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莱克斯，出生于芝加哥，获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医事检查处的刑事人类学家，同时兼任加拿大魁北克省犯罪暨法医研究所的法医。她是全美刑事人类学协会十五名检定合格的法医之一，也是美国法医科学协会的成员，并担任刑事审判的常任专家证人，此外，她还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担任社会人类学教授，经常来回奔波于夏洛特和蒙特利尔两地。
她的第一本小说《听，骨头在说话》不但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更荣获一九九七年的“阿瑟?埃利斯”最佳处女作小说奖。而后续的《死亡的颜色》、《致命的抉择》、《战栗的航程》、《墓穴的秘密》以及《白骨的阴谋》，本本均登上畅销排行榜，并成为国际级畅销书。
如果那里有尸体，那就是我没找到。
外面，风呼呼地号叫着。在老教堂内，我用泥铲刮地的嚓嚓声、手提发电机和加热器的嗡嗡声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发出异样的回音，此外别无声响。高处，摇曳的树枝摩擦着木板封死的窗户，就像粗糙的手指在胶合木质黑板上摩擦一样。
一群人聚拢站在我身后，但相互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手指弯曲着放在衣袋里。我听到了脚步声，先抬起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靴子在冰冻的地面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寒冷把我们都冻麻木了，连话都懒得说了。
我用泥铲轻轻地把放在筛子里面的锥形小土堆摊开，然后看着它从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筛子眼里漏下去，消失无踪。这种颗粒状的下层土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因为除了表层土外。我曾经预想在整个挖掘过程中遇到的都是永冻土。不过，在过去的两周里，魁北克反常地暖和起来，地表的冰雪融化了，地下土也解冻了。这是典型的唐普式的运气。尽管另外一股北冰洋寒流把刚刚到来的春意吹散了，但两个星期的温暖还是把地下土层变得松软了一些，因此挖掘起来比较容易——这是有利的一面。昨天夜里，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华氏零下七度——这是不利的一面。尽管地面没有再次结冰，但空气却是冰冷的，我的手指已经冻得几乎不能弯曲了。
我们在挖第二个土坑。可是，除了小鹅卵石和碎石片之外，筛子里没有出现我想找的东西。我估计，在这么深的土坑里多半找不到什么，不过话绝对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要按照计划，继续挖掘。
我转向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头戴绒线帽的男人。他穿着没膝的高筒皮靴，过膝棉袜一直拉到底。他的脸红得像西红柿汤一样。
“再向下挖几英寸就行。”我手掌向下比画着，就像抚摸一只猫一样。轻柔地，缓慢地挖着。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然后用力把手中的长柄铁锹插进土坑内，并发出咕哝声，就像莫尼卡?塞莱斯发球时那样。
“一点一点地挖！”我紧握着泥铲大声喊道。一点一点地挖！我重复着整整一上午向他演示的一点点向下挖的动作。“我们要一点一点地向下挖。”我再一次慢慢地、小心地用法语说。
那个男人显然并不赞同我的看法。也许挖掘是一项沉闷的工作，也许挖掘遗骸这种想法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西红柿汤”只想尽快把工作干完，然后离开。
“盖伊，请你再试试好吗？”我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好吧，神甫。”“西红柿汤”咕哝道。
盖伊摇摇头，继续挖掘。不过，他还是像我向他演示的那样，捧起浮土，抛进筛子里。我把目光从黑土转向土坑，搜索着墓葬的迹象。
我们已经挖掘了好几个小时。我能感觉到身后的紧张，修女们来回走动的节奏加快了。我转向她们，给了一个我希望能使她们安心的表情。不过，我不敢保证我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的嘴唇都冻僵了。
六张因为寒冷和焦虑而痛苦的脸回转过来看我，每张脸前都冒出丁一小团蒸汽，然后消失在寒冷的空气中。六张脸对着我笑了，我能感觉到她们在祈祷。
一个半小时后，土坑已经约有五英尺深了。像第一个土坑一样，这里面也只有土。我敢肯定我的每一个脚趾都冻伤了，而盖伊也准备收拾挖掘器具。该是另作打算的时候了。
“神甫，我想我们需要再查看一下埋葬记录。”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当然，当然可以。大家还可以喝点咖啡，吃点三明治什么的。”
神甫开始朝这座废弃教堂远端的双开木门走去，修女们低着头，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她们的面罩向背后伸展开来，以同样的弧形横着披在她们的黑色羊毛大衣上。像企鹅。谁这么说过来着？布鲁斯兄弟乐队吧。
我关掉手提聚光灯，跟在后面。我看着地面，想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奇怪的骨头碎片。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竟然一直在教堂墓地一个没有墓葬的地方挖掘。
梅纳德神甫推开一扇门，我们跟在他身后鱼贯而出。外面光线太强，我们的眼睛一下还适应不了。铅灰色的天空很低，就像要把整个修道院所有的尖顶和尖塔拥抱在怀里一样。一阵冷风从劳伦斯山呼啸而过，刮得衣领和面罩都飘了起来。
我们一行人弯着腰，迎着风，走进附近一座较小的、看似教堂的灰色石头建筑。我们沿着台阶向上走，来到一个装饰华丽的木雕走廊，从一个边门走了进去。
在遭受了寒冷的折磨之后，室内干燥温暖的空气让人觉得特别舒适。我闻到了茶、樟脑球和经年油炸食品的气味。
修女们都沉默不语，脱掉靴子，朝我笑了笑，然后便逐个消失在右边的一扇门里。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宽大滑雪毛衣、身材娇小的修女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接待室。一群模糊的棕色驯鹿跃过她的胸前，消失在她的面罩下面。她透过厚厚的镜片惊讶地看着我，随后把手伸过来要接下我的皮夹克。我犹豫了，担心皮夹克的重量会让她失去平衡而跌倒在瓷砖地上。她用力点点头，掌心向上催促着我。我只好脱下皮衣，横着搭在她的胳膊上，并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上面。她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年纪最大的女人。
我跟着梅纳德神甫沿着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走进一个小书房。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学校里用的糨糊的气味。一个十字架赫然放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很大，我甚至在想，他们是怎样通过书房的门把它抬进来的。黑色的橡木壁板几乎伸展到了房顶。书房四壁的上半部分是一座座雕像，他们都向下凝视着，面色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忧郁。
梅纳德神甫从两把木椅中端出一把，放在桌子前面，并招手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的法衣发出的嗖嗖声、念珠发出的咔嗒声使我仿佛置身于圣巴拿巴教堂神甫的办公室中。又遇到难题了。不要再想这些了，布兰纳！你，一个四十多岁的专业法医！这些人把你叫来，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你的专业知识。
神甫从桌子上取出一个皮面装订的册子，翻到其中的一页，用一条绿丝带做好标记，然后推到我们中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撅起嘴唇，然后用鼻子呼气。
我很熟悉画在这页纸上的图表。在这个方格形的图表上，一条条细线把墓地分割成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小块，有的用数字标记，有的用名字标记。早在此前，我们已经花了数小时对这个图表进行研究，将对墓地埋葬的描述和记录与表格上的位置进行了对照，然后再进行测量，标出每个墓葬的确切位置。
伊丽莎白．尼科莱特修女埋葬的位置应该是教堂北墙第二排，西面第三块，在修道院院长奥雷利的右边。不过，伊丽莎白并没有埋葬在那里，而院长奥雷利的遗骸也没有出现在她应该在的地方。
我用手指着同一象限内、从右边向下数排坟墓当中的一个说：“那么，拉斐尔似乎在这个地方。”然后，指着这一排下面的几座坟墓说，“接下来的是阿加特、维罗妮卡、克莱门特、玛尔特和艾丽诺，这些都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是吗？”
“是的。”
我把手指移到图表上教堂西南角对应的部分说：“那么，这些就是年代距今最近的坟墓了。我们找到的这些标记与你们的记录是一致的。”
“是的。这些是最后一批，也就是教堂废弃之前的坟墓。”
“教堂是在一九一四年关闭的。”
“一九一四年。对，一九一四年。”他总是使用一种古怪的重复句式。
“伊丽莎白是在一八八八年去世的吗？”
“对，一八八年。梅雷?奥雷利是一八九四年。”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些坟墓应该就在那里。显而易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坟墓还保留着。刚才在墓地时，我们挖掘出了木头和棺材碎片。我想，遗骸有教堂的保护，又埋在那种类型的泥土中，应当是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可是，伊丽莎白和奥雷利的遗骸到底埋在哪里呢？
那个老修女端着一个盘子慢慢地走了进来。盘子里放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咖啡杯中冒出来的热气把她的镜片熏得模模糊糊的，她只好拖曳着极小的步子向前挪动着，双脚一直没有离开地板。梅纳德神甫站起身，接过那个盘子。
“谢谢，贝尔纳修女。太好了，你实在是太好了。”
她点点头，退了出去，连镜片也顾不得擦。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注视着她。她的肩膀很窄，宽度几乎和我的手腕一样。
“贝尔纳修女多大年纪了？”我问道，伸手拿起一个牛角面包，配上三文鱼沙拉和枯蔫的生菜。
“我们也不大清楚。战争之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小孩，当时我来到这里时，她就已经在这个修道院了。此后，她就到国外传教去了。她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喀麦隆。说起来，她可能有九十多岁了吧。”他喝了一小口咖啡，发出吮吸的声音。“据说，她出生在萨基那河畔的一个小村子，十二岁时进的修道院。”吮吸声，“十二岁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的魁北克乡村，档案记录并不那么确切。不是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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