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第二章 张诚在鞑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旅行中俄《尼布楚条约》
17世纪末叶，俄国人加紧了对东西伯利亚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些被征服地区，他们在中国和北西伯利亚游牧民族之间的边境线上构筑堡垒。因此，满洲人和喀尔喀人都感到了俄国人的威胁。
俄国大使戈洛文（Golovine）于1687年到达色楞格斯克，以着手与中国皇帝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康熙皇帝选派的谈判代表无一人懂外文，而俄方代表既不懂汉语又不懂满语，于是皇帝要求在宫廷中服务的传教士在谈判期间担任翻译。
不幸的是，因蒙古瓦剌部与清朝之间的战争，路途受阻，中国使团无法到达谈判地点。这支蒙古军队的首领噶尔丹试图吞并蒙古喀尔喀部，喀尔喀部则向清政府寻求保护。得知这一不利的消息之后，康熙命令中国使团所有人员返回北京。
在和解的初次尝试受挫后，俄国人敦促清廷尽快解决边境争端。康熙皇帝选择尼布楚而非色楞格斯克作为新的谈判地点。
关于张诚在此次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拥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首先是《张诚日记》本身，收入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其次是徐日异的日记，完成于1690年1月10日，即他从尼布楚返回3个月之后，1961年由耶稣会士若瑟·塞比斯神父出版。徐日异日记的葡萄牙文本出版时附有题为Diary of Thomas Pereira的英译本。塞比斯长期研究《徐日昇日记》，并经常拿《徐日昇日记》与杜赫德公布的《张诚日记》相对照。杜赫德曾对来自中国的文字材料作了一些修饰，这一点不容忽视。
俄国全权代表戈洛文的正式报告从来没有全文发表过，塞比斯在撰写其著作时也不可能读到戈洛文的正式报告。实际上，1912年葛斯顿·加恩（Gaston Cahen）已在外交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报告，他和普拉斯科维亚·季卓诺夫娜·雅科夫列娃（Praskovia Tichonovna Yakovleva）对此均有利用。另外，塞比斯披露195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有关这一条约的书，即雅科夫列娃所著《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显然，对于这一课题来说，除了条约正文本身以外，没有什么比塞比斯的这部著作更值得一读的了，作者不仅采用了《徐日昇日记》的文本，并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资料异常丰富。我们在此只简要地提一下张诚和徐日昇的叙述。
按照米夏耶尔·恩·巴夫洛夫斯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张诚的作用并非像其所要使人们相信的那么重要。
张诚受命于路易十四进行地理和天文观测，因此他在日记中标出自己所经过的所有地点及其经纬度，在这一意义上，《张诚日记》与《徐日昇日记》是不同的，两人对某些事件的解释方式不尽相同。徐日昇向他的上级叙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张诚记下了所有对科学有用以及可供发表的东西，而徐日昇所记录的俄国人与中国人讨论条约的细节是专门提供给他在罗马的会友保存的，并未打算公开。
根据葛斯顿·加恩的观点，“俄国大使的官方日记对张诚的一些说法有所证实或修正”。
由于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没有通用的交流语言，因此这两位耶稣会士担任谈判翻译。俄国谈判代表懂得拉丁文，两位耶稣会士当然也懂得这种语言。这两位耶稣会士的角色并不明确，但早已超出了单纯翻译的范畴。因为徐日昇接受了康熙皇帝的全部嘱托，他熟知皇帝的意愿并保证使之付诸实施，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谈判的进程。皇上颁布谕旨是针对这两位调停人，而不是针对正式谈判代表。康熙皇帝宣布：“我赋予你们和你们所随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事务。”
为便于前往尼布楚谈判，康熙赐予张诚和徐日昇三品顶戴。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两个人具有谈判意识，而俄国人和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同时双方对国际法和国家法知之甚少。中国人视俄国人为蛮夷，并视自己所有的邻国为附庸。
徐日昇和张诚既清楚地知道可能做些什么，又完全了解真实情况，知道俄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也觉察到俄国人的领土野心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起初，中国的钦差大臣们并不清楚康熙皇帝赋予这两名译员的重托，但当他们对此有所了解后，对两位神父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俄国人也立即效仿他们。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传教问题上观念相互对立的徐日昇和张诚会合作共事，因为徐日昇最严格地代表葡萄牙保教权的利益，而张诚是一个侵入其势力范围的法国人。但在这次俄中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步调绝对是一致的。康熙皇帝先选中了徐日异，并请他找一位助手，张诚作为最合适的人选而获任。但他却是一个居于第二位的人物。
谈判的前奏（1688）
在出发去与俄国人进行和平谈判之前，康熙皇帝希望将两位神父作为二品官和三品官来对待；然而，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到这两位中国秘书的官衔。在第二次开赴谈判地点之前，徐日昇正式获得任命，但没有详细说明他的职务。
1688年5月30日，他们从北京出发前往色楞格斯克，随行的有1000名骑兵和六七十名官员。皇长子为他们送行。
张诚对前往尼布楚的出行仪式有如下描述：“人们坐定之后，开始上鞑靼茶，侍者将茶水从巨大的金壶中倒在一只茶杯里，首先跪着献给皇长子；在他喝茶的时候，侍者再向钦差大臣们献茶，之后是依照席次献给所有其他人，每个人在饮茶之前和之后都点头以示敬意。皇长子随后起身，我们一同面向皇宫方向三跪九叩，以感谢皇上派他的儿子为我们送行这一优厚礼遇。皇长子满面笑容地同两位钦差大臣交谈，表现得非常坦率和真诚。两位钦差大臣走近皇长子，向他跪下，皇长子则将他们扶起，然后上马返回；我们步行在他后面送到大路上，从那里我们上马启程。”
一开始中国人具有优越感，因为他们曾在黑龙江地区打败过俄国人。索额图亲王有卫队护送，两位神父和他一起用餐。
张诚一路做了详细的记录，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地形图，其中包括人文景观、花期更迭、河流、山谷、高山、要塞以及城防。他还注意到沿途有大量猎物。
张诚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的人，他逐日所写的日记非常生动。
这4个月的旅程非常艰辛。人们又饿又渴。每到一处他们都必须凿井才能使人和牲畜喝到水；这种水必须烧开方可饮用。这两位欧洲人的胃承受不了人们送上的生肉。张诚写道：“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肉更令人感到恶心了，吃这种肉使人的心跳到嗓子眼，并能使最饥饿的人也失去食欲。”最大的奢侈是吃用面粉和苦涩难闻的水做成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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