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的中国大咖_陈九_9787506395427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曼哈顿的中国大咖》是著名作家陈九的散文新著。在书中二十多篇作品中，作者讲述了在纽约居住期间巧遇的各路华人大咖，包括电影明星，作家，画家，导演，世家子弟，退役封疆，可说应有尽有。名人在作者笔下返璞归真，完全没有世俗光环，回归为充满真性情的本色个体，用时髦的话说，这是名人的私密空间，是他们“在家里”的样子。作者的观察远离名人的名气，而在人与人的互动上着墨，使读者感受的不是子虚乌有的神秘故事，而是真实可亲的生动形象。

自序
旅居纽约二十多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当你刻意去某地做某事，好像一切顺理成章，事后却发现，忙活半天不过是个背景而已，真正的目的另有所属，恍如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其意义超越你最初的打算。我来纽约从留学到定居的过程正如是，因厌倦官场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而出走海外，拟通过自我放逐寻找丢失的个性，渴望自由自在没人管，没人给我使坏，还能学本事拿学位，再把英语说利索了，在国内时我老有“英语过关”的情结，不过关算什么有学问呀，得说成串儿连成句，老一个个蹦字儿多难堪啊？总之，这些都是我当年出国的动机。
到了纽约渐渐发现不那么简单。上学也就两三年的事，拿个硕士行了，不能永远当学生吧？再说自由，这俩字几乎成天堂同义语了，到纽约才明白，自由很简单，就是万事没人管，全靠自己奔，没人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即便是合法权益，你都不知道怎么争取啊，越自由越惶恐。看过电影《海上钢琴师》吗？那个在船上长大的钢琴师为何不肯下船？下了船他不知该怎么活，他受不了那种迷失无助的孤独，他害怕，宁愿与船同归于尽。每每看到这儿我都热泪盈眶，情不自禁，觉得自己正替他走下船，在雾蒙蒙的自由里奔吃奔喝奔生活，背后的大船已离我远去，再没“老大”罩着我，我开始不可逆转地独行。至于英语过关，后来才醒悟，过关是指中国人关起门来自己比，在美国你过什么关呀，永远过不了关，够用就得了，别再把中文忘干净就不错。而这一切都是自己当年的选择，如果那也算选择的话，说不出道不出的。
庆幸的是，我来的是纽约，纽约耶，事情便因此不同起来。
纽约是座独特的城市，我一直想用一个词比喻她，大码头，大货场，大影院，大博物馆，大时装秀，大饭馆，反正得有个“大”字，以示杰出。纽约的确是座杰出的城市，什么都体现着日积月累的身价，可以说是座海纳百川的“世家城市”。它的历史虽无法同万里长城相比，但它从不折腾自虐，而是珍惜每一滴历史荣耀，并带着荣耀一路前行。没有自尊便不懂珍惜，没有珍惜就没有积淀，没有积淀何谈文明的分量呢？文明的地位与历史长短关系不大，而取决于文化的自信度。纽约是靠水滴石穿攒下的自信，使她成为巨大的文化参照系，像个大舞台，没错，大舞台，这才恰如其分体现出纽约的魅力，一切成功或伟大在此最好别装，最好以本性状态表演，纽约是个容易穿帮的地方，搞不好闹笑话，离开真诚，任何“伟大”都会因虚荣而一败涂地。
说纽约是舞台是因为有太多人来此展示，这正是舞台的致命诱惑。如果说好莱坞是美国大片的舞台，纽约正儿八经就是世界的舞台。无论哪行哪业，最优秀的代表者必在纽约有一席之地，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华尔街自不必说，当年美国“镀金时代”的代表者是费城，那里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桶石油，是美国工业革命的结晶。纽约却利用水陆码头的天然优势，把金融证券操在手中。结果呢，算你狠，握住石油可以当富翁，而控制金融的则成为世界统治者，像今天的高盛、摩根，这些名字都是百多年积淀的结果，如果说金融是经济血浆，纽约当仁不让是世界的心脏。还有房产业，都知道迪拜的楼宇堆金砌银，全加上也不抵半个曼哈顿。世贸大厦坍塌后为何非要原地重建？那是纽约房产业，以至美国经济的信心象征。纽约二大道地铁线修了八十年尚未竣工，说资金不足，而重建世贸大厦的投资可修五条地铁，瞬间拔地而起，因为它是纽约霸主地位的权杖，就像当年成吉思汗的长鞭一样。下围棋的都懂得“叫吃”，类似象棋的将军，世贸大厦就是面对“叫吃”长出的一口气，一口气就是一片天下。
既然是世界经济中心，文化必相得益彰。经济是啥，人来人往嘛，哪儿的人都到这儿来，日久天长便形成纽约文化独特的一面，那就是多元性和包容性，堪称典范。有个统计数字说，联合国在册的世界语言共195种，纽约就存在149种之多。这么多不同文明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唯有当年盛唐才发生过。从碎叶城下长安，李白父亲牵着五岁的小李白风尘仆仆，走的是丝绸之路。纽约却用金钱铺路，资本铺路，以至后来教育铺路，文化铺路，把众多精英汇聚旗下，形成巨大的“文化虹吸”现象，使纽约自然成为美国文明的旗舰。从爱伦·坡、霍桑、惠特曼、欧·亨利，到海明威、福克纳、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比如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无论其桑梓何处，都与纽约有不解之缘。好莱坞大多数明星，像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小李子、汤姆·克鲁斯，均在纽约拥有宅邸，时不时便出现在曼哈顿某个角落，几乎每个纽约人都有巧遇名人的经历，不稀罕。至于那些短暂停留的骚人墨客更数不胜数，很像当年的“下扬州”，未经过“瓜洲夜泊”的文人虽说也是文人，终怀有一份“思悠悠恨悠悠”的遗憾，看看，纽约还没去过耶！
洋人如是，华人亦如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曾国藩派出第一批旅美幼童始，中国近代史就与纽约难解难分，这座城市几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这种关系颇似抒情散文中的省略号，啊……，中国是啊，后面的归纽约。无论前清遗老，退役封疆，还是世家子弟，演艺名流，多少步履打此踱过，留下传说或湮没于人海，在浩淼的时间长河里隐现着。这么说不仅是一种陈述，更是丰富的感觉，像空气一样环绕着你。我曾在《夏志清印象》中这样写道：“不久前我去一家叫‘白珠’的餐馆吃饭，都说那里风沙鸡做得好，发现隔壁有位老太太举止不凡，上前一聊，竟是冯玉祥家人。还有一次我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下面有位年长女士风采夺目，经介绍方知是郁达夫的儿媳。还有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爱新觉罗氏的金王爷，青海马步芳的后人，笕桥航校的少将教官，前国民党中央金库驻纽约襄理，中国近代史真是离不开纽约。”常说纽约是座五彩缤纷的城市，何谓五彩缤纷？不是大都会博物馆，不是百老汇舞台剧，也不是时报广场，自由女神。从根本上讲，纽约的丰富是人，形形色色的人。如果纽约真是座舞台，那么这些人来此不光为居住或闯荡，更为参加一场“人文演出”，在这座世界文化舞台上充任角色，彰显个性。
刚来纽约时心浮气躁，灵魂落在故里尚未带来，只知道走马观花，意识不到纽约的真正魅力。漂泊最怕找不着北，无所适从，老觉得自己是过路者，潜意识里不认同此地是你安身立命的另一处故乡。混在他乡只有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才会以本地人的自觉心态关注周边环境，像新媳妇过门儿，生下头胎才知道婆家是怎么回事，一个人影一声响动都会留意，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只有属于纽约时，纽约才属于你，才会把自己的身世通过各种机会涓涓向你倾吐。比如在餐馆吃早餐时遇到胡因梦，过去只在电影中见过她，怎么突然竟从银屏上走下，走到我身边，坐在我对面呢？还有著名学者董鼎山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启蒙者，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巨大，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偶像，怎会在一次诗歌朗诵会后走上前对我说：“我叫董鼎山，非常喜欢你的朗诵。”像一位朴实慈祥的邻家阿伯。再比如著名散文家王鼎钧先生，我曾如醉如痴读他的《左心房旋涡》，揣摩他是怎样一个人，竟有如此超凡脱俗潇洒飘逸的智慧情怀？可就在纽约作家的聚会上，当我走向他介绍自己时，他竟先用山东方言对我调侃道：“呀，九爷，这不是陈九爷吗？”搞得我无地自容，心中踌躇顷刻消散，充满无限的敬意。
这一切看似偶然，可这种偶然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吗？我想不会，不会的。对我个人来说或许偶然，对纽约而言却是本性流露，必然发生的。纽约的本质是啥？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演不完的历史剧。我们在其他地方认为结束了的，在纽约却依然穿越着，从未中断。这种感觉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再没什么比生活本身更富戏剧性了。第一次在纽约遇到我从未谋面，九十三岁高龄的二舅爷，他是当年国民党中央金库派驻纽约的代表，曾组织过“美国医药援华会”，与陈纳德联名向马歇尔呼吁支援中国的抗战。抗战对我这代人来说早已结束，是过眼云烟。可当我面对他时，他说的语言，涉及的人物事件，仍充满浓郁的二战气息，让我瞠目结舌恍如隔世。在曼哈顿的“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时，“华美协进社”这几个字为胡适亲笔所书，是他和杜威教授用当年“庚子赔款”的部分返还，创办了这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仰望依然如新的匾额，历史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许就在我朗诵的位置上，曾闪过梅兰芳、刘半农、赛珍珠和老舍的身影？俗话说物是人非，“人非”是没办法，无法阻挡，可“物是”也不得了呀，睹物思人历史才不会虚无，人们毕竟容易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纽约的每寸历史都不是虚无的，这里没有刻意的破坏和自我贬低，你只要在意纽约，心存敬畏，就已经徜徉在历史之中了，历史只属于懂得自尊自爱的国家民族。
居纽约二十余载，有太多“偶然”春风扑面。什么东西都这样，一经启动便刹不住车，渐成模式。你只要注意对方，对方必注意你，有点像谈恋爱，你老盯着姑娘看，人家铁定蓦然回首，看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常有这样的质疑，你怎么老遇名人，咋就这么幸运呢？答案还是上面那句话，只要心用到，芝麻芝麻开门来，纽约的文化宝藏自然会向你敞开，尤以那些活灵活现的人们为最。都说纽约藏龙卧虎，如何理解？哦，满大街的龙王爷大老虎，手舞足蹈？不对。藏龙卧虎不假，关键是“藏卧”二字，这些龙虎都是以返璞归真的人生状态行走于纽约，洗尽铅华水落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那才是人生最美妙的境界，最可爱的呈现。当年著名的“唐夏论战”，唐德刚说中国小说好，夏志清非说西方小说妙，争执不下气氛凝重。可我见到的唐夏二人是在餐桌上，他们像孩子一样彼此调侃，酒酣胆热口无遮拦，让我感动。还有京剧名家杨春霞，梅花奖得主，过去只在银幕上见过，可此时此刻她竟向我伸出手说：“来，拉您一把。”把我拉上台跟她一起反串现代戏《智斗》，原来她的手也出汗，她的汗也是湿的。名人不光是灿烂的，也是平凡的，只有平凡才真实可信，让你明白，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活得精彩。
原以为来纽约只为自由自在，可自由自在并不等于有滋味，丰富多彩。尤其当生活僵化成谋生手段时，就更原形毕露了，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像老和尚念经，什么东西只要简单重复，每天上班连踩哪块石头都预先想到，那是多么麻木的情形，我始终认为麻木是死亡的一种。是纽约的多姿多彩拯救了生活，把漂泊变成相遇，与历史的相遇，与各色人物的相遇，仿佛冥冥之上自有主宰，为我落户纽约锁定归宿。为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漂泊呀，他乡呀，这些婉约派字眼，什么“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倚阑久，奈东风忒冷，红绡单薄”，还有“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情怀肯定有，但绝不是全部。真实的纽约生活没这么酸楚，反倒蛮有味道，是独自一路。你必须主动走近她热情追求，她会反身一把将你拦腰抱住，让你醉得喘不过气来。
陈九

木心闪过
随着陈丹青先生的推荐，已故作家木心的知名度终于在中国崛起，他的著作和回忆他的文字已成当今文坛一道彩虹，为读者所追捧。昨日我去纽约一家中文书店，那里也放着木心的著作，令人欣慰。木心自1982年至2006年间居住在纽约，后返回老家浙江乌镇，并于2011年病逝故里。他以老残之身回到当年力图离开的祖国，而他的著作却像幽灵一样飘回纽约的书店。望着这些新版书籍，凝视扉页上熟悉的木心照片，我似乎感到他九泉之下的不安。他真喜欢大轰大嗡吗，他真安心被祭上神坛吗，那是他一辈子所不屑的东西。虽然他回归乌镇并终老于斯，但纽约毕竟拥有他24年的纯情时光，他在这里遇到以陈丹青为代表的一批精神弟子，甚至堪称“木心派”，那是木心艺术生涯的另类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何等欣慰的成就，他怎不牵挂纽约呢？
这种感觉让我一阵心悸，试图在记忆中搜寻对木心的惊鸿一瞥。在此之前我很少提及与他在纽约的片刻之缘，像烟花一闪美丽轻邈，毕竟二十多年过去，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真的？为此我询问过一些老友，有说是，也有说记不清了。直到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那次偶遇中木心送我的他的书《即兴判断》，台湾圆神出版社，这才松了口气。希望记忆中关于他的吉光片羽能成就此文，以表达我对逝者的敬意。
严格地说，这段记忆不光为木心的，他只是那次聚会的人物之一。我曾在《“科罗娜时期”的画家何多苓》中记述了那段特殊岁月。画家何多苓和诗人翟永明曾于1992年来纽约短暂停留，住在科罗娜17号一栋连体楼里，“科罗娜”是纽约一个街区，他们的到来汇集起一批漂泊于此的中国艺术家、诗人、画家、作家、音乐家、电影人等，形成一个云蒸霞蔚的文化沙龙，我有幸与他们分享了这段时光。
那时我们三日小聚五日大聚，地点多在朋友的客厅里。参加聚会的基本都是何多苓和小翟的故友，以画家诗人为多，也有慕名而来的新朋友。艺术家的聚会非同凡响，最大特点就是丰富多彩肆无忌惮，像绽放一样，像喷薄一样，什么都敢表达，什么都表达得很有意境。他们多才多艺，会唱会跳会表演，比如小翟，都知道她是诗歌名家，诗坛“大姐大”，谁知她跳舞更是一绝，幸好客厅足够大让她尽情舒展，尤以《洗衣舞》为最。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唱，哎，是谁帮咱们翻了身耶，巴拉嘿斯……，我们击掌而歌为她伴奏，小翟则舞之蹈之随情尽兴，每到“巴拉嘿斯”我们齐声叫喊，连窗外月亮都好奇得不忍离去。歌声月光，酒气才气，凝固了多少难忘的夜晚，岁月如此，夫复何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哟？
必须一提的还有何多苓的音乐天赋。虽然我在《“科罗娜时期”的画家何多苓》中已有记述，但每说到此我都情不自禁。他虽是画家，可音乐上的造诣更让我感动。那天小翟一曲舞罢，诗人杨炼便问谁会唱男生小合唱《游击队之鹰》，这是一首流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歌曲，非常动听。看来杨炼也是音乐范儿，喜欢唱歌，诗人没有不喜欢音乐的。我说我会，何多苓说他也会，于是三男组合，信誓旦旦。刚要开口却被何多苓果断叫停，他说这是重唱歌曲，没有声部岂不糟蹋了艺术？于是杨炼一声部，我二声部，那你呢何多苓？我，我三声部。哪有三声部？我和出一个三声部不就行了？他这话说得轻描淡写，真正的才华都轻描淡写。我不免疑惑，这需要很高的音乐素养，对声调的敏锐，和弦的把握，绝非即兴可得。没想到唱起来才领教何多苓的非凡，他不光声音好，和声也配得非常贴切，使歌曲顿时丰满起来，让所有人惊讶不已。后来《游击队之鹰》成为“科罗娜时期”的保留节目，每次聚会必不可少。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见到木心，与一般对他纽约生活的描述不大相同。不是安静的讲课，没有高深的谈吐，那天很热闹，他好像随一位波士顿来的诗人走近我们。我不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身材魁梧，手里提着木心的书，包括《即兴判断》。大家与木心握手寒暄，就像遇到任何新朋友一样，虽然知道了他的名字，但并不了解他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艺术情怀，文人都有轻狂的通病，很难一下子崇拜什么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能体会木心当年纽约生涯的寂寞与平淡。像许多当今大咖们一样，那时在纽约默默行走无声砥砺。时过境迁，后来的成功再把往日平凡变成石破天惊前的卧薪尝胆，成功是积累的结果，绝不会一蹴而就的。木心坐下来安静地吃东西，观望我们疯疯癫癫地欢乐，也不时跟他身边那位诗人或其他朋友交谈。他的眼睛深邃明亮，深色的衣着显得过于正规。我们跑来跑去，他却坐在那儿按兵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人们开始传看木心的书，当我翻阅这本《即兴判断》时那位诗人问我，喜欢吗？喜欢。喜欢就给你了。我向木心望去，他微笑向我点头示意，恍若星光一闪，短促而真诚。
当年读木心这本《即兴判断》感觉有二，一是代沟，他的语境更接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那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文艺复兴”，涌现出无数名家，比如鲁迅，比如茅盾和巴金。木心与茅盾同乡同里，甚至可能是亲戚，据他自己披露，他是读着茅盾的私人藏书长大的，茅盾事实上成为他的启蒙者之一。其次是他的广博，不仅茅盾，更有对西方哲学文学的广泛涉猎。如果说茅盾藏书奠定了他的中文功底，那么对西方文明的兴趣与探索却贯穿他的毕生。不知为何他称此书《即兴判断》，所有内容都是审慎认真的，慢条斯理的，带着浓郁的嘉湖书卷气缓缓前行，何谓即兴呢？而今日重读的感觉更加深入了，终于体会出他古色犹存的文风之下蕴含的激情奔涌的自由精神。木心一辈子像米兰·昆德拉那样追求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为此他宁愿将自身变成一名清教徒，变成思想的延伸或物化，“即兴”就为表达动态的自由思考，一种活跃流淌的进化过程。我不禁又想起那次的偶遇，开始意识到命运安排的匠心独具。木心的确是思想者，但他绝不仅仅是思想者，他的人生为其思想所奉献，展示出自由思考在今日世界的坎坷命运。没有颠沛流离的自我放逐，离开近似绝尘的孤寂体尝，当年茅盾的藏书就接不上自由思想的灵火，更无法升华为深刻的精神领悟，他必须深刻地说服自己，才能深刻地影响别人。而这一切，都是需要见证的，就像玄奘西行需要见证，鉴真东渡需要见证一样，偶遇尽管短暂，却营造了见证木心的契机，是为斯也。
抚摸手中的《即兴判断》，深感木心的幽灵依旧在纽约徘徊。我坚信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就像他从未放弃过追求自由一样。如果某天与他街头相逢，请不要感到意外。我会请他去街角的咖啡店喝卡布奇诺，问问他近来怎么样？
有感冯唐的“金线”
我与冯唐在纽约见过两面。第一次是美国亚州文化中心请他来介绍自己的作品，开讲前主持人燕南特意安排我俩单独会面。我开玩笑说，呵呵，总算“遣冯唐”了，纽约华文作家比较清冷，算“冷板凳”，平常活动很有限。冯唐笑笑说，作家这东西是没有不行有了又烦的主儿，可以理解。彼此聊起来方知，我俩都是北京人，他住小街，我住九条，挨挺近，尽管时空不同，毕竟同一语境，于是谈话便轻松随意起来。冯唐一看就很机灵，目光明亮外加小寸头儿，牛人都爱留这种头型。
他说他对纽约并不陌生，当年从亚特兰大的爱茉莉大学拿到MBA学位后，他就在与纽约毗邻的新泽西州实习。那时他还没大火，尚无众多“冯粉”环绕，每天下了班回到宿舍，那种谧静，像打雷一样震得人心神不宁。于是他常常跨过哈迪逊河，潜入纽约一侧活动，久而久之自然对纽约了如指掌。他还说，那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写作生涯十分重要，他安静地读了很多书，尤其是英文小说，这对他后来的写作颇有影响。
提到文学，我知道冯唐有个“金线”理论。他为韩寒代笔门所写的文章《大是》中说道：“文学的标准很难量化，但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虽然知道这条金线的人不多，但还没死绝。这条金线和销量没有直接成正比的关系，在某些时代，甚至成反比，这改变不了金线存在的事实。”巧的是，在我们的交谈中，冯唐也提到这个话题，他依然认为文学有一条金线，区别着优劣。
原以为冯唐的金线论有某种国际出处。查来查去，英文里虽有“金线”“银线”之说，但并非用来评论文学的好坏，而是指十七世纪英语语法从西班牙语化出后的某种语言现象，比如形容词对名词的修饰方式，以及动词的位置等。随着英语发展，这些说法已成过去，除语言学家外，很少有人提及了。恕我寡闻，如果没有其他来源，那么“金线”说确属冯唐原创，网上称之为“冯唐金线”看来并非虚言。我只是好奇，他为何用金线而非其他，比喻这个若隐若现的文学标准呢？
我不大懂文学评论，更不想堕入所谓文学标准的陷阱，这个话题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学说繁杂门派林立，永远说不清。文艺复兴时期之后，欧洲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后来又有存在主义、象征派、野兽派、意识流，以及当今盛行的浪漫现实主义，文学如果真有标准，那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其本质是解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当社会动荡不定，文学就现实些。当社会奢靡浮华，文学就虚幻些，好时光未必出好文学，维克多·雨果和托尔斯泰都不算盛世作家，因为日子一太平就容易世俗，世俗出相声出段子，出《非诚勿扰》和怪诞刺激的玩意儿，而非深刻的文学。
我原本按这个思路理解冯唐的金线论，但听着听着才发现，他所说的金线标准更着眼于文学的文字风格和故事结构，而非文学的格调和社会意义。他的意思是，不管何种风格，野兽的，象征的，都有金线。所以说达到就达到了，没达到就没达到，显然指文字而言，是感性的东西，这才会“明眼人一目了然，门外汉若隐若现”。换句话说，你感觉不到不是因为金线不存在，而是你未能发现。而这个世界总有发现者，就像生活中总有知音一样，他们远未死绝，所以不急，总会有人感觉得到，文章千古事，得失在人心，如果你连感觉都感觉不到，怕也很难写出“金线”之上的文字。
冯唐与我谈这个话题时神色是平静的，甚至有些不屑。我知道有人对他的金线论提出过质疑，认为它过于主观，内容不够充实，也很难判定。但冯唐本人从未对此做过正儿八经的解释，完全不屑利用什么“反驳的机会”辩解金线论的内容。我感觉，他其实并未把外界所说的金线论真当什么理论，理论是别人说的，对他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点到为止无需多谈，其他人愿意怎样理解就怎样理解，随他去。
与冯唐交谈我有种感受，尽管他彬彬有礼，但言谈举止与他的文字风格还是十分接近的。他的性格恰似他文字的个性，敢于触及底线，肆无忌惮流畅飘逸，才思机敏风流倜傥，充满自信和执着。在讲座中，他对有些人说他采用过多性描写不以为然，既不回避也不含蓄，他说性描写与色情不是一码事，要写出人性的本质状态，就躲不开用性描写揭示人性的真实。我注意到一名提问者的表情，是个哥大女生，她茫然羞怯的神色似乎并未理解冯唐的解释。这个题目的确比较深奥，性与色情的确两回事，其判断不应靠某个情节，而须通过整部作品才可得出结论。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主人公于连勾引瑞那夫人和玛特儿小姐，尽管这里有性描写，但丝毫不妨碍整部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一个濒于解体重组的社会结构对人性的扭曲和塑造。除了刻意的下流，性描写往往折射出某个时代的典型人际关系。即便在有较多性内容的文字中，比如《金瓶梅》，性关系依然体现出人们在社会机器上的不同命运和依附关系。冯唐面对读者的坦然自如令我印象深刻，这更提醒我对他“金线理论”的理解，那不过是甩出的一句话罢了，是他对自己文字充满自信的恣情表达，也是他对所有天才文字的真诚赞赏。他随机选择了“金线”，而非银线铜线，是为了显示一种完美，一种无以复加的贴切，就像人们面对任何天才行为的感受一样，比如达斯汀·霍夫曼的表演，艾尼尔·莫里康的旋律，或咸阳出土的青铜器。
再次碰到冯唐是在今年（2015）五月纽约举行的国际书展上。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均为顶尖作家，毕飞宇、刘震云、赵丽宏、徐则臣、曹文轩，还有冯唐。我估计这是迄今为止档次最高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能在纽约遇到他们可谓千载难逢。纽约州立大学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酒会，让我再度与冯唐相遇，并领略了其他几位名家的风采。酒会主持人就中国文学现状对作家们一一提问。毕飞宇认为，中国文学有两种倾向，一种以国家山河为对象，一种以个人为对象，都值得尊重，他倾向于后者。刘震云则说，文学是感性的归纳，不能对作家做过于理性的分析。赵丽宏则认为，作家没什么文体变化问题，都在写自己。曹文轩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虚假命题，问题应为世界能否平等看待中国文学。轮到冯唐，他比我上次看到的更为洒脱，他以为，中国作家没必要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焦灼，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本体之一，中国应建立世界性的文学奖项，与以拼音语言为对象的诺贝尔文学奖相得益彰。冯唐最后一个发言，他把作家们的高谈阔论推向热点。我们彼此握手寒暄，回忆上次的纽约相遇，十分开心。
我和冯唐并未继续上次的金线话题。酒会气氛激情浪漫，香槟酒的色泽比它的味道更迷人，让人难以自己。这种环境不适宜枯燥命题和冷静思考，撒开了说，它更像为一场邂逅安排的前戏。我的脸开始发热，朦胧中看着作家们的身影，一条金线仿佛在眼前飘荡起来。微醺时的思绪往往独特，恍然若悟，其实冯唐所说的金线根本不是什么文字好坏的标准，而是他写作的心态罢了，是才气与优越感的折射，他沿着这个感觉写，这个感觉像金线一样牵引着他，给他带来掌声和荣耀。进一步讲，这条金线不光属于冯唐，而且属于我眼前所有这些优秀作家，他们不会反对“冯唐金线”的，对对对，不会的，这是他们写作心态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将自己区别于平庸的一种冲动。正像毕飞宇刚才回答读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话，有人问他叙述的诀窍是什么？他沉思片刻说：才华。完了完了，你也别打听了，告诉你也学不会。什么是才华？不就是冯唐金线吗？看不见摸不着，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相信冯唐所言与毕飞宇的答复是一回事，都是一种汹涌澎湃的自信，人家不说自己好坏，只说好坏各有标准，无论“金线”还是才华自在人心，可遇不可求。
优秀作家基于优秀作品，读者先看作品才知作家，是儿子引出老子，而非相反。当老子越来越多，文学就更加繁荣。中国文学正如是，有很多老子，前所未有的多，比如我眼前的这些作家包括冯唐，都是老子，文学正进入一个万马奔腾充满个性的时代。这些老子凭实力证明自己，他们完全有资格洋洋得意，金线也好才华也罢，不过是他们应得应分的赞誉而已，是他们作品之外的副产品。有作品在，有儿子在前边垫底，什么样的表达都不过分。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欣慰，中国作家早就该骄傲一把，这不是个体的，不是某人获大奖可以替代的，而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文学继往开来的标志。尽管泥沙俱下，仍有很多问题，抄袭啊，贿奖啊，我坚信真正的老子，金线之上的老子们不屑此道，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文学繁荣局面的判断。如果说我也同意冯唐的金线之说，那正是针对中国文学的整体现状而言，的确有一条金线，有金线就比没有强，中国的确活跃着一批极具才华的作家，他们在金线之上跳舞，并代表着这个文学时代。这正是我此刻面对冯唐和所有来访作家们的强烈感觉。
可惜与冯唐的此次会面比较短促，众多“冯粉”让我于心不忍。我真希望能与他再次相聚纽约。那时我们绝不谈什么金线问题，都过去了，我想跟他聊聊怎样才算是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不知所有金线之上的作家们，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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