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修订本）_[美] 邹谠著_9787208139992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系统研究了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十年间的中美关系，剖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他分析和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引用材料极为丰富，对每个问题、每个论点的论证和分析都细致严谨，将宏观的历史和微观的行动有机结合，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

　　本书旨在剖析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国发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责任与权力是成正比的，而蒋曾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我们着手分析的途径之一就是视外交政策为假设、目的与手段的完整结构。然后从两个角度剖析这一结构：构成外交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假设和现实的一致性的程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一种外交政策由于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可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之间的合理次序被颠倒，如果基本的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正在出现的变化，那么即使是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仍然可能无助于国家的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例子，说明一种政策失败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一种外交政策格局中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我们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表现为有时是不愿意、有时是没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以达到政治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看来是不愿意又不能放弃无法达到的目标，从而在一件毫无成功希望的事情中陷入纠纷。不平衡的第一个方面在至1947年止的美国政策中极为清楚地显示出来，而第二个方面则于1947年至1950年6月这一时期赫然耸现。不愿诉诸武力和维护理想主义的目标是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两点使中国成为让美国陷入窘境的难题，迫使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由进到退的道路；正是这两点使美国毫无争取不断胜利的机会，相反地却扩大了美国最终失败的结果。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美国幻想的根源，她曾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共两党将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这样简要的解释听起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分析的严密性要求我们还要进一步澄清复杂事态的意义。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作者试图解释美国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或者干脆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一问题。这方面的剖析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她对远东事务的总方针的必然结果——她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及道义方面的考虑。本书明确探讨或含蓄提出了对行动步骤所作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当然是事后聪明，它们在当时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它们与制定实际政策的既定假设和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况且，谁也不能证明，另一套行动步骤就会成功地推进美国的理想和利益，而不会给她造成更大的损害。探讨或提出这些可供选择的假设主要是为了强调一点：如果曾经有一套不同设想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行动步骤。

　　我们的分析暗示了一种信念，即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行动。第一种观点是我们可以从演员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行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即演员的假设和思想所导致的事件。因此，集中研究制定政策的假设对主要以叙事形式写成的著作来说是颇为有用的补充。

　　第二种观点是，人类的行动及后果可以被理解为是复杂的“条件”的产物。演员的假设构成“条件”的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是“客观条件”。演员有可能完全了解这一条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条件”是完全不受演员控制的。在这一分析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家总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件，试图找出一种解释人类行动的模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的模式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她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诉诸武力、或者放弃她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不管演员本身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认为它是美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从第二种观点出发，人类的行动似乎经常遵循一条基本上由复杂的“条件”所决定的发展道路，而行动往往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发生的。

　　关于第三种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制定政策的假设和想法如果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那么政策是否在实际上是超越于演员的控制的？人们是否可以合理地争辩：演员——个人、政府或国家——是可以采纳一系列不同的假设的，是可以注重研究另外一组想法的？如果一系列不同的假设和想法占了优势，那么过去事态的发展是否也会不同？演员被合理地认为享有选择的自由与他们并不享有这种自由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哪些是可供演员选择的可能的行动方针？哪些是被客观环境所排除的行动方针？可能发生的事件与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人类无法驾驭的事件与由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而导致的事件之间的界限又是什么？作者并未试图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回答，虽然这些问题与本书所涉及的行动和政策有关。但是，即使是含蓄地提出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强调了占优势的假设和想法的控制性的作用，强调了由于人类对自己和环境的了解而强加于行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到通过对自己的了解而有意识地改变人类思想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扩大人类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范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人类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历史与命运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本书主要是以第二种观点加以阐述，但它必然是以第一种观点开始，以第三种观点提出建议的。对一个国家一种长时期的政策进行解释，正如本书在此所试图做到的那样，是担风险的工作，充其量作者只能做到洞察敏锐。而在一般情况下，他只能是貌似有理，因为他是从复杂的全局中选择一个因素作为分析的焦点的。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假设、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而这些都是由他的整个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分析的严密性可能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探索历史事件的意义、试图将外交政策看作是由互相联系的因素组成的结构，可以赋予历史事件比其本身实际享有的更多的连贯性与逻辑性。我们现在的态度和思维习惯也可能会妨碍我们全面了解另一个时代的舆论。全神贯注地学习过去的经验可能妨碍我们全面地认识美国官员是在何等困难的环境下和目标的限制下不辞辛苦地工作的。所有这些内在的人类智力上的局限性对当前的这一工作来说，都有着特别的严重性。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局限性进行全面的了解，能够避免一些易犯的错误。只要有必要，分析的严密性便让位于历史的复杂性；分析贯穿于整个对历史的叙述。因此，本著作既不完全属于政治科学的领域，也不完全属于历史的领域。它并不是一部严格地按年表的顺序而写的叙事历史著作，也不是一部仅仅由逻辑大纲主宰的纯分析性的著作。当论证一种分析需要叙述历史事件时，年代表便附在后面。当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某种观点时，作者采用了逻辑的顺序。因此，本著作处于政治科学和外交史重叠的边缘地区，分析和叙述是混为一体的。我们的希望是，如果它不能更多地增加我们对事实的了解的话，也能引起我们对政策的假设这一抽象领域的重视，使我们能更加敏锐地洞察我们的行动的明智或愚蠢，使我们汲取的教训系统化。我们的观察力，的确也是我们的偏见，也可能使我们注意到没有给予充分强调的全局的某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努力是否有价值要由别人判断。

　　从珍珠港事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鸭绿江总攻势崩溃时期的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的杰出著作极大地便利了对美国政策的研究工作。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为我们提供了从珍珠港事件到马歇尔出使中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权威性的报道。查尔斯·F.罗曼纳斯与赖利·森德兰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军事历史三卷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活动的详情，并揭示了中国国内政治与抗日战争的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H.布雷德福·韦斯特菲尔德的《党派政治和外交政策》对国会的“中国帮”和杜鲁门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争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一争论曾经构成1946年至1950年的美国政策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作者完成了本书的研究工作之后，约翰·W.斯帕尼尔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和朝鲜战争》出版了。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前六个月这一章的初稿完成之后，艾伦·S.惠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出版了。斯帕尼尔的书对美国政策作了敏锐的分析。惠廷的书在已问世的有关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书中首屈一指。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经常与他们一致，但不总是这样。

　　作者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所有公开发行的文件及其他与中国政策有关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的总数，加上无数篇文章和研究著作，是令人惊讶的。这种努力已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对隐藏在政策和行动后面的假设和想法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论证。作者也利用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美国政策的中国资料来源。缺乏取得资料的途径严重地限制了作者的这一努力。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努力也导致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引言是对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传统政策的一般性的阐述，它主要基于有关这一时期中各个阶段不计其数的研究著作。作者在脚注中对此表示了深厚的谢意。其中四部著作特别有帮助。它们是：赫伯特·菲斯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书中详细地阐述了1937年到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保罗·W.施罗德的《轴心国和日美关系，1941年》；书中对美国的传统的对华政策作了有趣的阐述。威廉·L.纽曼的论文《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亚洲政策》及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的《孤立和安全》，对美国政策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分析性的阐述。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看来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在学术、体裁和思想范围内，没有任何后来的著作可与之媲美。对于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由于客观原因，仅能查阅很少的原始资料。作者希望，对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作了略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的引言，将使我们在本书的分析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和历史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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