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文字学研究自选集_黄亚平_9787516195000

　　广义文字学研究是对以语言为核心的侠义文字学研究的延伸和再思考。广义文字学研究倡导以文字为核心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注重挖掘以文字为代表的各种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文字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字对文明和文化的整合作用。广义文字学揭示文字系统的成因，描述文字传播和规范化进程——文字和经典化的关系，重新发掘久被埋没的文字功能，尝试还原并再现文字在“有文字社会”的功能和价值，恢复其本有的核心地位。

　　《广义文字学研究自选集》包含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前文字研究、文字与文明研究三部分内容。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部分收录作者多年来探索广义文字学理论建设的13篇文章，是《广义文字学研究自选集》的主体，也是作者自2004年首倡“广义文字学”概念以来，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的阶段性成果的汇集。前文字研究部分的5篇文章，主要讨论文字系统形成之前史前表达方式及其对成熟文字的影响。文字与文明研究部分的2篇文章着眼于文字和文明的互动关系，讨论文字与文明之间的相互激发扩散，着力探索文字在文明建构过程中，以及在文化的锚固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本自选集选录的是2004年至2016年间笔者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有关广义文字学研究方面的部分学术论文和少量未发表的文章。内容包括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前文字研究、文字与文明研究3部分。

　　广义文字学理论研究部分收录了笔者多年来探索广义文字学理论的13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也是笔者自2004年首倡“广义文字学”概念以来，不断探索这个问题的阶段性成果的汇集。该部分的讨论围绕“文字起源”问题展开，这既是笔者的研究兴趣所在，也是这本文集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语言学自20世纪传人中国后，对中国语言学学科的确立和理论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各时期各种语言思潮的相继引入，中国语言学的话语体系几乎全部来自西方。毋庸讳言，西方语言学理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学科地位的奠定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有其自身学术背景的局限，他们建立的语言理论较少考虑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的情况。因此，西方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对“语言和文字”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片面性的。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①索绪尔在言文关系的认识上出现偏差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明确说明“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只限于今天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②。但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引人中国以后，由中国语言学家撰写的语言学著作中，并没有很好地总结中国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并及时补充西方语言理论的不足，创建出既能包括表音文字体系，又能吸收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体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反而坚持西方理论，并把它发挥到极致，重点强调“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却很少谈及或干脆不提文字对语言的反向制约和影响，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大部分语言学专业教科书至今还是坚持“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①。这种对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自然导致文字成为语言的附庸。当前国家学科目录设置中的文字学只是一个从属于普通语言学之下的三级学科，这应当是国内学界受制于言文关系认识局限的真实写照。

　　文字只有成为自足的符号系统，进入能够毫无遗漏地记录语词的阶段，才可以说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成熟的文字。史前阶段出现在世界各地种种媒介之上的各类符号表达形式，如实物记事、陶符、刻契、结绳等，只能是史前表情达意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前文字”。前文字充其量是成熟文字体系的符号之源，但并非记录语词的符号。显然，如果我们想要讨论文字起源和文字系统形成的原因，那就必然要回溯到前文字阶段，考虑前文字和成熟文字的符号关系，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以及语言和文字在什么情况下合并在一起的问题。而不能首先限定文字晚于语言，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只能是记录语言的辅助符号。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文字起源”的问题根本无法展开讨论。因此，如果要探讨文字起源的问题，必须首先打破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言文关系所设立的禁忌，关注和思考语言和文字什么时候结合在一起、结合的条件和环境如何是怎样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倡导广义文字学理论建设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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