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_廖亚辉_9787516196083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依据历史发展脉络，以历史事件为节点，把缅甸三次政治转型沿着“政体转型的节点-政权制度的设计-政治制度的巩固”这一思路分别展开叙述。研究发现，缅甸的政治转型遵循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合法性危机是缅甸三次政治转型发生的体制性根源；军队在缅甸的三次政治转型中起着主导作用。缅甸独立以来的三次政治转型未能促进民族国家构建，民族问题却对缅甸的政治转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和平进程往往是政治转型后新的政权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近年来，全球局势急剧变化，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在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其外交政策是否会从防御转变为具有进攻性？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大国和国际秩序？甚至会单独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确，中国外交在转变。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大外交，我称之为“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条腿为主要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一个圈”则体现于中国的周边外交。这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难理解，其中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也是影响另外两条腿行走的关键。这是由中国本身特殊的地缘政治考量所决定的。首先，周边外交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全球谋篇布局的起点。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是否能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克服周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成为影响中国在亚洲崛起并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其次，周边外交是助推中国“一带一路”主体外交政策的关键之举。“一带一路”已确定为中国的主体外交政策，而围绕着“一带一路”的诸多方案意在推动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考量的是如何多做一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并让周边国家适应中国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并使之愿意合作，加强对中国的信任。无疑，这是对周边外交智慧与策略的极大考验。最后，周边外交也是中国解决中美对抗、中日对抗等大国关系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中国充分发挥周边外交效用，巩固与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周边国家的发展壮大，提升同中国的向心力，将降低美日等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中的影响力，并化解美国在亚洲同盟与中国对抗的可能性与风险，促成周边国家自觉地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

　　从近几年中国周边外交不断转型和升级来看，中国已经在客观上认识到了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性，并做出积极调整。不过，目前还没能拿出一个更为具体、系统的战略。不难观察到，中国在周边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乏方向，更缺乏行动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其中导致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不足与相关智库建设的缺失，致使中国的周边外交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一直紧扣中国周边外交发展的新形势，在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特色定位，并在学术成果与外交实践上硕果颇丰，能为中国周边外交实践起到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重要作用。第一，在周边外交研究的基础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扎实稳固，发展迅速。该中心所依托的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了相关研究。进入21世纪初，在东南亚、南亚等领域的研究开始发展与成熟，并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自2010年起每年举办的西南论坛会议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高层次的学术性和政策性论坛。2014年申报成功的云南省高校新型智库“西南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中心更在中央、省级相关周边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在周边外交的研究定位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有着鲜明的特色。该中心以东南亚、南亚为研究主体，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孟中印缅经济走廊（BCIM）和澜沧江一湄公河合作机制（LMC）等为重点研究方向，并具体围绕区域经济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人文交流、南海问题、跨界民族、水资源合作、替代种植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不断创新。第三，在周边外交的实际推动工作上，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在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据了解，迄今为止该中心完成的多个应用性对策报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和认可，起到了很好的咨政服务作用。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中心推出的《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系列与《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智库报告》等系列丛书正是基于中国周边外交新形势以及自身多年在该领域学术研究与实践考察的深厚积淀之上。从周边外交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该两套丛书力求基于具体的区域范畴考察、细致的国别研究、详细的案例分析，来构建起一套有助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周边外交理论，并力求在澜沧江一湄公河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合作机制、水资源合作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从周边外交的具体案例研究来看，该套丛书结合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实事求是的田野调查，以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环境合作、边界冲突等为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客观独立的分析与思考。从对于国内外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究与对外实践外交工作的意义来看，该丛书不仅将为国内相关研究同人提供借鉴，也将会在国际学界起到交流作用。与此同时，该两套丛书也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工作的展开提供智力支撑与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丛书：独立以来缅甸政治转型问题研究》：

　　第二节 1962年奈温军事政变

　　一吴努的回归与政治危机

　　根据缅甸国会的原来决议，仅授权奈温的看守政府执政6个月，为1959年4月举行公平合理的大选创造条件。1959年2月，稳固派与廉洁派都反对看守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吴努抱怨军队欺压民众，稳固派领导人吴巴瑞则承诺，看守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所有措施将被废除。同月，奈温及其内阁辞职。然而奈温申明，由于局势仍未稳定，叛乱分子活动猖獗，不可能在4月举行公平、自由的选举。奈温的看守政府以大选条件尚不具备为由，要求修改宪法第116条，取消非议员担任领导职务不能超过6个月的限制，并威胁说如果马上举行大选，稳固派可能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①吴努被迫同意把看守政府延长一年。1959年2月20日和25日先后通过了关于宪法第116条的修正案，同意将看守政府的执政期限延长到根据下一次大选结果成立新政府之前。至此，看守政府于1960年大选之后移交政权。

　　1960年2月大选如期举行，吴努领导的“廉洁派”由于在大选时承诺使佛教国教化，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支持，获得52%的选票以及参议院中的159个席位，“稳固派”只获得了30%的选票和参议院中的42个席位，“廉洁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吴努当选为总理。重新上台执政的吴努政府为巩固其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宗教改革措施。

　　（一）政治上，将廉洁派更名为联邦党

　　为了树立民族团结和民主稳定的形象，1960年3月，吴努政府将廉洁派更名为联邦党，并承诺联邦党将会按照民主原则进行重组，声称联邦党将扎根于群众，党的领导人将从基层选举产生，所有的党决策将经过群众讨论和磋商后确定。

　　（二）经济上，实施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

　　1960年4月5日后，吴努在议会上作了施政方针报告，提出要重新制定经济政策，振兴缅甸；保证不会重犯以前的错误，不以势压人，多和各方人士磋商；成立了旨在进行机构改革和制订四年计划的各种委员会。1960年10月，吴努政府推出了新的改革方案，改革地方政府，改变了之前在农业决策、通信、农村经济、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一些烦琐复杂的程序。在农村地区，将权力转移给新的决策机构，授权其采取“快速行动”。

　　此外，吴努政府为扭转看守政府的经济政策，暂停高速公路部门的重组；为避免军队控制经济，改组国防服务机构，并组建缅甸经济发展公司，掌控了原国防服务机构下的19个企业，切断了军队的资金来源，使军队不得不更依赖政府，受政府的制约；为解决官僚腐败和政府低效，宣布将私人进口贸易纳入合资公司的范畴，阻止缅甸机构将许可证卖给外国人。

　　（三）宗教上，实施佛教国教化的政策

　　缅甸佛教国教化问题由来已久，佛教一直都是缅甸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以吴努为首的廉洁派为了赢得大选，许诺在其重新执政后，将使佛教国教化。“1958年8月31日至9月2日，全缅廉洁派在仰光召开会议，吴努承诺如果廉洁派上台，佛教将成为国教。”事实上，吴努再次当选后，也确实采取了更有力的举措来促进佛教的发展。1960年3月，联合僧侣协会和全缅僧侣协会敦促吴努信守诺言。在他们的催促下，吴努成立了由18名高僧和17名在家僧组成的“国教问题顾问委员会”，探讨佛教国教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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