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由1985年7月27日至1988年1月19日白吉庵对梁漱溟的24次访谈整理而成。梁漱溟是“箭垛式”的思想家与行动者，这份珍贵的记录，对于了解梁漱溟的经历、思想以及20世纪的中国历史，都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有四种“梁漱溟访谈录”。 一种是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991年再版，200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修订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新版改题《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此书实为汪先生根据梁老的文章整理而成，并非对谈。梁老的儿子已多次指出此书的失实之处。 另一种是白先生的这本书。1997年山西人民只印了3000本，错误百出，且已不易得。 第三种是美国学者艾恺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后又出过天津教育版、三联书店版，系据1980年录音整理而成）。出版当年，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艾恺后又出版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人民出版社与外研社联合出版，系据1984年录音整理而成），市场业绩亦不俗。 白先生是中国学者，和梁先生的隔膜较外国人更少，梁老对其十分信任，谈得也很深入。
适读人群 ：梁漱溟热经久不息。本书适合对梁漱溟及中国近现当代史感兴趣的读者。
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很好不过了。然而俯思自省，我认真则有之，“做人”二字还不大易谈。——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造运动者。1917年至1924年在北大任教，后在山东、广东、河南等地办学，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试验，1937年后为抗战奔走努力，日寇投降后曾参与国共和谈。一生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而思考、行动。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白吉庵，1930年生人，原名应祥，以字行。云南建水人。历史学家。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同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1956年毕业后，先后在多所院校任教，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治学功力深厚，有专著《胡适传》《章士钊传》等及论文多篇，受到学界重视。
谈章士钊（行严）事
行严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记得费彝民每年一次或两次来北京，向中央接洽。来京见总理，同时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过行严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两个，不住一起。吴夫人很多时间没同行严住，自己到上海另外过，因为行严有姬妾的关系。费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说，我身边姨太太新过去，你把香港那个帮忙一下，送上飞机来北京，陪伴我。这个话，费彝民当然要办了，要这样办。他向总理辞行回香港，说到这事。总理说，你不要这样办。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笔款，弄一所房子，给她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们要派行严到香港。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话，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军人，湖南人。党中央、总理要我去香港到台湾，黄杰在香港（是学生）；一个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我记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来过北京，住北京饭店。
访问延安
先是见张闻天总书记，后才见到毛主席。被人称为主席，打听是否是陕甘宁边区主席。答说，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访问延安，当时日本侵入中国，七七事变后第二年正月，我访问延安。经过情形在《光明报》上有详细记录。访问延安的事，我引用诸葛亮说关羽的话。张飞夜战马超，关羽知道了，向诸葛亮说，我会一会马超。诸葛亮回信给关羽，说马超虽勇，不过与张相等，“逸群绝伦”。用此话赞毛，即借诸葛赞扬关羽的话。
结束一下，为什么有“逸群绝伦”之叹？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失望，全国崩溃，各自逃难，愁闷国家前途如何，这样去延安的。跟毛谈话后，我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谈了长时间的话，即“论持久战”的话，内容都是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日本必败，中国前途有望，可以建设新中国的。非常佩服他。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就是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目前要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争论剧烈，他的主张与我相反。他是以阶级斗争来建设新中国，我不同意阶级斗争。如果意见不同就争论，说不完。夜晚谈话两个通宵，彼此争论。我的话：中国社会与西洋不同，虽然有贫富贵贱，但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同于两阶级的对抗，缺乏阶级对抗形式。他就叹惜：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还是有一般性的。我说，你是强调一般性，没有认识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
对胡适意见
关于胡适问题，他那个人可以说在学术、思想界有贡献，这就是他的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新思潮，在北大开出来，他是头一个有功的。不过他这个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的头脑明爽，可是浅，浅而明，这两个字。他是不能深入的。这个人，我说他不能深入，一般。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一）帮助是消极的。中学毕业时，一面考试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理当去升学，但我不去。先父完全不说，也不勉强我。 （二）后来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己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撞了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我的思想转向佛学后，我就要出家，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主意说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不娶妻。母亲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先父信任、放任不管，这另有他的主意，即放任中有信任，给我好处极大……
我自己的长处
有两点：一点是好用思想，思想深刻；一点是不肯苟同于人。至于短处，不能用一句话来说，即自己不会调理自己、运用自己头脑，好犯失眠症，治这病就是“诚”；意思多，就是不诚。
1977年
3月30日，写完《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失败的朕兆》一长篇文章。
4月16日，袁昌来谈，因《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有所建议于我。于是着手1953年9月事情之叙述文，将写信给党中央，而以此附件。
5月4日，访张伯驹，似禅净兼修，但文人习气，务为诗词。
10月1日，晚饭后，车来，去天安门观礼，在最下层，感叹今昔之差（昔与毛、周同在城楼上也）。早退，休息于车中，回家9时多。
1978年
5月22日，赴会，王芸生发端，对我批判，其余诸人继之。一概不答。取回我《宪政与专政》一稿，又取得大会集体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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