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使宋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有创新性，标志着古代管理思想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化。从政策工具的视角看，宋代管理思想主要有三个层面一个关键。三个层面是：以政府协调为主的治理思想，包括特许经营与契约治理思想、政府劝勉与调解思想，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治理思想，包括政府命令与禁戒思想、财政赋役治理思想；以政府服务为主的治理思想，包括公共事业思想、政府救助思想。一个关键是；任何政策工具必须通过各级官吏加以执行，因此应加强对官吏的选任，监察与考核。宋代管理思想对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
方宝璋，福建莆田人。历史学博士，全国知名审计史研究专家，现任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审计学会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审计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中国财经监督史、区域文化和音乐文献学的研究，共完成专著10余部，其中多部获国家图书奖、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省社会科学成果奖。在《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台湾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审计研究》、《文史》、《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其中有20余篇论文被《审计年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其学术观点被《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近百年来汉代财政管理研究综述》、《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等摘引。主持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审计署重点科研课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的立项依据及所从事的工作
第二节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宋代管理思想特点
第三节 宋代政策工具的综合治理思想
第四节 宋代管理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第二章 宋代经济、政治、文化与管理思想
第一节 宋代经济与管理思想
第二节 宋代政治与管理思想
第三节 宋代文化与管理思想
第三章 宋代特许经营与契约治理思想
第一节 反对官府垄断经营，主张私商自由竞争经营思想
第二节 以高商业利润诱使商人入中，解决沿边军需供给思想
第三节 买扑承包经营思想
第四节 矿冶业的承包经营思想
第五节 利用价格杠杆赈灾思想
第六节 市场性工具使宋代管理思想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化
第四章 宋代政府劝勉与调解思想
第一节 劝课农桑思想
第二节 劝学兴学思想
第三节 赈灾劝分思想
第四节 民事调处息讼思想
第五章 宋代政府命令与禁戒思想
第一节 对社会犯罪的禁戒与镇压思想
第二节 户口与土地管制思想
第三节 茶、盐专卖与对外贸易管制思想
第四节 垄断货币制造与发行思想
第五节 出版管制思想
第六节 市易法是政府对商业管制的失败
第六章 宋代财政赋役治理思想
第一节 开源节流思想
第二节 集中财权思想
第三节 赋税治理思想
第四节 青苗法、免役法是政府赋役治理的失败
第七章 宋代公共事业思想
第一节 公共建设工程思想
第二节 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第三节 城市治理思想
第八章 宋代政府救助思想
第一节 宋代的灾害及影响
第二节 灾前政府救助思想
第三节 受灾时期政府救助思想
第四节 灾后和平时政府救助思想
第九章 宋代官吏选任、监察与考核思想
第一节 官吏选任思想
第二节 官吏监察思想
第三节 官吏考核思想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管理思想精粹（第2辑）“（朝）代”系列 宋代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研究（第2版）》：
第一节 宋代经济与管理思想
宋代管理思想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经济视角看，它的出现最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使政府利用市场性工具进行治理成为了可能；二是财政上的人不敷出也使政府利用市场性工具增加财政收入成为了必要。
一、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与管理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史上，宋代是一个高峰，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造船、矿冶、纺织、造纸、印刷、制瓷等部门，无论是生产的规模和技术，还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代。宋朝的船只不但航行于内河，而且远航于大海大洋中，甚至当时外国商人所采用的海船也大多是宋人建造的。一般说来，宋代远洋海船都相当大，尖底造型，构造坚固，隔舱防水，不畏风涛；而且能使用指南针辨识方向，使我国航海事业居于当时世界上领先的地位。在矿冶业方面，煤得到广泛的开采，并用于冶铁。铁的年产量达824万斤，铜则高达1460万斤。宋朝纺织业在以传统丝、麻为原料的基础上，增加了以棉花为原料；丝织业在质量上有所提高，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细、密、轻、薄的特点。宋代的造纸技术也有较大的改进，所生产的纸韧性强，厚薄均匀，纸幅比前代增加了很多，而且产量也很大。宋代的印刷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广泛使用木版雕刻的同时，还出现了铜版雕刻。宋代印刷的书，刻印精致，墨香纸润，为后世藏书家、版本学家所重。宋代刻书不仅质量上乘，而且刻书之快之多，也是相当突出的，为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瓷器制作，至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宋瓷的高度发展表现在装烧、制作等一系列的技术上。过去烧瓷，所采用的匣钵法是在一个匣钵内正放着一件瓷器烧做。北宋中期，定窑对这一装烧技术进行了重大改革，它采用了覆烧法，即将碗盘之类的瓷器若干件，反置于由垫圈组合而成的匣体内进行烧做，一次可以烧若干件，这种变革大大提高了产量和生产效率。在制作技术上，各种器物造型、装饰图案花纹和釉色，斗艳争奇，百花齐放，形成了南北诸窑的独特风格和窑系，从而使我国的瓷器在实用的同时，达到了艺术水平很高的境地。
宋代商业更是大大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十分繁华，贸易活动突破了坊与市、白昼与黑夜的界限。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可以看出，街衢上到处可以开设店铺，而且由于店铺越来越多，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侵占，因而宋徽宗时，不得不征收“侵街房廊钱”。总之，隋唐时期的坊市制度已不复存在。至宋神宗时期，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那种“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的旧坊市制度，随着“冬冬鼓”的消失而成为历史遗迹。宋代，货币的发展是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都成为通货，金、银的流通较唐代更为广泛，铜钱是通货中的主要货币，宋神宗元丰年间的铸钱额达500万贯以上，为唐代的近20倍，铜钱年流通总量达1亿贯以上。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纸币）。纸币对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代海外贸易盛况空前。不仅铜币越关而出，成了南海一些国家的通货或“镇库之宝”，而且各项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南海诸国喜爱的舶来品。另外，从海外诸国进口的许多物品也丰富了宋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宋廷对南海诸国一直采取了广事招徕的政策，允许外国商人在通商港埠居住和贸易，对外开放为宋与海外的交换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南宋初年，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每年收入高达200万贯，可见贸易规模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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