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人公博伊默尔及其同学们在政治煽动下应征入伍，在前线绞肉机一般的阵地战中厮杀。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与信念崩塌了，对生活的热情崩塌了，对世界的认识崩塌了。活生生的同学和战友一个个阵亡，战场成为一个个无名士兵的坟茔。战争的恐怖与残酷，士兵对和平的渴望，展现给读者的是人类无泪的悲哀。最后，就在和平即将到来之际，主人公在前线阵亡。对战争的忠实还原及反思，使《西线无战事》成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不朽名篇。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首部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弗里西亚群岛，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亚群岛属荷兰，东弗里西亚群岛属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分属德国与丹麦。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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