、艺术的爱好，后来愈来愈接近了，文字接近，字体也接近，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地惊讶。由于这个原因，傅雷先生认为傅聪娶了太太了，好！不仅仅是一起过日子，而要慢慢地去熏陶她，就像他跟他的夫人那样。所以，傅雷每次写信给儿媳的内容都非常地丰富。这些信非常宝贵，傅聪跟傅敏就让我去翻译成中文，收编在《傅雷家书》里。

　　有一位翻译家林文月教授，她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了日本的经典名著《源氏物语》。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她说：一个作品最好的读者是译者，因为要做翻译，你得真正去了解原著的内容，你要了解它的深度，你还得跟这位原作者去做朋友，你得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如何用字、用词等等。你必须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跟他有心灵交流的感觉。这就是我开始翻译傅雷的感觉。

　　在翻译十几二十封信的时候，我得通读傅雷所有的家书，从每一篇的内容中去了解傅雷的行文、用字、用词，以免愧对原作，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很用心地去了解傅雷，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翻完这些信以后，让我感到最欣慰也最荣幸的是，把这些信都寄给傅氏兄弟后，傅聪跟我说了一句话：“看了这些信以后，我都分不出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翻译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舞及最大的安慰。

　　到了一九八六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傅雷家书》要排第三版了，《傅雷家书》是风行国内各地的作品，有的读者提出要求说，《傅雷家书》中有好多外文的字眼，包括很多英文字、法文字、德文字等等，给国内的读者造成不便。因此，傅敏说，要做一本《傅雷家书》的译注本。我也就应邀为全书译注。当时我想，这还不简单，整批家书都翻译过来了，要译注外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注出来就是了。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才发觉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傅雷家书》全书中，包括的外文字词为数不少，共有七八百处，包括单字、词组、长句，语言则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国、德国、苏联、波兰、意大利的人名和地名，这些都要翻出来。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翻译界有两个原则：第一，“名从主人”，人名地名要跟从主人也就是原有国家的发音来译，比如说Paris译成巴黎，法文里没有s的发音，所以是直接从法文翻过来的;第二，“约定俗成”，就是已经成为习惯的译名，我们一般就不去改了。

　　《傅雷家书》中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必须要照原文的发音翻译过来，以免愧对傅雷。此外，《傅雷家书》内容丰富得不得了，什么都有，尤其是谈音乐，里面的术语包括乐器、乐曲、乐评等等，都得去研究，才能把正确的中文给翻出来。最难之处，就是有的信里，明明可以用中文来写的地方，傅雷却以英文写出来了。例如傅雷要傅聪提醒弥拉处世必须“kind”，这个词怎么翻?很仁慈?不是。傅雷是大翻译家，他为什么写信要用外文字?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得用这个字。所以，翻成中文时，你要把它卡在前言后语中，还得读来像傅雷的文辞。当时，我的感觉可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收藏家，他拥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然后交在我的手里，他说原貌你不能动，但是你得把古董上面一颗颗的翡翠拿下来，然后再用一粒粒红宝石镶上去，弄完后，整件古董还是一样价值连城。就是说，我得把《傅雷家书》中的外文字拿下来，再用中文字一个一个嵌进去，再交回原物主的手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进入傅雷的精神世界，譬如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写“kind”这个字，而不用中文。

　　一九九一年，我们在香港筹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纪念会，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傅聪，为了纪念父亲，亲到香港义演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座无虚席。当时，用演奏会所得的款项成立“傅雷翻译基金”，这是海内外第一个以傅雷命名的基金。成立了这个基金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主编一本《傅雷与他的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各地的名家，包括傅雷的好朋友、研究傅雷的学者，甚至他的后辈所写有关傅雷的文章，都收集在这本书中。

　　傅雷先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消磨在书斋里。他老是与文字为伍，看书、读书、写字、写信、翻译。你以为他没什么朋友，那是错的，当时他交友遍天下，而且所交的朋友都是各行各业非常杰出的人士，包括杨绛、楼适夷、刘海粟、庞熏琹等等名人名家，还有一些晚辈，如萧芳芳。萧芳芳是演艺界的明星，她的母亲是傅雷的好朋友，傅雷那么忙，还给芳芳专门写了一封信，鼓励她练字。芳芳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很感动，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所以把这封信镶起来，挂在家里。

　　在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时，材料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最缺少的是傅聪和傅敏的文章。我就跑去跟傅聪说：“傅聪，我要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您写一篇文章可以吗?”傅聪一听就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使命、不同的禀赋。“我的书就是我的音乐，在我的音乐里已经表现了一切，我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我的音乐、音符来表达的。”我又要傅敏写文章，傅敏说：“我感触太多，要我写起父亲来，真不知从何说起，点点滴滴都在心头，我怕我写不成。”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我说：“我来作一次访谈录吧，您把心里头对父亲的感觉、思念，当年父亲对您的栽培、熏陶，这一点一滴、一切的一切都说出来，再由我来记下，这样好吗?”这就是后来我的两篇访谈录。

　　第一篇是傅聪访谈录，题目是《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第二篇是傅敏访谈录，题目是《心如水晶一般的透明》。这两篇访谈录是非常动人、非常重要的实录。我先说一下《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我记得，我去访问傅聪的时候，傅聪一开始就滔滔不绝，过去的点点滴滴，完全都回来了。我首先问：“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您非常地严厉，那您怎么办呢?有没有怀恨在心?您记不记仇?”他说：“没有，绝对地没有。”当时，他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他鼻梁上有一个疤。我说：“怎么回事?”傅聪说：“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句什么话，父亲一听火来了，他正在吃花生米，一个碟子就摔过来，摔在我鼻子上，流血不止，马上给送到医院里去。”他接着说：“父亲对我严厉的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父亲对我的教育、对我的熏陶、对我教诲的一切，现在都在我身上成长，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我在看《傅雷家书》时赫然看到，傅雷曾对傅聪说：“傅聪，你是我的一面镜子。”那么，他们父子俩就是两面镜子，彼此照映，傅聪在傅雷身上看到自己，傅雷在傅聪身上看到自己。各位听众不知是否会有这个感觉，你如果把两面镜子互相对照，镜中展现的空间是无限的，一直会伸延下去，好像把精神世界拓展到浩瀚无穷的境界，这就是我的感觉。傅雷与傅聪之间，除了父子之情外，最要紧的是两个艺术家之间人格的对话，也是艺术的对话、精神的对话。所以，我从傅聪的访谈录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傅聪告诉我：“当年父亲教育我，我的手该怎么摆啊，我的大衣该怎么放啊，我的领巾该怎么挂啊，这些对我一点都不管用。他教我的是内心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他说，父亲是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型的人物。这就是傅雷先生的为人。傅聪更看到的一点是，傅雷先生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死谏”，也就是那种“抬了棺材去谏皇帝”的精神，个人区区几十年的生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人类的一种精神的承担。所以，“文革”开始后不久，很多朋友都担起心来：“老傅，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其实他心目中这种“死谏”，这种气魄、这种胸襟，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对于傅聪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超越生命的精神。

　　最近一次，傅聪先生到香港演出的时候，我对这点又有了深切体会。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傅聪到香港来演奏。演出前，傅敏给我打了电话说：“不得了，我哥摔了一跤，右边肋骨断了两根，我劝他不要来，可他一定要来，请你多照顾他一下。”那天，我们去了音乐会，傅聪先生还是如常演出，而且精彩得不得了，当时所有的观众都深受感动。他那天的演奏，很完美，几乎一点瑕疵都没有，你看不出他受伤了，只是坐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动作慢了一点。很多人以为傅聪先生都七十多岁了，行动当然会慢一些。其实不然，他在身体上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在精神上却战胜了一切。因为，这是艺术，是他的生命。他承诺了要来演出，不管自己怎么样，他是一定要演出的。在我的访问录中，他曾经说过：“就像《论语》中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对艺术有一个责任，我要做到我该做的。所以，在父子两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完全一样，真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傅敏先生的访问当中，他说：“父亲的心就像水晶一样透明，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世上的一些俗事，傅雷是不能够接受的。他每次出去做事情都很短，做几个月又辞掉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如追名逐利等，他都看不惯。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人。但是，他做事又是这么认真，这么执着，这么一丝不苟。今年，在纪念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看了他的生平回顾展览之后，就有这个感觉。一个展览会的成功，背后得有多少人，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工作。傅雷先生的这些手稿、版本，还有信件，遗失了要找回来，重新整理，这一系列的事，是谁在做?傅聪有他的音乐，有他的艺术，并且人还在海外。这背后努力的除了所有朋友之外，主要就是傅敏跟他的夫人。傅氏父子，其实应该是一门三杰，即傅雷、傅聪、傅敏。如果没有傅敏二三十年来的努力，我相信傅雷先生所有的手迹、手稿，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四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傅敏的执着、认真、一丝不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傅雷对傅敏来说，也是一面镜子。

　　傅雷先生当年给傅聪的老师写了很多信，这位老师叫杰维茨基，波兰人。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一共有十四封，从一九五四年傅聪刚到波兰学习钢琴开始，一直写到一九六二年。一九九四年，这些信交到我手里，让我翻译出来。翻译这十四封信很有意思，当年傅雷写信给傅聪的老师，是用非常尊敬的语气。他用法文写，每一封信后有很长的问候语，跟中国传统文言的信件很相近，翻译的时候，不但要知道它的内容，而且要知道它的用法、方式。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任何一个作者或者一个译者，不论写作或翻译，得有许多把不同的刷子，有的大，有的小，换言之，必须要有很多套不同的写作方式。

　　傅雷先生的书信，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话，有的是半文半白的。那么，傅雷写给杰维茨基的信应该用哪种风格?当然是要用文言文。傅雷先生用文言文是一个高手，那我怎样去模仿他呢?我想了想，对了，先要去通读《致黄宾虹信件》。傅雷与黄宾虹是忘年之交，他们通了一百多封信，我要去了解傅雷问候人的时候怎么讲，傅雷跟人客气的时候怎么写，傅雷跟人谈心的时候怎么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在傅雷致黄宾虹的信件中去琢磨、去学习、去模仿、去追寻，以便找到翻译这十四封信的感觉。就这样，我就进一步地走近了傅雷的精神世界。

　　一九九九年，小提琴家梅纽因去世了，梅纽因是傅雷当年的亲家，他的夫人叫迪阿娜，有一次看见了傅聪，就把傅雷当年写给梅纽因的信件共十五封，全部交还给傅聪。这批信是用法文写的，傅氏昆仲又让我翻译成中文，这次是我第三次翻译傅雷的信件。

　　我翻译《傅雷家书》是用白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儿女写的信。给老师写的信是用文言，那么，写给自己亲家的信该怎么办呢?傅雷与梅纽因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个是翻译家，一个是小提琴家，他们共同的儿子傅聪是钢琴家。这两亲家谈的话题范围非常广，包括人生、艺术等，谈的格调也很高。但是，有时要说小儿女、媳妇，对方的女婿傅聪的情况，不见得都用文言的说法，我想要把语意从最高、最低之中，拉在文与白之间，写出来的信有文言的简洁，但是也不能太文言化，亲戚之间有时是闲话家常，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定调。这时，就要看看傅雷写给他的朋友，像刘抗这些好朋友的信件，而不看写给黄宾虹的信件。在翻译傅雷三种不同的书信时，我采取了三种不同语气的手法。

　　二○○三年，忽然接到傅氏兄弟的电话，这是很动人的一件事。原来有一篇文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Hesse）写的。他大概于一九六○年在电台听到了傅聪演奏肖邦的音乐，很受感动。他不知道谁是傅聪，于是写了一篇名为《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这文章傅聪很多年后才收到。傅氏兄弟嘱我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放在纪念傅聪演奏生涯五十年的文集里。

　　此外，又发现了最后一封《傅雷家书》，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写给傅聪的，也交给了我去翻译。

　　二○○六年，傅雷先生过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本《江声浩荡话傅雷》，把《傅雷与他的世界》扩编了，加了一些新的资料。当时在上海南汇开了一个研讨会，也是叫“江声浩荡话傅雷研讨会”，有很多的名家、翻译家等在一起缅怀纪念傅雷先生。从那次会以后，就到了今天纪念傅雷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种种活动。

　　这就是我从研究傅雷，一直到翻译傅雷的一个过程，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进入傅雷的内心世界。由于我有这个机会去逐步探索傅雷浩瀚的精神世界，因此发现《傅雷全集》是一个探之不尽、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宝藏。

　　以下从三个层次探索一下傅雷的精神世界：一是傅雷的译作。他的译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翻译的作品，另一方面是译论。有人说傅雷翻译的作品很好，但没有什么理论。我看这是错的。傅雷的译作和译论是相辅相成的，一步步从早期趋向成熟。二是对傅聪的培育。傅雷与傅聪之间是怎样交流的?傅雷是怎么样呕心沥血培养出一个真正的音乐大家来的?三是我自己翻译傅雷的心得。

　　一、傅雷的译作

　　傅雷是一个翻译家、教育家、艺术评论家，其实在中学才念过两年法语，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法国，在法国仅仅待过四年。傅雷二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二九年夏天，到了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在那儿开始翻译。他最初翻译时，跟很多新手差不多，标点符号、造句遣词等都有很明显的欧化痕迹。傅雷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今时今日的傅雷，而是逐步自淬自砺、不断学习、不断求进，才有今天的成就。

　　傅雷十九岁时坐船到法国，在路上他写了十五篇《法行通信》，文字相当好。在法国一共只耽了四年。这四年里，他学法文、学文学，并且跟刘抗和刘海粟都很熟悉，他们在一起做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然后游历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当时，傅雷那么年轻，却有非常的禀赋、很强的分辨能力，知道什么事物是高层次的。他居然去拜访过名画家马蒂斯，并开始接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光阴大可以白白花掉，但是他去游历、去参观、去学习，然后开始翻译工作。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有三个要求，相信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他说，译文第一要行文流畅，第二要用字丰富，第三要有色彩变化。这是翻译的指标，对我自己来说，尤其是要译傅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以这三个指标为念。

　　先说行文流畅。傅雷对自己文字技巧的要求实在是太严格了。他这一辈子都在悉心推究、刻意求工。刚才提到他的处女作，并不是像我们今时今日看到的傅雷译作一样。他曾经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不在精神上彻底熔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

　　这是傅雷先生的亲身体会。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重译的时候，他说，自己看了非常不满，改得体无完肤，改完以后，觉得第一次译本见不得人。傅雷先生曾经问宋淇先生：“你手上还有没有我第一次的译本?你有的话，拜托，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宋淇先生问：“你有什么事情?”傅雷说：“请你把我那译本给烧掉，不要看，我自己觉得太差了，我现在正在改进。”你看有没有译者是这样的?他对自己刻意求工，永远在不断求进当中，因此常觉得很苦闷。他认为翻译是永无止境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念过柏拉图的《理想国》?真正的完美是一个境界，是不存在于世上的，而是在理想国里的。追求完美的人都在朝着这方向走，像傅雷、傅聪、傅敏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常常感到很苦闷。每一次做完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问他好不好，他老是说不好。傅聪每回弹完琴后，我去后台看他说：“傅聪啊，你今天演奏得很好啊！”他总是摇头叹气说：“不好！不行不行！”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求进，如果他沾沾自喜、自命不凡的话，就在原地踏步，不会进步了。

　　其次是用字丰富。傅雷每翻译一部作品，都要找一些资料，研究一下。他最喜欢看的是《红楼梦》，从中找些口语，还有看老舍的作品。这在翻译中叫定调，傅雷先生翻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家，都有定调的问题。比如他翻译巴尔扎克，就要找很多的参考资料，当时在国内可不容易，他会拜托所有的朋友，通过我国香港、新加坡、日本、法国等地的朋友，从四面八方找参考资料来研究。在翻译之前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并且对自己行文是否流畅非常认真执着。傅雷早期翻译罗丹《艺术论》的时候，还有文白夹杂的感觉，到了后期就没有了，变得炉火纯青了。所以，傅译的特色就在于“流畅”两个字。现在的人，有的不懂翻译，好像觉得傅雷的翻译太流畅是个罪过似的。其实，这就是傅译的特色，也是经过了这么几十年，我们今天在纪念傅雷诞辰百年的时候，傅译还在流传、还脍炙人口的原因所在。

　　傅雷在一九二九年翻译了丹纳《艺术哲学》的第一编第一章，到了一九五九年，他才把全书翻译完毕，但没有发表。一九六一年，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毛笔字抄了第四编“希腊的雕塑”，一共有六万字，寄给傅聪。他知道傅聪在国外需要这些精神上、文化上的素养。这本书对傅聪来说非常重要，傅聪后来常常提到的希腊精神，活泼的、健康的、完美的这种精神，都体现在傅聪的音乐里。

　　在一封家书中，傅雷对傅聪说，写信和讲话时要讲究点：“我当然不在乎也不责怪你信中的文法错误……不过在你的日常会话中，就该润饰一下，选用比较多样化的形容词、名词及句法……别毫无变化地说，‘多妙'或‘多了不起'，你大可选用‘宏伟'、‘堂皇'、‘神奇'、‘神圣'、‘超凡'、‘至高'、‘圣洁'、‘辉煌'、‘卓越'、‘灿烂'、‘精妙'、‘令人赞赏'、‘好'、‘佳'、‘美'等等字眼。使你的表达方式更多姿多采，更能表现出感情、感觉、感受及思想的各种层次，就如在演奏音乐一般。要是你不在乎好好选择字眼，长此以往，思想就变得很混沌、单调、呆滞、没有色彩、没有生命。再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语言更能够影响思想的方式了。”所以，傅雷翻译时用字是很丰富，层次是很分明的。

　　再讲色彩的变化。傅雷三十五岁时，已经做了很多事情，积极推动文化的工作。当时，他跟黄宾虹成了忘年之交。他为黄宾虹开了一个书画展，还出了黄宾虹书画展特刊，里面特别写了一篇文章，用的是文言文。他写的是《观画答客问》，有很多人来看黄宾虹的画，可能会提出很多问题，他就替黄宾虹回答了。他可以说是黄老的知音，黄宾虹的画几乎是傅雷发掘的。《观画答客问》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理论，他说：“笔者点也线也，墨者，色彩也。笔犹骨骼，墨犹皮肉……干黑浓淡湿，谓为墨之五彩;是墨之为用宽广，效果无穷，不让丹青。且唯善用墨者善敷色，其理一也。”

　　《观画答客问》中，傅雷最重要的理论是，要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很多人说黄宾虹画的山水好像有点杂乱，那可不是工笔啊。傅雷说，山水最要紧的是自然之性，“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若以形似为贵，则名山大川，观览无妨;真本具在，何劳图写?”

　　这就是傅雷最重要的译论：重神似不重形似。

　　所以，傅雷所有的学问都是通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大学问家，他的学问是通的，艺术、文学、音乐、雕塑、戏剧等等，全都融会贯通。从这里看出，他的画论，其实可以运用到译论中。

　　这篇《观画答客问》的文字是很美的。傅雷把这些思想贯穿起来，表现在翻译中，然后，又熏陶傅聪，让他表现在音乐中。傅雷的艺术观、翻译观、音乐观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在这儿问一句：谁敢说傅雷没有译论?他的译论都放在眼前。

　　傅雷重译很多次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第一次翻译是一九四六年，一九五一年他再翻一次，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又翻了一次，前后翻过三次。

　　很多不懂翻译的人说，原著里提到的明明是苍蝇，翻出来怎么变成蚊子?傅雷怎么搞的，他连原著都看不懂吗?其实，翻译时，有关动物的隐喻最考功夫。举例说《高老头》里有一个句子，提到伏盖公寓的老板娘伏盖太太，因为她的身材很胖，看来就像教堂里的耗子。原文是“sa personne dodue comme un rat d'église”。傅雷第一次翻成“肥胖如教堂执事般的身材”，第二次翻成“像虔婆一般胖胖的身材”，第三次翻成“像教堂的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这三次译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原来法文中，这句话是一个成语，有两重意思：（1）教堂耗子指含有贬义的虔诚信徒;（2）教区中入世的职员如仆役、警卫、唱圣诗者。

　　傅雷第一次翻的是这个成语的第二个意思，“肥胖如教堂执事般的身材”，指的就是工作人员。第二次翻的是成语的第一个意思“像虔婆”。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考虑到巴尔扎克作品中最有名的就是以动物比人，动物的隐喻是巴尔扎克的特点。于是，傅雷加了注释说明巴尔扎克“用动物比人的用意在本书上特别显著，故改按字面译”。

　　在英文中，有句成语“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意指一贫如洗，很瘦的样子。傅雷既懂英文又懂法文，第一次没有翻译成教堂的耗子，想必是这个原因。所以，第三次翻译成“如教堂耗子一般胖胖的身材”，加了“胖胖的”三个字，以便立意更加明确。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傅雷的用心所在。翻译时，对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是那么的用心，一个如上例的成语，竟然翻了三次，而每次修改的背后，都有一个道理。我从《高老头》三次译本看，文字是愈来愈好，愈来愈精彩。有的时候，第三次可能又改回第一次，这三次改译的过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题材。

　　二、对傅聪的培育

　　一九四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写了《致一位音乐家》这篇文章，由我翻译成中文，这是使我非常感动的一篇文章。

　　黑塞说，一九六○年某一天晚上，忽然听见一个电台晚间的音乐节目，演奏者是位中国钢琴家，叫傅聪，“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对于他的年龄、他的教育背景或他本人，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对这个美妙的节目深感兴趣，也自然而然好奇”。那个时候的傅聪很年轻，才二十六岁。

　　然后，他又说，他听过很多很多钢琴家演奏肖邦的音乐，如潘德列斯基、费歇尔、利巴蒂、科尔托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但极少能演奏得合乎他心目中的肖邦，“我时常以为，弹奏肖邦的理想方式一定得像肖邦本人在演奏一般。不消几分钟，我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钢琴家已充满激赏”。黑塞认为这个演奏完美得不得了，可是他想中国人向来是很勤劳的，傅聪可能是苦练练出来的，技巧很好，表现比鲁宾斯坦也不逊色。

　　“但是，我所听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肖邦。那是当年华沙及巴黎的肖邦，海涅及年轻的李斯特所处的巴黎。我可以感受到紫罗兰的清香，马略卡岛的甘霖，以及艺术沙龙的气息。乐声悠扬，高雅脱俗……这是一个奇迹。”

　　他说，这个才华过人的音乐家，我不知道他是练出来的，还是他内心世界真正领略了欧洲、波兰以及巴黎文化中蕴含的忧郁和怀疑主义。他又说，傅聪是刻意去模仿一个老师的吗?还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如果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话，那么他的每个细节都是独特的、崭新的，绝对不是旧调重弹。每次演奏都会是不一样的。

　　原来这个没见过傅聪的黑塞，是傅聪真正的知己。傅聪跟我说：“我的每次演奏都不一样，永远不会重复。”对傅聪来说，每一个音符就像金子一样珍贵，他是在不断求进。在傅聪身上，我看见的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琢磨;在傅雷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他们两父子很像，像互相映照的镜子。

　　黑塞从这个音乐中，不但了解当年的傅聪，还了解今时今日的傅聪。接着，黑塞又说了最后一段话，这段话跟傅雷的培育息息相关，很有意思。他说：“我强调这问题在我聆听这场美妙的演奏时并未出现，而是事后才想到的。聆听傅聪演奏时，我想象一位来自东方的人士……他像是出自《庄子》或《今古奇观》之中。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由一只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就如古老中国的画家一般。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以毛笔挥洒自如，迹近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此时，你心有所悟，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命意义的境界。”

　　傅聪先生所弹奏出来的，不就是傅雷先生当年所灌输的吗?这件事情傅聪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黑塞在一九六○年写下这篇文章，到一九六二年就去世。当年影印尚未发达，黑塞亲自把这篇文章印了一百多份，然后分发给他所有的好朋友，希望文章能传出去，有一天可以见到这位来自东方的朋友傅聪。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傅聪重回波兰，在一个乐评家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才拿到了这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在二○○三年交到我的手里，嘱我把它翻译出来。

　　我们看一下傅聪小时候，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他小时候，接触过《论语》、《孟子》、《战国策》、《左传》、《史记》、《汉书》，所有的经典名著，他爸爸都亲自教。长大了以后，通过每一封家书，父子继续谈《世说新语》、《人间词话》、《古诗源》、《唐五代宋词》。连妈妈也受到影响，跟儿子谈昆曲、豫剧中《钟馗嫁妹》、《林冲夜奔》、《游园惊梦》、《花木兰》、《拷红》等曲目。父子交流的范畴极广，除诗词歌赋外，更涉及园林建筑、绘画舞蹈、书法篆刻等，至于古典音乐、西方艺术、文学翻译、人生哲学等，更经常在讨论切磋之列。

　　傅雷教育儿子，除了这些，最要紧的是人格的培养，就是我们常说的赤子之心。他说，必须“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人格的培养和艺术的涵养是先于艺术的重要原则。傅雷在家书中不停提到赤子之心。他说：“赤子永远不知孤独，到老不会落伍”。有这么一个纯洁心灵的艺术家，永远不会真正孤独，他的孤独只是创作中必须经历的孤独，他的赤子之心却是永远不会孤独的，因为，他可以跟全世界的人神交。当年黑塞跟傅聪没有见过面，但是多年后，傅聪看到黑塞这篇文章，他会觉得孤独吗?不会，他知道这世界上超越时空到处都有知音。

　　此外，父亲又用胸襟和气魄来教导儿子。傅聪一九五五年在波兰参赛后，傅雷马上去信鼓励他。他说：“音乐学院的院长说你的演奏像流水，像河;像……河，莱茵，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刻，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写的时候就是一气呵成，下笔滔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这种莱茵、黄河、长江的气魄，是这种充满了热情，充满着诗意，澎湃汹涌，奔流不息的气息，感动了傅聪，也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我觉得傅雷先生的一生能够使艺术的气息弥漫在大河巨川的两岸，这个两岸不仅仅是中国的海峡两岸，还是东西文明的两岸，他把文化的种子布满四野，遍植世界。

　　傅雷常常写了很长的信给傅聪之后，又再给儿媳妇弥拉写一封，同一天给好几个人写信，实在太忙了。从他的精神世界发觉，他也有很人性化的一面。

　　我译傅雷最后的家书时，心里非常感动，也是比较难过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的这封信说，看到孙子一天天长大真是很高兴，想象孙子在厨房里看到爷爷奶奶的照片，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

　　这个时候，距离他去世只有二十二天了。记得傅聪告诉我，很多老朋友当时已经在担心了，说老傅一直在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傅聪说，我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死谏”那种决心的人物。所以，在这封信中说“我不抱希望了”。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预感到了。

　　傅雷说，一个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知识要追寻，有太多信息要知道，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不够的。他说：“这岂非现代人主要病根之一，艺术若在吾人身上加重负担，徒增疲劳，而非带来平安，赋予喜乐，岂非有违原则?”这是生活的矛盾，而现代生活的复杂紧张已剥夺人类简朴自然、合乎健康之乐趣。所以，他说在今时今日应该注意的是平衡。所谓的平衡、健康、和谐就是希腊精神，而艺术也要体现希腊精神。

　　这也是他给亲家的信中所言：“我时常为现代文明而叹息，此种文明将艺术变为工业社会极度紧张之产物……艺术家未及潜心沉思，此为进步耶?”

　　傅雷觉得，梅纽因可以做到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调节演出的次数，但是，傅聪刚刚出道，却做不到，做父亲的常常为此担忧。

　　傅雷说自己，头脑每天保持活跃十一二个小时，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星期天也是很忙碌的，有很多信要写，很多东西需要清理。有时写给傅聪的信要写上五六个钟头。

　　他说：“我并非不想去公园里散散步，或者逛逛古董铺，实在是没有这种闲暇，工作对我来说变成一种激情，一种狂热，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对我有所裨益，使我在临睡之前，多少有些自我满足的感觉。弥拉也许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因此，他的两位公子跟他实在很像，做起事情来认真、执着、不眠不休。

　　下面一封信，傅雷谈到东西文化之间的鸿沟，是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晚给傅聪写的。“最高兴的是你的民族性格和特征保持得那么完整，居然还不忘记：‘一箪食（读如嗣），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唯有如此，才不至被西方的物质文明所淹没。你屡次来信说我们的信给你看到和回想到另一个世界，理想气息那么浓的、豪迈的、真诚的、光明正大的、慈悲的、无我的世界。我知道东方西方之间的鸿沟，只有豪杰之士，领悟颖异，感觉敏锐而深刻的极少数人方能体会。”

　　另一方面，傅雷的虚无和怀疑主义的情怀，我们也能感受得到。“虽然我对所有崇高美丽之事物均十分热爱，却无法使自己的梦想完整无损，反之，太多事，令我震惊不已，使我疲劳不堪，直至虚无寂灭。”尽管如此，他所坚持的仍然是希腊乐观的、和谐的精神。因此，傅聪在弹奏肖邦的时候，心底蕴藏着父亲对他的种种教诲与熏陶。

　　傅雷也谈到艺术家的孤寂，他说：“人类有史以来，理想主义者永远属少数，也永远不会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是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痛苦，人类也许会变得更渺小、更可悲。”

　　“新的巴尔扎克翻了一半，约旧历年底完工……近一个月天气奇好，看看窗外真是诱惑很大，恨不得出门一次，但因工作进展太慢，只得硬压下去。”

　　我在巴黎写论文的时候，夏天，天气奇好，在巴尔扎克的故居研究，很想出去走一走。忽然想起傅雷的话，窗外的诱惑真是太大了，但是工作的进展太慢了，只好硬压下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深深地体会到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孤寂。这种感受，日后就流露到我翻译《傅雷家书》的字里行间。所以，我说翻译一个作品，要真正进入原作者的精神世界，你才能跟他沟通，你翻出来的文字才有他的那种感觉。

　　翻译的艺术是追求完美的。傅雷说：“我译文的风格令自己深以为苦，虽已尽全力，却永远达不到满意的完美程度。巴尔扎克、服尔德及罗曼?罗兰的英译本多数惨不忍睹，错误百出，无可原谅……翻译之难，比起演奏家之演绎往昔大师的杰作，实在不遑多让。”

　　这个感觉在所有爱好艺术的人身上都能体会得到。傅雷怎么去塑造一个大师级的演奏家呢?一九六三年，傅聪已经成熟了，进步了，傅雷在写给梅纽因的信中说，傅聪认为“自己在演奏中常处于一种精神抽离状态，对观众及物质世界感到既遥远又接近”。接近的是他的心灵，遥远的是名利等无关重要的东西。他说，这个时候，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求进，每隔五六年就能迈一大步，这实在是十分重要的，而当时，傅聪已经晋身为国际级音乐大家了。

　　三、翻译傅雷的心得

　　所谓的翻译，译者得有一个地缘。什么是地缘呢?白先勇先生曾经说过，小说里的人跟地要有一个缘分，有这个缘分就能写得很成功。他说鲁迅写绍兴就写得很好，老舍写北京，张爱玲写上海，都特别地得心应手。这是对的。

　　因为对一个作者来说，一处地方“有历史上的象征意义，不仅是地理上的名词”。

　　最近刚刚去世的乔志高（高克毅先生），翻译了《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他翻译这本书比所有人都翻得好，就是因为这小说的故事情节，他都耳熟能详，他也在纽约住过。

　　傅雷当年去巴黎，在一九二八年十九岁的时候，住在第五区，有名的索邦（巴黎大学）的文科和理科都在那儿。到了巴黎之后，第二天他就去卢森堡公园游了一圈，以后，每逢放假，没有课的时候，他就去那里散步。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些人物也是经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的，这不知不觉给了傅雷很多的感触。当年我去了巴黎以后，就在索邦大学学习，学习之余也常去卢森堡公园逛，这种感觉就是地缘。傅雷笔下的这一些，巴尔扎克笔下的这一些，都是一脉相承。作者跟译者，译者跟他的研究者，就凭着冥冥之中的一线牵，结下了一代又一代的文缘和译缘。

　　现在请大家看看我译的一封傅雷家书：“看到你描绘参观卢浮宫的片段，我为之激动不已。我曾经在这座伟大的博物馆中，为学习与欣赏而消磨过无数时光。得知往日熏黑蒙尘的蒙娜丽莎像，如今经过科学的清理，已经焕然一新，真是一大喜讯，我多么喜爱从香榭丽舍大道一端的协和广场直达凯旋门的这段全景！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桥上的夜色，尤其是电灯与煤气灯光相互交织，在塞纳—马恩省河上形成瑰丽的倒影，水中波光粼粼，白色和瑰色相间（电灯光与煤气灯光），我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桥上，绝不会不尽情浏览。告诉我，孩子，当地是否风光依旧?”

　　当时，傅雷的魂魄都系在孩子的身上。我翻译那一段时深受感动，觉得自己也真正进入了傅雷的精神世界。

　　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二○○八年五月十六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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