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描述了耿飚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全书分为1909-1949年和1949-1992年两部分。前一部分记录了耿飚同志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主要记载他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也是耿飚同志从童工走上革命道路，以及戎马生涯的回忆实录。第二部分记录了耿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人生历程，主要记述了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历程，也包括在“文革”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时的经历和见闻。
耿飚（1909-2000） ，湖南省醴陵县人。1909年生。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工运农运，任游击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参谋、教导队长、科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长征以后。历任红4军参谋长、八路军第385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先后担任我国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中顾委常委。
将军荟萃外交部
1950年年初，刚过阳历年，我们十九兵团司令部就忙开了。参谋们有的在起草文件，有的在核对资料，有的在打电话，我则在批阅一份报告。忽然，通讯员进来叫我：“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请您过去一下。”
“老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李志民同志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对我说。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我早已把自己和人民军队联结在一起；虽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经过20多年战斗，现在已经打下革命江山，但我决心还要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为保卫祖国建设而继续紧握枪杆子；而且，从个人感情上说，我也合不得离开长期在一起工作的战友，离开一道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广大指战员。
杨得志同志和李志民同志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我的心事，就一唱一和地劝我：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来兵团走娘家嘛！”
“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
“挑你，算是挑对了！掰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其实，他们不劝说，我也决不会不同意调动工作，因为：首先，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其次，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合不得离开他们。
春节刚过，我便奉调携眷来到北京，临时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招待所所在的隆福寺一带，是有名的繁华地区，孩子们一到，就嚷着要去逛街看热闹。但是，我却迫切地想去看看天安门。我把这个想法一说，孩子们鼓掌欢呼，连赵兰香手里抱着的仅两岁的小女儿，也在不停地拍着她那双小手，而且他们吵嚷着要求马上就去。于是，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我们来到天安门前。
一阵寒风吹来，使我不由自主地赶紧翻起了军大衣的领子。当时，长安街南面棋盘街一带的房子尚未拆迁，天安门广场要比现在小得多；也许由于京郊的防风防沙林带尚未种植的缘故，那时广场上的西北风比现在要强劲寒冷得多，吹在脸上和颈间，好像刀刮般地疼痛。所以，我急忙把孩子们的棉衣领子也翻起来。
虽然天气是这样寒冷，可是此刻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巍峨的天安门，在初春的阳光下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仰望天安门城楼，我仿佛听见：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响彻云霄的声音，依然回响在广场上空。
记得数月前举行开国典礼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正在西北前线。当我们在司令部里通过电波听到毛主席那庄严而洪亮的声音时，大家都激动地跳了起来。但是，我在欣喜中又觉得有些遗憾：未能处在天安门前群众的洪流中，直接聆听那开天辟地的一声春雷，亲身经历那伟大时刻的伟大场面！当时我就暗中告诉自己：下次去北京时，一定要到天安门前补上一课，补充体会一下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以弥补未能亲身参加开国盛典的损失。
现在，我站在人民领袖宣布新中国诞生的地方，站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不禁胸中热血沸腾，脑中思潮起伏……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北京。
回忆四年前，即1946年初，我奉中央的命令和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嘱托，第一次来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那时，我作为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交通处长，在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的领导下，参加了和美蒋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激烈斗争，还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监视。由于北平恶劣的政治环境，尤其是目睹北平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对这个古都产生了并不良好的印象，觉得这是个灰暗、阴沉、令人窒息的破旧大城市。
第二次来这里是1949年初。那时我们第十九兵团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迈着雄健的步伐，精神抖擞地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面对着回到人民手里的新生的古都，我们的脸上都荡漾着胜利的微笑；军营里和城内城外，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到处飘扬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动人的歌声。
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第三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是不同。因为，现在的北京，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这里，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周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朱总司令，一面指挥着向东南、中南沿海岛屿和西南地区继续进军，以便解放全中国，一面正在筹划绘制着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因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我此刻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国徽，在保持着革命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建设新中国”这副担子的重量。因为我知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标志着更艰巨的新的征程的开始。
长安街上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是什么？”
“那是哪里？”
孩子们用戴着棉手套的小手指指点点地发问，又一次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是华表。那是天安门。”我答道。
“华表是升旗的吗？”
“不，那边的旗杆才是升旗的；这华表是古代的东西。”
“古代用它来干什么？”孩子好奇心强，总爱打碎乌盆问(纹)到底。
我还来不及回答，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叫天安门？”
“这个么，有个很长的故事，在路上说不完，等回去再给你们讲吧！”
清早，我开车来到外交部。这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在十九兵团时经常开着它到各军的军部和部队基层去办事。这次来京前，李志民政委和杨得志司令员要后勤部把这辆车交给我带走。我考虑到外交部刚建立不久，车辆和司机一定缺乏，到京后自己带车可以减轻机关的负担，所以接受了他们的盛情。现在，我每天开着这辆吉普车到外交部上班。
今天，我心中异常高兴，因为昨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今天要找我谈话。
……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