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可为一国外交政策提供其所需的政策建议或者解释，美国历史上很多总统都曾就其政策建议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向智库咨询，总统会雇用来自智库的专家担任其政府高级职位，决策者寻求来自智库和学者的建议也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和碎片。本书结合美国20世纪的外交政策探讨了智库在其中的作用。
智囊团/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事实上，美国总统会聘请智库的专家担任他们政府的高级职位，并向智库寻求政策上的建议。
本书共十六个章节，内容涵盖美国智库的概述、分类、理论等方面。作者通过分析美国*知名、*有影响，且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在某些时期（小布什、克林顿任期）的运作模式， 来展现智库对美国政治的重要影响。
本书既能了解到美国智库的背景知识，又能理解美国智库的发展路径，适合智库、科研机构、政府相关机构，以及智库研究者研读。
作者：库必来·亚多·阿林（Kubilay Yado Arin）政治学专业，现于慕尼黑大学攻读美国文化史博士学位。
译者：王成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著有《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等多部著作。
目 录
致谢
译丛总序
译者序
译者导读：智库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
第一章 智库，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囊团
第二章 研究方法： 智库分类法
第三章 政策共同体，政策倡议联盟与认知共同体
第四章 智库政治影响的理论阐释
第五章 政治制度的碎片化与唱反调者
第六章 外交关系协会、布鲁金斯学会和新保守主义倡议型智库
第七章 精英理论
第八章 承包政府研究项目的智库——军工复合体的领跑者？
第九章 基金会、企业慈善事业和政治倡议活动
第十章 从事政策营销的政策倡议型智库
第十一章 新保守主义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
第十二章 克林顿政府
第十三章 小布什政府
第十四章 布什主义、新保守主义关于美国独大的概念
第十五章 新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倡议联盟？
第十六章 结论： 美国政治与思想之战
附录一 参考文献
附录二 美国知名智库
智库，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囊团
20世纪伊始，政府的运作日益变得难以理解。负荷过重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通过海量的信息分析来认识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讨价还价、理解国际磋商的复杂架构。大多数政府机构和国会议员很少自己从事调研工作，而是依靠政府的研究机构、智库、利益集团来获得信息和政情分析。尽管“智库”（Think Tank）一词的确切定义存在问题，但智库的作用却是明明白白的，即组织会议，出版书籍、论文、报告和期刊，鼓励研究人员为报纸撰写公共事务专栏文章。智库及其研究人员就内政外交提供急需的解析。戴安·斯通（Diane Stone）采用一个宽泛的政策网络分析法，来解析智库的活动及其动机，包括政策共同体、政策倡议联盟和政策企业家等模型。
与欧洲政党提供政策建议的做法不同，美国白宫和国会山的政客们无需屈从于政党这个平台。美国松散的政党纪律常常促使国会议员和政府成员向智库寻求专业性的政策服务。许多总统为了让其政策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契合，也向智库寻求建议。确实，美国总统还从智库中聘请专家担任其政府的高级职务。实际上，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散性和碎片化，决策者们才会向思想工厂以及为其服务的学者们寻求建议。在一个立足于不同部门分享权力的政治体制、一个决策者不受政党制约的政治体制下，智库可以通过多条渠道使其主张上达该国的数百位立法者。多年以来，作者们通过智库的经费来源、独立程度、研究类型、税负情况、组织架构以及政治取向来对其进行描述。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不会因为无意在政治上表现活跃，就有别于倡议型智库，它与倡议型智库的不同仅在于它侧重于中长期研究。简言之，与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这种为决策者提供短期资讯的倡议型智库不同的是，许多早期的智库重视的是长期影响决策者的宽领域议题。
“国防和外交政策上推崇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智库，被划为保守派智库，而总体上推崇更多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主张的智库，则被划为进步主义智库。”
本书因此聚焦于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基金会、个体捐款人、专家以及思想理念的作用。政策倡议联盟的分析法为解析知识的长期利用提供了思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和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这样的智库像政策论坛一样运作，创造着跨界学识。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学者、政治家与新闻工作者们，通过参与智库的倡议活动，在塑造政策话语的过程中建立起人脉网络。因此，智库时常能够在不同政策倡议联盟之间的竞争环境中发挥其影响力。结果是，利益集团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立足于这一角度，本书着重分析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小布什任职期间，智库这一精英政策规划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就像大卫·李奇（David Ricci）指出的那样，智库虽然对华盛顿的政治事务产生作用，却较少出现在讨论美国政治的参考书中。在李奇看来，政治学家们尚未将华盛顿的智库及其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当作美国决策活动中一个崭新的、重要的体制性力量加以考量。在政策议程的形成过程中，智库发挥的是“软实力”（这是由约瑟夫·奈创造的概念），它们对政策争论的用词和传统智慧提出质疑，对决策者的思想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智库引人瞩目的作用。虽然与实打实的政治讨价还价相比，智库的功能很难显现，但这却制造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安排，将各种政治力量的讨价还价置于现代政治制度的规范之下。
“‘市场自由主义者’在词义上可与‘自由主义者’通约，用来指受经典自由主义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影响的机构或个人。被美国社会民主党人盗用的‘自由’这一概念，在美国也被称为‘进步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则等同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标签出现于罗斯福政府及其‘新政’期间。‘伟大社会’计划的批判者们一般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譬如就职于像传统基金会这种机构的人们，他们受的是自由意志论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
总统候选人与国会议员建立智库，不光是利用智库的专业政治知识，还利用智库来规避选举法对筹款所施加的限制，因为非营利组织是不受捐款上限约束的。捐款人可以支持其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并且从智库的免税地位中受益，还能通过智库结识官员。由此可见，智库也成了竞选团队的一员。鉴于美国没有英国那种文官制度，智库学者必须与决策者结成联盟，来提升他们在美国行政系统中的发展前途。
作为民主党领导理事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的分支机构，进步政策研究所（The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成立于1989年。当1992年比尔·克林顿决定角逐总统职位时，进步政策研究所从他身上豁然看到了一位推动其进步主义使命的合适人选，因为克林顿支持进步政策研究所力推的对政府进行改革的“推动变革”（Mandate for Change）蓝图。许多记者断言进步政策研究所的观点将主导华盛顿的议程。最值得重视的是，进步政策研究所认为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发展优质教育、拓展发展机会、增强金融和人身安全，能够重振“美国梦”。不仅如此，预防犯罪、医疗和环境安全等议题也进入了克林顿的新民主论坛议程。进步政策研究所还坚信在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架构有利于维护全球秩序。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结论要求在美国建立新的进步主义政治，而在营销其主张的战略上则以传统基金会和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的做法为榜样。
鉴于“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Hmerican Century)与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旗帜周刊》杂志（由“新美国世纪计划”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尔定稿）的主张相一致，其提出的原则不仅得到了小布什的公开支持，而且早在1997年就引起了克林顿政府的关注。“新美国世纪计划”提出了在新世纪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里根主义政策，以“强军”和“道义上的旗帜鲜明”为标志。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杰布·布什都支持这一原则并签了字。当小布什发展出自己的主义来增进和保护美国安全利益时，“新美国世纪计划”则为其政府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名。“9·11”悲剧之后，这个与布什所在的白宫关系过硬的小型智库一下子名扬全国。也确有一些记者认为“新美国世纪计划”为布什主义奠定了基础。
本书对美国内政外交职能的历史性分权是否能绕开美国的权力制衡制度进行考察。就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是否变成了行政部门的专属领域而不受国会控制？克林顿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是否将内政置于外交之下？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将重点从内政转向外交的趋势是否在小布什任职期得以延续下去？考虑到孟德斯鸠关于行政部门有权采取“紧急行动”的论述，这一范式的转移也就是合理合法的。下列一些问题有待澄清： 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式过度扩张是否能有效地被国内机制所阻止？对遵守国际法以及与多边组织进行合作的关注日益增强，要求美国国内强化控制其对外政策的能力。
鉴于智库的政策建议不适当地只向行政部门提供，以致国会被排除在了对外政策决策活动之外，这一点特别成问题。正因为此，政治学家们都会把目光集中在分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五角大楼之间的决策制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考察了在反恐战争中如何处理法治、国际法、人权、权力制衡制度，以及对联合国的责任这些问题。尊重美国宪法、服从国际法以及建设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如联合国)表明，克林顿总统及其前任老布什都认为应当尊重美国盟友的观点，以打造广泛的同盟关系。有鉴于此，本书力图证明： 从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执政阶段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执政阶段，从他们各自执政时期迥异的政治议程中，可以推导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是如何从被动反应型转变为主动出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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