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平民_[美]亚历山大·B.唐斯（Alexander B. Downes）_9787520106566

本书对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国家间战争和殖民战争进行了调查，是对研究国际关系中规则与武力关系的文献的有益补充。本书对迫害平民进行详细界定，对各类迫害平民行为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一系列理论来进行解释，包括作者提出的迫切渴望和领土吞并观点。

致　　谢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向我提供了帮助，给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我特别感谢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前往芝加哥大学求学，希望成为一名政治学者。而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古典音乐家，大部分时间我在练习莫扎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却希望把我培养成国际关系学者。他收下了我，我无限感激。本书每一次修改后约翰·米尔斯海默都要通读，而且会给出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这使本书得到极大的完善。
如果没有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的帮助，我也根本不可能写完这本书。在2001年1月的一次头脑风暴上，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能证明民主国家在战争手段方面更有道德，那将非常了不起。他对我说。关于民主国家在战争中对平民造成的影响这个问题，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罗伯特·佩普的热情。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Glaser）和斯塔希斯·卡里瓦斯（Stathis Kalyvas）不仅给予我鼓励，而且帮助我完善论证过程，这使本书的论点更有说服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些人帮助我启发灵感，有些人给予我切实的帮助。例如，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在许多方面是开路先锋，他写了很多有关大屠杀的书，是他把迫害平民研究发展成安全研究的主流。在这本书写作之初，我就与本杰明开始接触。一路走来，他对本书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而且给予了我莫大鼓励。有他在前面引路，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伊万·阿诺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对非对称冲突中发生的野蛮行径很有研究，他毫不吝啬地与我分享这些数据，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我的鼓励。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凯利·格林希尔（Kelly Greenhill）和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不仅对我的写作思路提出大量反馈意见，而且给予我关心、支持和安慰，对此我万分感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罗杰·海顿（Roger Haydon）对本书非常感兴趣，而且对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非常感谢。
我还要向这几年来阅读过本书的草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是：拉亚·巴尔塞尔斯（Laia Balcells）、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凯瑟琳·科克伦（Kathryn Cochran）、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马修·费尔斯（Matthew Fehrs）、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海恩·乔曼斯（Hein Goemans）、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科林·卡尔（Colin Kahl）、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海伦·金塞拉（Helen Kinsella）、格雷戈里·科布伦茨（Gregory Koblentz）、马修·科赫尔（Matthew Koblentz）、埃里克·穆基耶赫（Eric Mvukiyehe）、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丹·瑞特（Dan Reiter）、托马斯·斯普拉根斯（Thomas Spragens）和伊丽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帮助特别大。对于那些没感谢到的朋友，我表示歉意。
好几家机构对我鼎力支持，使我可以安心从事研究和写作。我在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待了一年，收获颇丰。感谢史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和莫尼卡·达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他俩给我提供参与奥林战略研究所研究项目的机会，使我可以查阅哈佛大学的许多资料。之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为我提供了一年支持，在这里，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和林恩·伊登（Lynn Eden）给予我指导，使我受益匪浅。其间，艾森豪威尔研究所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克利福德·罗伯茨研究生奖学金（Dwight D.Eisenhower／Clifford Roberts Graduate Fellowship）为我提供了资助，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则为我提供了论文奖学金。我还要感谢杜克大学三角区安全研究所（Triangl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和艺术与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Sciences Council for Faculty Research），这两家机构都在本书最后阶段提供了资金支持。
本书引言和第一至第三章部分内容来自我之前发表的文章《绝望的时期，绝望的措施：战争中迫害平民之原因》。第二章部分内容来自《制约还是助推？国家间战争中的民主与平民死亡》。第五章中关于第二次布尔战争的部分内容来自《把坟墓填平，把海水抽干：无差别暴力作为反叛乱战略之效果分析》。感谢上述期刊及出版机构允许我对文章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并在本书中出版。
我在杜克大学进行研究期间得到了很多帮助，对此，我要感谢崔洙军（Soo-Jung Choi）、马克斯·安特曼（Max Entman）和查德·特鲁普（Chad Troop），特别要感谢凯瑟琳·乔丹（Katherine Jordan）。凯瑟琳·乔丹积极帮助我修改和完善本书终稿，帮助我改正了大量错误。对于书中仍存在的一些错误，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布赖恩·唐斯和谢里·唐斯（Bryan and Sheri Downes），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爱和支持。当我取得成绩时，他们非常乐意分享快乐；当我遇到挫折时，他们会给予我鼓励，帮我重拾信心。身为一名教师和导师，我只希望我能做到我父亲那样，2001年退休时，他的学生们对他依依不舍，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塔尼娅·施赖伯（Tanya Schreiber）。这些年来，她不知疲倦，承受了太多压力。塔尼娅不仅是我写作中的参谋和顾问我认为她能把我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楚而且每当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时，都是她好言相劝，帮助我度过那些艰难岁月。不仅如此，她还身体力行地告诉我要咬牙坚持；身处逆境时，她能够沉着勇敢地面对。这给予我莫大的鼓舞，或许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谨以此书向她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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