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命是生命。
但跟动物不同，人的生命同时又被隐喻化。生命代表着活力。
不仅，生命还指向精神，哪怕生命已经死亡，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但对几乎所有男性来说，命仍然很难超越肉体本身。严格说，这肉体就是被视为最重要的某个器官，它被称为命根子。命根子是肉体，又是生命的精神根基，它承载着精神价值。哪怕命都没了，命根子仍然要在。
能超越命根子的是超人，在叙事上也往往强调这种人的精神超越性。比如对承受腐刑坚持写《史记》的司马迁。但一旦涉及更大的原则，比如国家尊严，就很难超越了。我的《大势》写的就是承载着民族尊严的命根子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在男人，明确说，是在直男。但女性不是也以男性价值为价值吗？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女性超越男权，难！因为这里有个共同难以逾越的价值体：命。
命如此重要，那么最根本的改变就是革命。但革命，不革到自身的命，不是真革命；革命不革到身体，也是不彻底的革命。看那些革命叙事，革命者离家出走，杳无音信，直到献出生命，全然不顾家人，多么洒脱！他们不是人，是英雄。人可以抛头洒血当英雄去，人为自己负责，包括对自己不负责。但更多的时代不再革命，或者说，革命被瓦解。马尔库塞说，美国有办法瓦解任何一次革命，方法是把它转化成某种消费品。这是生命伦理的转换，或者说是回归。大时代呼唤超越伦理的英雄，小时代繁殖被伦理羁绊的凡人。
我们所处的是小时代。
但仍然可以把自己的命抛出去。如果命是他人的命，当然可以不顾。但如果是至亲的命呢？
尤其在中国，一个人的命，绝对不只是他自己的，也是至亲的，至少是父母的，受之于父母。
青春期时，我总想着自杀。但想到我父母，就作罢了。特别是母亲，我的母亲总是叫我命。在我的家乡，父母喜欢把孩子称作命我命命命，我不知其他地方是否也是。我不能让我母亲没命，我的命就是她的命。
后来还结婚了。我父亲那阵身体很糟，看着难以为继。趁他的命还在，又赶紧给他生了孙子。猛回头，我不仅为人子，还为人夫，更为人父了。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命，同理。少啰嗦，你必须坚忍地活着！
哪怕我再不要命。我曾说过，我可以万事不在乎，除非，拿我亲人要挟我。这是点中了我的命门。
汉民族盛产革命。神奇的是，虽革命不断，却仍生生不息。有人说现在中国已经变得不认识了，其实中国还是中国，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宿命。这宿命就是伦理的羁绊，比如亲子伦理，哪怕是从养子倒过来啃老，哪怕是从孝顺父母倒过来孝顺子女。中国和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易子相食之事，但那是在非常时期；在非非常时期，以亲人之命相要挟的，大概不多见；而在日常中，以温柔的亲情相要挟的，大概中国是典型案例了。中国人于是成了世界上最不要命又最惜命的族类之一。无论要命，还是不要命，都因为背负着伦理加亲情的命，必须忍辱负重活命。因为你无法处置亲人的命这命活生生、硬磕磕、抹不掉的，它有折不弯的骨，有兜不住的肉，将它囚禁，也得供它吃喝拉撒；供它吃喝拉撒，它还会生老病死；顾它生老病死，还得顾它感情；它弃绝对你的爱，你还得以此煎熬自己；它要自弃，你还得死死挽留它……拿它怎么办？
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越来越觉得诸事无答案，虽然我写作，我是作家。越来越倾向于作家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寻求答案，作家一开始就料定没答案。但知识分子的知识真能给予答案吗？在伦理亲情面前，知识只是写着文字的纸。知识一思考，命就发笑。
这话仿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发笑无妨，上帝终究会来救赎。怕的是上帝沉默。我承认，在写这本书前，我曾企图写一部探索中国人救赎之路的大书，但写不下去。明确说，是推演不下去，我的活生生的人物走不下去。在我的又黑又小的写作屋，我像远藤周作《沉默》里的洛特里哥，祈求上帝，我期待像约伯那样得到神启。但没有得到。上帝沉默着。上帝沉默着，于是命笑了。
活生生的命在发笑。这里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有一家子人，有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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