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的运行分析：政治博弈、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_郭广珍著_9787543227088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要内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本书将研究集中于威权体制内部的各种行为，以及该体制本身的变迁问题。我们试图在对这些现实观察进行抽象归纳的基础上，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构建理论模型，进而希望给出更一般的理论解释。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要内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长期而专业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然而，现实社会中这两大行为并不能完全分离，这就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跨领域的研究，于是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正在形成，而且影响力日益增大。

　　由于东亚一些威权国家经济的良好表现，尽管国际学术界对西方民主体制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威权体制的研究已经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焦点。对任何一个体制的研究都无外乎两大内容：在该体制下的行为研究，以及该体制本身的变迁问题。在第一个方面的视角下，当威权体制稳定以后，政治力量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学者们从很多角度研究了威权体制下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政治晋升，财政分权，腐败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显然，这些基本问题对当今中国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在本书中给出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即虽然影响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政治博弈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观察到政治博弈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仅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而言，我们可以从地方政府官员在其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招商引资，中得到清楚的印证。

　　当然，尽管我们认为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然而只要稍微将思考的时间跨度延伸一下，我们就不会对中国最近30多年取得的经济发展产生那么多的惊叹，因为距离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最近时间点也不过200年的时间。而且，在过去3000年时间里，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中国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在现在的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眼中，中国的历史是一个被放大的30年和一个被忽视的3000年！而在这样的历史跨度下，我们不得不对社会体制本身进行了研究。显然，威权体制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我们认为，政治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也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在一个威权体制内部，权力和利益在不同行为人之间的配置结构并不一定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下不同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无疑会对社会体制本身造成巨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威权体制而言，无论是在体制中的各种行为，还是该体制本身的变迁问题，政治博弈都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仅就研究的内容而言，无论在哪一方面，现有研究文献已经很多，不过，其中多以描述分析，案例研究以及实证分析为主，而本书则试图在对这些现实观察进行抽象归纳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特别是借助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我们希望给出更一般的理论解释。

　　在具体研究内容上，我们按照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展开。我们主要研究三个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在假设在威权的政治体制不变，而且领导集团上下级也不可能互换的情况下，分析上级对下级进行晋升激励所导致的后果。这时候尽管听上去好像是上下级，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但是因为不存在推翻上级的可能，所以，这种情况下，上级的“策略”其实就是“命令”，从下级的角度看，也就变成了约束条件，进而不纯正所谓“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双方反而变成了下级政府，如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也正是通过这一博弈，完成了政治行为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一部分包括了前三章的内容。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这一政治与经济间的博弈如何影响官员行为，也就是腐败行为。而且，我们还在这一部分理由中国数据对相关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第二章，我们构造了一个分析框架，并讨论政治博弈如果影响经济行为，也就是经济发展问题。第三章其实是对第二章理论模型的一个简单拓展和应用，我们利用类似的分析框架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如何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影响。

　　接下来，我们在第二大部分将假设做进一步放松，进而研究在威权的政治体制不变，但是，权力的控制权配置可能发生改变，也就是存在上下级位置可以互换可能的情况。因为存在被替换的可能，掌握权力的领导人可能不会分权给能力很高的下属，而高能力的下属为了避免被收回权力，会选择一个非常特殊的策略：“装傻”，这是我们在第四章分析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假设下，加入政治学偏好的下属是否“忠诚”的变量，我们在第五章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模型，来分析“忠诚”和“能力”这两个维度，如何影响不同下属官员的行为策略选择。

　　从大跨度的历史角度看，任何体制都会发生变迁的，所以在接下来第三大部分部分中，我们将研究转向制度变迁的问题上。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因为我们在更大的历史跨度上讨论不同体制的变迁，所以，我们也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威权”这一概念，具体而言，我们将所有“非西方民主的体制”，比如封建诸侯制、君主制等，都视为威权。我们首先在第六章对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行了梳理，鉴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对主流理论的梳理已无任何新意，所以，我们加入了对马克思主义制度和体制变迁思想的讨论，并试图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研究。作为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了政治体制在不同类型之间的变迁理论，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主要分析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如何影响社会体制的变迁。这两章之间的区别是对民众进行了不同的假设。我们在第七章在民众同质性的假设下，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对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变迁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我们将民众区分为领导者和跟随者，并分析这种区分对体制变迁的不同影响，进而解释了威权体制的超稳定性现象。

　　经济学者的研究时间跨度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首先，因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因素，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都不可能对1000年、甚至1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经济因素数量变动的经常比较剧烈，即使是如土地这种数量相对比较恒定的要素，其产生作用的方式也会经常变化，例如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产生的作用完全不同。所以，经济因素的影响多数是短期的。

　　然而，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其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行为却是会持续相当长期的。因此，为了弄清楚其背后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经济视角，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格，甚至宗教信仰都被认为是影响国家长期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不同体制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经济学越来越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中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逐步增多。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的最新方向，新政治经济学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那种将整个政治体制作为研究经济发展因素的宏大研究方式，而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到更加微观的政治行为人，然后观察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及其他条件约束下，政治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会对政治体制本身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在现实中，涌现了一批经济高速发展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诸如亚洲四小龙、中国甚至包括日本等国家，这种非传统意义上西方民主的政治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威权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变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沿着这一思路，试图以分析政治行为人之间的博弈对政治体制变迁的影响为基础，进而研究政治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限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程度和我们个人的学术约束，我们将政治和制度两个非经济因素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试图对中国长期和当下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进行理论抽象和解释，构造出简单的理论和模型。

　　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考虑两个时间维度：

　　第一，从当下的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寻找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制度原因。可以说，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课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唯一的经济课题。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在特定条件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制度、军事甚至地理位置，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会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在威权体制下，政治因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在研究政治因素的方法论上，和其他学科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经济学的方法是，即便是研究对象是一个宏观的现象，但是分析的起点依然是微观的行为主体，具体到本书的大多数内容，我们的逻辑起点都是各个行为人之间的政治博弈。我们这一研究方法的现实依据始于一个基本的观察，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有着多重目标和不同利益的各个部门机构组成（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虽然《组织法》对基层政府在国家政策执行过程中作用的规定十分简要，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层政府(特别是镇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转型中国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激励机制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在中文文献中已有众多研究（周黎安，2007；周雪光，2005），有的文献甚至指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Li，2003）。

　　其实正因如此，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才表现为，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的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也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科层组织体系加以贯彻落实的。政府科层制度中的压力型体制、向上负责制和激励机制使得基层官员对来自上级的指令十分敏感。政府内部集权意味着下层官员的升迁和其他调动更多地依赖于上级官员的考核和评定。换言之，科层制的逻辑致使基层官员极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以期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晋升或者不被淘汰（周雪光和艾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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