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在病中，身体非常虚弱，预感到自己的思想探寻生涯即将结束。他在1951年1月写给马尔康姆的信中说：“我的心灵已经完全枯萎了。这并非在诉苦，因为我并不为此而真正感到痛苦。我知道生命总有一天要结束，而精神的生命可能在其余的生命停止之前就停止了。”
1951年2月初，在剑桥的比万医生建议下，维特根斯坦住进了他的家里。在这段日子里，冯·赖特教授经常去看望维特根斯坦，询问病情。有时，他感到谈话都有困难，因此身体稍微好一些时，就在床上给冯·赖特教授写上一封短信。在保留下来的一封写给冯·赖特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在前几天我觉得非常好，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仍然呆在床上。”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来临之际，他还在检讨自己的工作，对他本人影响的后果也并不是非常满意的。实际上，他一直没有介入由于他的著作和思想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讨论。他认为，他的思想经常被那些甚至自称为他的信奉者的人所误解和歪曲。他怀疑将来他是否会得到人们较好的了解。有一次他说，他觉得他好像是在为那些具有与当今人们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不同的生活态度的人而写作，好像为了另外一种文化的人。在1947年的时候，他这样表白道：“是否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创立一个学派，或者是否一个哲学家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创立一个学派，因为事实上我不想被人仿效。无论如何，不要被那些在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仿效。”事实上，他自己之所以不出版他的晚期著作，这也是一条理由。
维特根斯坦知道，他的哲学使命就要完成了，他该回到另一种境界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继续他的生存。
此刻，在维特根斯坦的脑海里出现了1933年写于“大打印稿”中的一段话：
显然，使我们感到平静的是，我们看到某个体系排除了那些总是使我们感到不安的结构。哲学的不安及其解决的奇怪之处可能在于，这就像是一个苦行僧站在上升的重球上所受的苦难，痛苦地呻吟，而别人告诉他的解脱方法就是“跳下来”。
他知道，这种平静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一种他早年在《哲学评注》所讨论过的那种绝对的寂静：
绝对的寂静难道可以同内在的耳聋——我是指对声音的概念全然不晓——相混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就不能把缺失听觉同缺失一种其他感觉区别开来。
维特根斯坦知道，自己就要获得真正的解脱了。
维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精神感到异常兴奋，甚至认为自己又可以开始从事哲学研究了。在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十三天，给马尔康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大约一个月前，我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正好适合搞哲学的精神状态。我曾绝对地肯定我永远不能再搞哲学了。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我的思路畅通了。——当然，到现在我只工作了大约五个星期，而且说不定明天就会全部结束；但是现在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显然是维特根斯坦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信号。在最后六周里，他还在不断地工作，写作和修改他随身携带的大量手稿和笔记，包括他最后的作品《论确实性》。他把其他的手稿和打印稿留在了牛津的安斯康家中，他自1950年4月以来一直住在那里。
到了4月21日，因为冯·赖特教授有病在身，维特根斯坦到冯·赖特教授所在的学院去看望他。赖特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在4月21日——我们最后的相见。我因为软骨组织损伤，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里。维特根斯坦推门而入。看见他使我大吃一惊。他开玩笑地说，我看见的不是他，而是四处游荡的“幽灵”。他给我带来了一些鲜花。于是，他坐了一会儿，我们谈到我正在读的阿克萨克夫的《家族编年史》。后来，他就离开了。他于八天后去世。这时，我才强烈地感到，他实际上是来向我告别的。
在生前最后这一段时光里，维特根斯坦住在好友比万医生家里，每天记录自己的哲学思考，继续从事哲学写作，并与学生会面。直到临终前的两天，他还写下了一些足以同他以前的最佳成果媲美的思想。他对别人说，他的讲课也只是播下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幻语”。他不断地驱赶自己去从事那些最繁重、最劳神的思考，老是抱怨自己过于迟钝，说自己的头脑“非常呆滞”，思想“明显地变得没有力量”。
1951年4月27日，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只剩下几天了。听到这个情况后，维特根斯坦大声笑道：“好极了！”
两天后，1951年4月29日，身患前列腺癌的维特根斯坦在62岁生日后的第三天，在英国剑桥的好友比万医生家中与世长辞。
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给人们留下的最后遗言是：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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