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近代佛教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包含了梁启超撰写的一系列佛教历史和经典的学术研究论文，是中国近代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在书中，梁启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解答了中国佛教史的许多疑难问题。这些研究把中国佛学和佛教史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水平。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一
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所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及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正参半耳。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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