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_郑会欣_9787513326926

　　董浩云（19121982），浙江定海人。年仅16岁即投身航运，从此他的一生便与远洋航运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先后创办中国航运公司、金山轮船公司、复兴航业公司及东方海外货柜公司，开创中国远洋货轮及客轮横渡大西洋、太平洋之先河。20世纪50年代后董氏集团业务开始以香港为中心，并积极向海外发展，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重要商埠码头。与此同时，董氏与时俱进，不断在海外购买和建造新型巨轮，致力拓展全球航运业务，并采用先进的造船技术，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终于建立起一个拥有各类巨轮百多艘的航运王国，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船王。

　　本书作者曾负责编著董浩云上百万字的日记，在此基础上，结合董氏后人提供的董氏生前保存的大量文件资料，以及各地档案馆保存与董氏有关的资料，并走访董氏亲属与故旧，从而撰写出一本全面翔实的董浩云传记。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经这样说过：撰写历史，不能只描述出一连串的历史事件，而是应该刻画出形成这些历史事件的潜在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就应该是活动在那些历史事件中的人。因此阅读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往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我来说，撰写人物传记，特别是撰写董浩云的传记，却完全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我过去的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分析民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内容与影响，从无撰写人物传记的计划，特别是对于远洋航运的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对董浩云的生平经历也只限于表面的了解；我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战时及战后这段时期的历史，然而董浩云的发迹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主要活动的地点是香港、台湾以及海外，而我对这个时段、这些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却知之甚少，可以说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写作基础。而我日后走上董浩云研究的这个学术领域，完全是由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所造成的。
　　2001年，董氏家人在整理董浩云先生遗物时，发现了他长达30多年的日记，经董建华兄妹们商议，最后决定交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受中文大学的指派和董氏家族的委托，由我负责编注这部上百万字的日记，从而给了我一个全面认识和熟悉董浩云传奇一生以及他所从事远洋航运事业的机会。
　　编注日记需要查阅各种相关数据，在这过程中，我对远洋航运的知识慢慢地有所了解，对于董浩云的认识也逐渐从模糊到清晰，这就又促使我再进一步扩大收集资料的范围，最终引起我对董浩云的生平与志向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2004年11月，《董浩云日记》（繁体版）在香港正式出版，就在那时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要为董浩云先生撰写一部传记，这也就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首先，董浩云是一位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他白手起家，与时俱进，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他以香港为基地，抓住航运业几次发展的机遇，旗下船队的数量迅速扩张，本人更跻身世界船王，因而具有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特点与个性。而他对事业的追求、为国家争光的理想、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对推动海上教育的热诚，一般企业家更是难以企及：在航运界和海外华人世界中，他的创业以及为航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谓声名显赫，而董浩云在国际交往及两岸关系上的作用，亦非他人所能比拟。
　　其次，董浩云的生平不仅值得研究，而且有必要研究。过去内地与外界封闭，对于董浩云的事迹几乎无人知晓；改革开放后，由于董浩云长期以来与台湾政经各界具有密切的交往，在当时两岸敌对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回大陆投资探亲。而且他去世的时间也比较早，因此内地民众只知道香港有个船王叫包玉刚，直到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世界船王，但对他的生平和历史地位仍知之甚少。以往坊间只有一部董浩云的传记，那是香港回归前董建华已确定为特首，有作者抢先写作，但其内容多为道听途说，既未采访调查，更未查阅相关资料，存在许多错误，与一部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尚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三，对董浩云的生平目前业已具备研究的条件。多年来在编注日记的过程中，我对董浩云的一生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编注日记的同时，我已开始注意收集各方面的数据，并与传主亲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他们不仅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而且还将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对我开放，这对我日后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我是一名历史学者，长期从事档案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在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之前，首先注重的就是史料的收集。因此在决定撰写董浩云生平活动之前，我即开始进行各种数据的收集。这些年我在收集民国史档案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与董浩云相关的史料，先后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董浩云曾经活动过的地区如上海和天津的档案馆中收集到一些他早年工作的资料，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及国史馆，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机构，也保存部分相关资料，我都尽可能加以收集。
　　我还注意查阅相关的报刊，特别是董浩云亲自创办的《航运》杂志共500多期，它详细地记录了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和世界远洋航运事业的成长和发展；此外，董浩云先后斥资出版了四辑董氏航运丛书，他平时还经常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接受报刊的采访，中外许多报刊亦热衷对他加以报导，这些都是了解董浩云生平以及他的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数据。
　　在收集文字数据的同时，我还对董浩云的亲友及部属进行有计划的采访，事先准备好采访要点，有备而来，收获很大。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董浩云的长女董建平多年前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先后访问了数十位董浩云的故旧，从而抢救出大批史料，对我的撰写极具帮助。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阅读相关著作，特别需要补充有关远洋航运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了解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发展与演变，特别是对于航运影响重大的事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东战争以及能源危机等，因为这些都与董浩云生活的时代以及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日记是作者记录自己一生最生动、最可靠的数据，然而最初在编注董浩云日记的过程时，由于我对传主不太熟悉，对他身处的环境以及周围的人物也不大了解，而日记的文字十分简单，内容又相当隐晦，因此对许多事情的原委感到模糊不清，似懂非懂。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占有，在写作过程中我再多次重新认真阅读日记，这样就会对传主一生的活动及其志向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对我来说，撰写董浩云的传记最重要的收获是能够亲自查阅董浩云的文件，包括公司及个人的各种数据。董浩云生前特别重视各种资料的收集和保管，这些数据报括各个时期的公司报告、来往文件，会议记录以及私人书信和各类剪报等等，并经过初步整理。虽然目前还比较散乱，但却为研究董浩云的生平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董氏家族对我全部开放，使我对了解董浩云生平活动以及旗下事业的发展历史有了一个全面而直观的认识。
　　因为我还有其他研究课题和教学任务，收集史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但这是撰写传记的基础。在数据大致收集后，便开始进行整理、分析、爬梳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作些写作前的准备，譬如先行编撰董浩云年表，配合出版《董浩云日记》与《董浩云的世界》（繁体，2004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简体，2007年7月，北京三联书店），相继在香港和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产生一定影响。2007年9月于董浩云诞辰95周年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会议予以纪念，我受董氏家属的委托，事先邀请各界专家撰写论文，并于会议开幕的同时出版专书《董浩云：中国现代航运先驱》，引起社会各界对董浩云研究的兴趣。与此同时，我还建议天津档案馆编辑出版《董浩云在天津》档案数据汇编，这样就为董浩云早年在天津的活动提供了大量史料。
　　在此期间，我曾根据董浩云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先后撰写了十余篇学术论文，提交学术会议，争取得到学界的批评和意见，以供写作中不断修改。这些论文先后已经出版，并成为本书的基本架构。
　　2015年6月，拙著《董浩云与中国远洋航运》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该书50余万字，对董浩云的生平和航运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得到学界的认可。其后又承蒙北京新星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的简体版，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根据出版社的要求，我又对原作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删减，并将书名定为《何时回首谢红尘：董浩云传》，何时回首谢红尘是1947年11月董浩云在病榻上听到旗下「天龙」轮横渡大洋的喜讯，兴奋至极而写下的四首七绝诗中的一句，也是现存董浩云日记最初的文字。我想以此诗作为书名，可以充分表现出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份感情眷恋、对航运事业的那种执着追求。
　　董浩云成长于大陆，成功于香港，事业发展于全球，旗下船队遍于全世界，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船王，然而董浩云又不是一个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商人，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董浩云虽然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中国人，总是将他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一直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董浩云在1967年元旦的日记中回顾一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曾自豪地说：「艰辛必多，收获亦大，愿为国人航运史开一纪元。」因此本书必须反映出他的这种志气与抱负，不能只是将他简单地视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也不应仅就其个人的生平予以论述，而是应将他与整个国家的强大、现代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叙述董浩云传奇的一生，让读者了解中国近代航运业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了解董浩云等这一批老一辈企业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作出的奋斗和努力。
　　董浩云从事的远洋航运事业与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冲突、经济发展具有密切联系，因此本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董浩云事业的发展又正处于海峡两岸对立的时代之中。董浩云后半生生活在复杂的冷战国际背景以及两岸对立的大环境中，身为一个商人，他自然要考虑如何发展自身的事业；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又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并为实现两岸统一而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又可以将董浩云作为个案，探讨和分析两岸分裂期间身处夹缝中的香港企业家那种无奈与彷徨，挣扎与奋斗。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必须追求真实，全书中不会出现人物间的对话（因为你根本不在现场），所有重要的事件、统计数字以及人物交往均应有史实为依据，本书严格依照学术规范，提供相关的注释与说明。同时，书中还常常引用一些董浩云在日记、书信或演讲中的记录，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他的活动是最真实、最可靠的，就像董浩云在1968年1月1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坚持撰写日记，就是要「写我的希望，还是说我要说的，写我愿做的」。
　　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既要有别于纪实文学作品，但也不应将其完全等同于专门的学术论著，因此在文字上尽可能追求通俗易懂，在叙述过程中亦应注意时间的顺序与情节的发展。然而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时，真实与客观永远是第一位的。
　　正如前文所说，本书得以完成并出版，得益于种种机缘。10多年前，我获得董氏家族的委托，负责编注董浩云长达30余年的日记，从而对董浩云的生平和事迹有了全面的认识。感谢董氏家族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向我开放董浩云生前收集的全部资料，特别是董建平女士与我联系最多，之前她已经采访了众多亲友和部属，并作了口述记录，抢救出大批史料，其后经她推荐和介绍，我又有机会对董氏家族亲友和部属进行采访，本书出版之际，董氏集团提供大量珍贵的照片，有助于读者生动形象地了解传主的生平和经历；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对我充分信任，全力支持我撰写董浩云传记的研究计划，使我能在极为自由的环境下专心进行研究；各地档案部门和相关学术刊物提供机会，让我得以收集相关资料，并有机会先行刊发论文，听取学者的意见；香港中华书局和北京新星出版社慨允出版繁体与简体两个版本，可以让拙著能有更多的中文读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要深深感激的。
　　总而言之，从编注董浩云的日记到收集资料、撰写传记，前后已有10多年的时间，它也成为我近年来新开辟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这是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是文艺作品或纪实文学，因而在文字和细节上不会加以艺术夸张，也没有妙笔生花的神来之笔；它所叙述的情节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力求做到每件事都事出有据，绝不凭空猜测。我希望能尽个人微薄之力，完成一部具生命力的、真实可信的人物传记，「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则有待读者诸君的评判了。
　　郑会欣
　　2016年6月写于美国休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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