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形成
甲午战争的失利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予了一向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有着坚定信心的谭嗣同巨大的触动。他的思想经此重创之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虽然平时时常讨论中外之间的关系，关心中外事务，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要领。经过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他才真正开始用心去思考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仔细研究中外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探讨这些变化的原因及相关因素。他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一味地肯定自己而否定西方，不敢再忌讳谈起自己的短处而贬低外国的长处，不敢再固守一己之见，做井底之蛙而泥古不化，再也不敢不摈弃自己的旧说而向西方国家学习，以期取长补短来改善自身。此时的谭嗣同，开始坚决反对守旧，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变法。
谭嗣同的“随时而变”的哲学思想在《石菊影庐笔识》中已经形成。面对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开始相信并宣传西方的进化论，形成了自己的“日新说”，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竞争当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不能回避的公理。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会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各类竞争中，中国和外国是一种竞争，商务和贸易是一种竞争。中国和西方国家间的竞争在今天已经形成了势不两立之势，中国必须努力发展，同西方国家力战，才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则中国就必须变法维新，适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为宇宙万物都在发展变化，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所以要不断求变求新。只有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只有新才能使中国跟上时代的脚步。谭嗣同指出，宇宙间万物以新作为存在的方式，人以新为生命的根本，而新又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早晨强盛的，晚上可能就变成了衰弱；今天的神奇，明天就有可能化为腐朽。只有不断地更新，才能免于被淘汰和灭亡的命运。为此，谭嗣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的变法。他在反对守旧派散布的反对向西方学习的种种谬论时指出，只有“尽变西法”，中国才有出路。
守旧派所坚持的谬论之一是“君子谋道不谋食”，也就是说正人君子只需要考虑形而上的能够正人心的伦理道德，而不必去考虑和民众之生计息息相关的各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些形而下的“奇技淫巧”，根本不用学习。对此，谭嗣同不无讽刺地说，正是这些不被中国人看得上的“奇技淫巧”，将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如果中国不掌握这些“奇技淫巧”，将永远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严肃地告诉人们，西方的天算、历法、气学、电学、水学、火学、光学、声学、航海绘图、动重、静重诸学，都是先进而实用的，都是中国人必须学习掌握的。这些就是中国自古倡导和讲求的“实学”。倘若中国人不去掌握这些实用的科学技术，只知道空谈古人之道，是不会给中国带来改变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那些守旧顽固的所谓的饱学之士无知无用，说这些人的床头案边堆满了书籍，但如果你问他这些书籍有什么用处，他只能回答“不知道”。他们能够写出华丽的文章，写出优美的书法，但要问他们何为救国之道，他们只能回答“气和精诚”足以御敌。这已经到了愚蠢至极的地步，照这样下去，敌人发上数万炮，恐怕我四万万同胞不会再有活着的人了。他痛斥那些守旧顽固派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处处阻挠中国向西方学习。你要是造机器，他们就指责你与民争利；你要办商务，他们就指责你违背了圣人“谋道不谋食”的古训；你要修铁路，他们就指责你搞异端。这些守旧顽固派徒尚空谈，不务实事。只知道讲求虚妄的“道”，以此沽名钓誉，害怕学习西方导致社会形成讲求实务的风气，那样他们的旧知识、旧学问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也就会让自己落到一种无人理睬的处境，再也不能身居名士之位对社会指手画脚了。
守旧派所坚持的另一谬论是，学习西方仿效西法会导致“坏天下之人心”的恶果。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和理论家，向来注重“人心”问题，认为“人心”之正与不正，是天下治乱的根本。他们把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乱象都归结为人心变坏，很少去追究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所以抽象的“人心”是统治阶级掩盖自己各种罪恶和腐败无能的遮羞布。在是否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守旧派同样打出“人心”的遮羞布， 认为“尽变西法”会影响中国“人心”的纯正，会让中国民众纯朴和善的心理受到西方只重利益不顾道德的影响。提出“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变犹不变也”的论调。谭嗣同针对守旧派提出的人心问题，尖锐地指出，人心的正与不正，在于“法的良与不良”。有良法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没有良法即便是中人以上也难以靠得住。有了良法就不会给蠢蠢欲动的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没有良法就算是尧舜也难免犯错误。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强盛有秩序，中国之所以腐败昏暗变乱丛生，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人心天生就比中国的人心正，只是法不同导致的结果。谭嗣同的这些论断颇有一些幽暗意识的感觉，也就是相信人都有恶的一面，有了良好的法律，人的恶的一面就无从发作，没有良好的法律，任凭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受到罪恶的诱惑而犯错误。所以要想正天下人心，只能依靠良好的法治，只靠空言提倡来正人心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即便是圣人，也讲“衣食足，然后礼让兴”，可见正人心首先必须让国强民富，必须讲求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具体措施和技术。
守旧派所坚持的谬论之三，就是认为学习西方会导致中国社会“伦常俱丧”。谭嗣同的看法恰好相反。谭嗣同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同时包含着学习西方的“伦常”，而就目前的局势，西方的“伦常”较之于中国的“伦常”有很多长处。比如中国的“君为臣纲”就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民主”；西方的“大公至正”就优于中国的独断专行。至于有人认为中国人讲究孝道，西方人不尊重父母，谭嗣同举例进行了批驳。他以自己认识的一名英国医生为例，讲述了他如何照顾自己母亲的衣食住行，如何对她关怀备至。而至于西方人讲求个人独立，人人追求自强，以致举国上下没有懒惰之人，同中国的很多儿女过分依赖父母，成为父母的负担相比，更不知高强多少。谭嗣同认为，讲求个人独立，不依赖父母，不成为父母和社会的负担，这才是最大的孝。至于男女婚姻关系，在西方讲求男女平等，婚姻出于两相情愿，自由结合，较之中国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常更是优越得多了。在谈到中国和西方社会有关风俗、礼仪、服饰等方面的差异，谭嗣同承认各国的民族文化不同，风俗习惯等也就不同，它是客观历史造成的，不应成为相互看不起并进而闭关自守的理由。无论是中国的服饰、礼仪，还是中国的风俗习惯，较之西方实在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至于指责西方国家没有伦常的论调，稍有常识之人都会察觉到它的荒谬。谭嗣同反问说，假使西方没有伦常，则相互之间就不会相爱，不相爱就会导致相互吞噬、人心涣散而争斗不止，则民族也会灭亡，怎么还能举国一心，励精图治，达到今天远较中国富强繁荣的局面呢？谭嗣同甚至认为中国在人心、风俗、政治法度等方面无一可及西方国家，所以谭嗣同主张应该“尽变西法”。
有关如何“尽变西法”，谭嗣同列举了如下内容：
（1） 开议院，凡是有官有邑的地方就设一议院，这样就可以通民气。让那些能够改革、办实事并有成效的人进入议院成为议员。
（2） 变科举，兴学校。废除空洞无用的八股考试，讲求能够有益国计民生的实学。这样一来，科举的考试内容变更，而又有考试的依据，不至于让乡举里选成为一部分人实现私欲的工具。而在形式上，仿效西方，办理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和大学院，每乡每村都设有学校，这样不愁变法没有人才。
（3） 改官制。下级官吏以实际业绩为考评晋升的依据，上级官吏用实际业绩和学识来考评下级，不分内外，不别文武，按照个人的专业而各司其职，减少层级结构，提高官吏的级别，增加他们的俸禄，所有衙吏都必须是学习法律的士人。
（4） 设立商部，成立商会、商总会，开办公司，召集民间股份，兴办保险事业，让整个经济走向工商业轨道，以此来学习西方的经济。
（5） 练兵。练乡兵，用之代替征兵役，保卫地方的安全；练近代化的海陆军，以此则或战或守，不至于受制于西人。
（6） 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造轮船、广贸易、改漕务，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
（7） 办银行、改税率、收回海关自主权以及各种利权，通过出口免税、入口重税来保护自身经济的发展。
（8） 改定刑律，学习和仿效西方国家的法律，并同西方国家接轨，务必使法律简明易懂。同时清理刑狱，要求官吏秉公办事。
（9） 开办医院、修建花园、建立自来水、推广电气煤气灯，以利民用。
（10） 创办报刊，开设译书局，鼓励四出游历，以此来增长见识，扩充学问，并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各国得失成败的原因。
谭嗣同列举的变法内容极为广泛，除了上面列举的十条之外，还有讲求科学、兴办水利、改革钱币、建立女学、发展手工艺品、广修道路等等。按照谭嗣同的说法就是“凡利必兴，凡害必除”。
毫无疑问，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涉及的内容非常全面。在他的思想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谭嗣同的激进以及变法之心的热切。同样也能看到谭嗣同思想中一味模仿西方的简单和生硬，但作为居于那个时代的一名士大夫，谭嗣同的思想已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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