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岑在学术研究上用力最勤、成绩最显著的是他的中西哲学史比较，代表作就是《中国哲学十讲》。这是李石岑据其1932年在福建省教育厅暑期讲学会讲演稿整理而成，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李石岑从哲学发展过程和哲学思想实质两方面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同异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上的比较，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李石岑（1892-1934），原名李邦藩，字石岑，湖南醴陵枧头洲人。中国现代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哲学浅说》《希腊三大哲学家》《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等。
自序
第一讲 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比较研究
第二讲 儒家的伦理观
第三讲 墨家的尚同说及其实践精神
第四讲 道家的宇宙观
第五讲 名家之观念论的辩证法与形式论理
第六讲 《中庸》的哲理
第七讲 禅家的哲理
第八讲 什么是理学
第九讲 体用一源论
第十讲 生的哲学
第十讲 生的哲学
今天是讲戴东原的“生的哲学”。戴东原的思想体系，虽不若王船山那样来得博大，但是在清代的思想史上，除开王船山以外，只有戴东原一人。东原思想，颇受王船山和颜习斋两氏的影响，而为反对宋、明理学最有力之一员。船山虽攻击姚江之学，但对宋儒尚相当推崇；东原则对宋、明之学，同样加以攻击。习斋的思想，处处看重一个“事”字，以针对宋、明之学的空疏；东原则处处看重一个“欲”字，对于宋、明理学，加以根本的掊击，这正是东原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在叙述东原思想以前，请先说明清代思想产生之各方面的关系。
一、清代思想发生的几个原因
清代思想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观察。第一，宋、明理学的反动。宋、明诸儒思想的来源，有几方面：一为老、庄的思想，一为禅宗的思想，一为孔、孟的思想。他们集合这三方面的思想，而建树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宋儒言理，每视同浑全之物，或予以绝对之称。朱晦庵说“一理浑然”，“太极只是一个理字”。程伊川说：“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这是把理视同浑全之物的看法。宋儒以理为实物，朱晦庵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又说：“止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这是把理当作实物的看法。宋儒又以势言理，朱晦庵说：“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止这些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理在人心，是谓之性。……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这是把理当作一种势的看法。到了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维系社会上的信仰，于是清儒起而矫之。顾亭林首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王船山攻击王学甚力，曾说：“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出，更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颜习斋则主张：“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至戴东原出，更能洞察宋、明儒言理的害处，他说：“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这是何等剀切沉痛的话。反对宋、明理学，是清代思想发生的一种原因。
第二，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清初诸大师，若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都是亲身参加民族反抗运动的有力分子，事败退隐，著书传世，希望把这种民族革命的精神，深深地散布到社会里面，留传后世。他们认为明代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一班士大夫空谈性天的流弊所致，所以他们对于这一方面力加攻击。李塨说：“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又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是谁生厉阶哉？”惟其他们看清了社稷覆灭生民涂炭的原因是在此，所以他们要提倡致用的精神，以求挽救这种空谈的颓废的习气。顾亭林说：“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梨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致用的精神，是清儒矫正时弊的一个特点，也正是清儒反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反抗的精神，在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6�1原君》里面，更是明目张胆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他说：“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又说：“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这是何等大胆的革命的言论。民族革命的反抗运动，是清代思想发生的第二种原因。
第三，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1497年，印度航路发现，欧西各国先后东来，首为葡萄牙，继之有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国。此时与中国发生关系最多的，则为葡人；沿海各省，多有葡人足迹。明嘉靖十四年，葡人租澳门为通商的地方。二十四年，宁波居民，屠杀教徒，焚毁葡船。二十八年，泉州的葡人，亦为吏民所逐。西班牙则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西两国的市场，因此墨西哥的银币，间接传入中国内地。他如英人攻陷虎门炮台，因而允许通商；荷人援助清军，倾覆厦门郑氏的根基，都可以看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之咄咄逼人。由资本主义的侵入，遂使中国的思想界，直接间接地，起了一个莫大的变动。商业资本主义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些空洞的“天理”“良心”的思想，而是与实际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实用” “实证”的思想。王船山讲“用”，讲“动”，颜习斋讲“事”，讲“行”，戴东原讲“生”，讲“欲”，都未尝不是社会环境的反映。当时的资本主义，除经济侵略以外，还着重文化侵略，这便是基督教的传布。教士以传道为侵略的法门，不过关于学术思想的鼓吹，亦有相当的影响。如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思想的灌输，便是很显然的事实。明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辈，服习教士利玛窦之说，折节与游。明、清之际，教士在中国著书的人很多，内容虽多肤浅，但亦不无影响。杭世骏在梅文鼎的传上，曾说：“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赅，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全祖望曾经说过：“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我们可以看出，黄、梅两氏关于天算方面的知识，直接间接都有受到欧西学术影响的地方。就以戴东原所著的《原象》《续天文略》《勾股割圆记》《策算》等书而论，亦不难寻出其中与欧西学术思想的关系。东原曾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这种求真的治学态度，亦与欧洲的科学精神相合。可以说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是清代思想发生的第三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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