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因缘——周有光静思录_周有光_9787020123049

　　本书由作者亲手整理编订，厘为四卷：闲谈人生，静观波涛，思入风云，学习新知。共收集了各类随笔近五十篇，内容涵盖人生思考、政治经济、语文知识等，丰富博杂，全面地反映了作者最近几十年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今与张允和先生《红枫集》书稿合璧出版，共名“百年因缘”。

　　跟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编者注：许多年后，字典加进了“遗孀”。）

　　哲理和笑话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注：此文载《之江校友》1987年6月“特刊”和《群言》1990年5月号。林先生(1900—1972)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69年冬到1972年春跟我一同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

　　刘香成《历史摄影集》序

　　人类的历史，可以用语言的声音记录，可以用文字的笔画记录，又可以用摄影的镜头记录。用摄影镜头记录历史是一门新学问，称为“摄影历史学”。

　　刘香成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历史学家”。

　　中国有一句古话：“行行出状元”。刘香成先生是摄影历史学的“全球状元”!

　　20世纪中，最最使人震惊的历史事件是苏联的自我消亡。20世纪中，最最使人震惊的摄影记录是刘香成先生的“苏联最后一秒钟”。

　　戈尔巴乔夫宣告苏联终止的讲稿，将永远“飘浮”在刘香成先生的摄影“空间”，向全世界的观众，为苏联的反人类历史，作撕心裂肺的“忏悔”！

　　（2011.3.3，时年106岁）

　　【附录】

　　摘录整理记者葛军：《快门按下，苏联解体——访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

　　苏联解体十五周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采访获得普利策奖的美籍华人摄影家刘香成。

　　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的刘香成，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终止存在的瞬间，拍下了一张记录历史的照片。

　　刘香成说：“戈尔巴乔夫手里的讲稿只剩最后一页，我清醒地意识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关键的历史时刻不会重演。我等待着，最后按下快门。”

　　“我将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照片上的戈尔巴乔夫刚刚发表完此番辞职演说，两眼低垂，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右侧微微倾斜，右臂支撑在办公桌上，左手将最后一页讲稿重重地甩向办公桌。为了表现讲稿下落时的动感，刘香成特意调慢了快门的速度，结果照片上的讲稿，浮在空中，充满了历史的现场感和运动感。得益于这张照片，刘香成获得了1992年度美国普利策奖，他本人也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后直接的见证人。

　　“就在我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的后背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这一拳提醒我违反了事前与在场负责禁卫的克格勃人员不拍照的约定。”

　　“辞职演说后，戈尔巴乔夫要转场到另一房间接受CNN总裁的独家专访，我就想借此机会离开，赶回工作地发稿。”然而，禁卫人员告诉他，活动没结束，谁也不能离开。“我用英语和我那说得乱七八糟的俄语向他解释，我要去工作，不厌其烦地请求他让我出去。”迫于他的执着，禁卫终于推开了一人多高的笨重的大门，几乎是把他推了出去。

　　“在一条长长的通道里，我抱着照相机，沿着松软的红地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大门狂奔。”记者工作车就停在斯巴斯克钟楼下的大门口，刘香成跑到车前时，苏联的榔头镰刀国旗缓缓降下，俄罗斯的三色国旗徐徐上升，开始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他见证了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时刻。第二天，全球三十多家报纸在头版刊用了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

　　此后，刘香成又应邀去采访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偌大的会议大厅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直到会议开始，听众席上只有一个听众，还在打着瞌睡，另一个人则在主席台上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刘香成又把这位惟一听众的瞌睡姿态拍入历史镜头。）

　　窗外的大树风光

　　我在八十五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

　　小书室只有九平方米，放了一顶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所余空间就很少了。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睡觉。

　　人家都说我的书室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有人要我写“我的书斋”。我有书而无斋，我写了一篇《有书无斋记》。

　　我的坐椅旁边有一个放文件的小红木柜，是旧家偶然保存下来的惟一遗产。

　　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不愧为炎黄子孙。

　　一位女客来临，见到这个情景就说，精致的红木小柜，陪衬着破烂的小书桌，古今相映，记录了你家的百年沧桑。

　　顽石补天是我的得意之作。我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无法补，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

　　林彪死后，我们“五七战士”全都回北京了。我把橡皮胶布贴补的裤子给我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

　　聂绀弩在一次开会时候见到我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我的小室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窗户向北，“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

　　窗外有一棵泡桐树，二十多年前只是普通大小，由于不作截枝整修，听其自然生长，年年横向蔓延，长成荫蔽对面楼房十几间宽广的蓬松大树。

　　我向窗外抬头观望，它不像是一棵大树，倒像是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一棵大树竟然自成天地，独创一个大树世界。

　　它年年落叶发芽，春华秋实，反映季节变化；摇头晃脑，报告阴晴风信，它是天然气象台。

　　我室内天地小，室外天地大，仰望窗外，大树世界开辟了我的广阔视野。

　　许多鸟群聚居在这个林木村落上。

　　每天清晨，一群群鸟儿出巢，集结远飞，分头四向觅食。

　　鸟儿们分为两个阶级。贵族大鸟，喜鹊为主，骄据大树上层。群氓小鸟，麻雀为主，屈居大树下层。它们白天飞到哪里去觅食，我无法知道。一到傍晚，一群群鸟儿先后归来了。

　　它们先在树梢休息，漫天站着鸟儿，好像广寒宫在开群英大会，大树世界展示了天堂之美。

　　天天看鸟，我渐渐知道，人类远不如鸟类。鸟能飞，天地宽广无垠。人不能飞，两腿笨拙得可笑，只能局促于斗室之中。

　　奇特的是，时有客鸟来访。每群大约一二十头，不知叫什么鸟名，转了两三个圈，就匆匆飞走了。你去我来，好像轮番来此观光旅游。

　　有时鸽子飞来，在上空盘旋，还带着响铃。

　　春天的燕子是常客，一队一队，在我窗外低空飞舞，几乎触及窗子玻璃，丝毫不害怕窗内的人。

　　我真幸福，天天神游于窗外的大树宇宙、鸟群世界。其乐无穷！

　　不幸，天道好变，物极必反。大树的枝叶，扩张无度，挡蔽了对面大楼的窗户；根枝伸展，威胁着他们大楼的安全，终于招来了大祸。一个大动干戈的砍伐行动开始了。大树被分尸断骨，浩浩荡荡，搬离远走。

　　天空更加大了，可是无树无鸟，声息全无！

　　我的窗外天地，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乃至春华秋实、阴晴风信，从此消失！

　　2009.3.11

　　有书无斋记

　　《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要我写一篇小文章，参加纪念《开卷》三周年的“我的书斋”专栏。我勉强算个书生，可是没有书斋，只能写一篇《有书无斋记》充数。

　　1956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一间我和老伴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留一半放菜碗。半间室内还放一张小双人床，给儿子和儿媳妇星期六回来住。

　　国外朋友听说我住在名胜古迹中，来信问我德国专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已经破烂不堪。我在《新陋室铭》中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单位建造“新简易楼”，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开始。我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间（15平方米）；已经大学毕业的孙女住一大间（14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间（8平方米），附带放厨房用品；还有一小间（9平方米）做我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电子打字机。拿开电子打字机，可以写字。

　　我的书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我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书桌虽小，足够我写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来北京，告诉我“反右运动”中自杀和劳改20年的多位老同事的惨事。大家羡慕我“命大”，躲开了反右运动，“在劫不在数”，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们说，宁可无斋而有自由。我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人事多变。孙女儿出国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间忽然扩大了。可是，我的心境反而空荡荡地无处安置了。

　　2003．3．9

　　时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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