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从宋代城市与媒介革命这一新视角，多方面研究了伴随着宋代城市文化繁荣与宋代媒介革命对于宋代文学变革及新的文学特质的形成的影响。书稿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了媒介革命影响下宋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宋代发生的印刷媒介革命，改变了整个宋代文学生态环境，对于宋代文学的变革与创新，乃至南宋文学新特质的形成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下编基于城市文化繁荣中宋代文学的新变与拓展，探讨了宋代新型文学生产与城市文学的繁荣之间密切关系，揭示了新的城市文学又如何建构、丰富，并具体展示新的城市文化风貌。
刘方，文学博士，二级教授。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承担国家、教育部和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十余项省部级及以上课题。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中国禅宗美学的思想发生与历史演进》《中国美学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中国美学的历史建构与文化功能》《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汴京与临安：两宋文学中的双城记》等学术专著14部。多次获浙江省政府社科成果奖。
导论
上编 媒介革命影响下宋代文学的发展与转型
王维画在北宋的经典化及其多重文化语境
张镃的南湖雅集与马远《春游赋诗图》
北宋委托书坊刻书的出版方式创新及其相关问题
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在宋代出版史上的方式创新与贡献
都市书坊业：新型文学生产的文化媒介与物质基础
——以吴文英《丹凤吟赋陈宗之芸居楼》为核心的考察
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新型文字狱与新学术领域发展
文学的大众传播模式萌芽对于南宋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
下编 城市文化繁荣视域中宋代文学的新变与拓展
丰乐楼：文学书写中宋代两都的一座酒楼传奇
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
北宋都市佛教新变与士大夫的结社诗歌创作
——以《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核心的考察
露花倒影柳屯田：误读背后所遮蔽的北宋文学思想论争与都市文化语境
柳永游仙词与北宋真宗时期汴京政治文化
城市雅集、文学场域与湖州城镇文化辉煌的建构
——以北宋湖州六客亭雅集及其经典化为核心的探索
“便把杭州作汴州”：故都记忆与文学想象
吴文英词的空间叙事与南宋临安都市文化
《城市与媒介：宋代文学的新变与转型》：
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精加校勘，显然充分借鉴和利用了家刻甚至是官刻在编辑、校勘方面的成功经验。而印刷、出版和发行，则是更为职业化的商业性书坊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不仅有职业化的印书团队，而且有出版发行的渠道、网络。在这方面，非职业化的家刻，往往都是临时雇人，组成出版团队，所耗费的时间和经费，其成本显然会大大高于从事专业出版工作的书坊。周必大也充分利用了商业性书坊在印刷和出版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与家刻相较在成本上更为低廉的优势。
周必大（1126-1204），开始雕版《文苑英华》，已经是76岁高龄，而在雕版完成，要开始印书的1204年，已经是79岁高龄，其精力、时间甚至经费，都已经成为问题。
以79岁高龄，再于各地雇用、组织印匠来印书，而如此巨额投资，必须考虑回收成本等，由此又涉及发行、销售问题。不仅耗时、耗力，而且也不熟悉发行、销售及其渠道。而由商业性书坊承揽，则利用其专业性优势，在印书、出版、发行和销售方面，都可以驾轻就熟，利用现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分担了出版成本。
从客观上看，周必大的这个选择也是明智之举，因为在《文苑英华》刊刻完成不久，周必大就于同年去世。他是在完成心愿之后去世，应该是心意已足，无所遗憾了。如果不采用由书坊承揽印书的方式，很可能在他去世之前就不能够完成刊刻工作，则他将会真正抱憾终身。
显然，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在出版方式上，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即在家刻基础上委托合作和合资的方式。从嘉泰元年（1201）到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刊刻此书费时近四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应该是用于雕版，从《照会》没有涉及雕版的费用问题推测，三年多的编辑、校勘和雕版，是周必大组织和雇用人员进行，所需资本应该是由周必大支出，体现的是家刻特征。而雕版完成之后的印书与出版发行，则由印刷承包商承揽，是商业性书坊承揽，所需资本是由印刷承包商承担，体现的是商业性坊刻特征。
像刻印《文苑英华》这样大部头的书籍，不仅工程浩大，花费巨大，而且旷日持久。官府临时组织一个印刷班子，远不如利用已有的专业化的书坊机构刊刻更为有利和方便。为了保证刊刻质量，避免书坊刻书的缺陷与问题，采取了严把两头、监管全过程的方法。一方面编辑、校勘书籍全部由专业人员而非书坊人员担任，每卷后标题后空一行书“登仕郎胡柯、
乡贡进士彭叔夏校正”衔名。
另一方面专门派员监督雕版和印刷的全过程，对于雕版进行监督、校正，“王思恭对点兼督工”“王思恭，专一手抄《文苑英华》，并校正重复，提督雕匠”，从而保证了印刷质量。
登仕郎胡柯、乡贡进士彭叔夏校正，反映编辑情况。
成忠郎新差充筠州临江巡辖马递铺王思恭对点兼督工，反映官府委托书坊刻书，为了保证刻书质量，专门派人进行对点、督工。
前面的校正，是在编辑过程中对于书稿的校正，后面王思恭的校正，则是对于雕版过程中对于雕刻书版的校正。
当然，商业性书坊接受委托刻书的更为具体的细节、流程，特别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经费问题等，在上述文献中，不仅是十分简略的，而且像经费这样重要的问题，则完全没有涉及。这不免是一种遗憾。而南宋时期周必大刊刻大型类书《文苑英华》的有关出版史料，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委托刻书的出版过程与细节，而且还涉及出版经费等重要问题，不仅可以提供南宋时期委托刻书的实证与细节，部分弥补上述遗憾，而且还提供了重要的迄今为止笔者所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出版经费方面的重要出版史料。
精加校勘、写手上版，督责雕版，周必大显然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中央官府刻书在编辑、校勘方面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了商业性书坊在雕版、印刷和出版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与官刻、家刻相较在成本上更为低廉的优势。
这一出版方式，一方面在编辑、校勘、印刷、出版和发行上，可以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刻书体系的众家之所长；另一方面在刊刻书籍的人员组织、精力耗费和出版经费上，都可以更为优化。官刻和家刻的优势在于编辑和校勘方面。周必大刊刻《文苑英华》精加校勘、写手上版，督责雕版，显然充分借鉴和利用了家刻甚至是官刻在编辑、校勘方面的成功经验。而印刷、出版和发行，则是更为职业化的商业性书坊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不仅有职业化的印书团队，而且有出版发行的渠道、网络。在这方面，非职业化的地方官刻与家刻，往往都是临时雇人，组成出版团队，所耗费的时间和经费，其成本显然会大大高于从事专业出版工作的书坊了。周必大也充分利用了商业性书坊在印刷和出版方面的专业化、职业化和与家刻相较在成本上更为低廉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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