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引导和帮助读者学会分析与鉴赏作品。全书选了上百首古典诗歌，对每一首都作了具体解析。这上百首古典诗歌，从作者说，包括了从《诗经》《楚辞》起，直到“五四”时期近两千来年中的一些著名诗人；从作品体裁说，包括了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五、七言古诗（包括歌行），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从短至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至长到一千七百字的五言古诗，可以说囊括了古代各种体裁、各类特点的诗歌；从诗歌笔路来说，有抒情，有叙事，有颂扬，有讽刺，有以韵胜、兴象丰满之唐音，有以意胜、生涩瘦劲之宋调，有以意境胜之陶诗，有以朦胧著之李诗，各有其独特的创造与贡献。相信经过这一百余首诗的解读的锻炼，当能进一步提高识解古诗文字的水平，也能大大提高赏识古诗艺术创造的能力，会向读懂古典诗歌迈进一大步。
前 言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创造丰富而高妙，它所展现的艺术天地，给人以高度的美学享受，令人赞叹不已、品玩不厌。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矿藏，也是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值得深入地挖掘、享用和借鉴。
接受古典诗歌这份珍贵的遗产，首先要读懂它。所谓读懂，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能够打通古今语言的隔阂，明晓其文字含义；一是掌握其艺术创造的特点、路径和手法。而这二者的前提，是要了解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古典诗歌属于文学创作），这是一把打开艺术创造包括古典诗歌的艺术创造不可或缺的钥匙。
文学创作与一般意识传输有根本的不同之处。譬如我们用语言交流思想，关注点只在将思想传达给对方。只要话讲得清楚，对方听得明白，就达到目的了，看重的主要是传输的结果。至于传输的过程，也就是传输的方式和形态，并非问题的本质所在，则不甚在意。可以说，重结果，轻过程。但文学创作不同，它的独特价值，恰恰表现在传输的方式与形态的创造上，是在传输的过程里。所谓文学的艺术创造、文学的特殊价值、文学的创造性，都表现在这个传输的过程中，表现在传输的方式与形态的创造上。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文学的形象性所在。称为形象性也好，称为传输信息的独特性也好，都在提示我们不能只看传输的结果，而要重视传输的过程，要特别注意这个过程中的传输方式与形态的创造，在其中发掘、体认和享受其艺术美。
我们可以举一些诗歌为例，具体认识这种特点。唐人王之焕写有一首《登鹳雀楼》，诗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鹳雀楼，位于山西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黄河东岸，共三层。前望为中条山，俯瞰为黄河。全诗只五言四句，很简单，传达的意蕴也很单纯，但它的艺术创造却极高超。诗的前两句推出一个阔大的画面。登上城楼，纵目观望，远处是白日落山，眼下是黄河奔流，展现出一个异常浩渺广远的空间，激起了诗人深邃的哲思：“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中条山的背后是什么样子？那从天边流来向东海流去的黄河延展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要看得再远一些吗？那就再上一层楼。全诗所表达的意蕴可以用六个字表现出来，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但如果我们只是说“站得高，看得远”，那还有诗吗？只成了一句格言或谚语。这首诗的价值和独创性，不仅表现在所传达的意蕴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传达此意蕴所创造的特殊方式与特殊形态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形象的创造上。开篇推出的阔大场景，是通过远山落日、大河奔流的景象表现的；其哲思的吐露，又与登楼远望密切相关，乃即景生思，水到渠成，全诗浑然一体，也就是这首诗的艺术美的创造性所在。看不到这种表现形态的艺术创造，就没有文学了，跟读非文学作品一样，只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观念存在。对文学作品，就是要注意掌握这种独特的东西，即审美感受，是美的鉴赏与享受。
再看一首诗，宋人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诗里也含有站得高的意蕴，不过与前一诗的侧重点不同。前一首是说要想看得更远，就要上得更高；这首则是说已经站在了最高处，浮云尽在脚下，不怕浮云遮了视线。“浮云”二字，有所喻指，此处不细论。诗歌表现意蕴所创造的形象也与前诗不同。诗的前两句着重突出一个“高”字。飞来峰在浙江杭州灵隐寺南，传说是从天竺灵鹫山飞来，故曰“飞来峰”，高可五十丈，已是高峰；人又站在此峰峰顶的千寻塔上，可谓高而又高了。所以最早见到太阳，鸡鸣天晓，即见日升，这句仍是烘托所处地位之高。浓墨重笔，突出了“高”字，便水到渠成地过渡到了下两句，浮云再也挡不住望眼了。如果我们读了这首诗，只是明白了站得高就什么也遮不了眼，那也就没有了文学，也没有了艺术创造，只剩一个抽象的理念。
从这两首诗的对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传达意蕴的形象创造，使相近意蕴的表达也有了不同的表现形态。文学作品所以千姿百态，也是来自这里。掌握文学传达意蕴过程中的这种创造，是读懂文学作品的关键。
再举两首小诗。一首是唐人宋之问的《渡汉江》，也有人说它是晚唐李频的作品，且先抛开作者不论，诗曰：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指五岭以南，今两广一带地方，是诗人故乡所在。来人，指由家乡来的人。音书断绝，没有消息，又经冬历春，时间不短了。作者十分担心家乡有了什么变故，所以越接近家乡，心里的恐惧感越是增多，生怕迎面而来的是不幸的消息。抒写归乡时的一种心理、一种感情，堪称入木三分、真切动人。另一首是唐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抒写少小离家、老大归乡的情景和感慨。虽然家乡口音未变，两鬓的毛发却己花白稀疏。小时离乡，老大归来，乡里成长起的一代新人，哪里认得这个老乡亲，倒把他当作过路的客人了。情景的描绘同样传神。两首诗都是写归乡，但各有各的感受着力点，也各有各自的形象创造。情事相近，而情思情景以及表现的形象却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创造。所谓艺术，所谓文学，就表现在这里。
再看一首诗。宋人杨万里的《檄风伯》：
峭壁呀呀虎擘口，恶滩汹汹雷出吼；泝流更著打头风，如撑铁船上牛斗。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檄”是古代公文的一种文体，用于征召、告谕或声讨。“风伯”指风神。作者向风神发布檄文。试想一下，这首诗是写什么，作者想表现的是什么。实际内容非常简单，只是写风。如果用概念表述，就是一个字——“风”，这自然不是诗。作者在这首诗里，不局限于描写风的状态，还采取拟人化的趣笔，与风神对话，所以写得意趣盎然。前四句描绘峭壁险滩逆流遭风行船之难，形象鲜明；后四句转为趣笔，写无法使风停止。诗人向风神奉上一杯酒，请它享用，跟它说，何必如此恶作剧惊吓这个一把年纪的诗人呢。于是与风神商量能否收敛一下威风，别那么狂啸不息了。结果风神未理，诗人没有再从风神落笔，而是用柳枝翻飞、荻草摇摆这些自然景物的状态来表现风没有停，而且还不小，构思巧妙。这首诗的艺术价值、艺术创造，就表现在这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中，离开这些，就没有此诗的妙处了。不了解这些，就读不懂古典诗歌，进入不了它的艺术创造天地，也就没有审美的享受了。
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就表现的思想内涵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诸如表现爱国思想，关心民生疾苦，批评政治腐败，抒发士不遇的愤懑，以及写爱情、亲情、友情、乡情等等，但历久经年，给我们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百草争奇，百花斗艳，各自不同，千形万态，能把人带入各种不同的审美境界中，主要是来自诗人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
了解和把握了文学创作的根本特点，是读懂古典诗歌、走进古典诗歌艺术天地的第一步；是跨入门坎，而非终点。明了文学创作这种特点比较容易，但要掌握具体分析和认知其艺术创造的能力，就非轻而易举的事了，而这是真正读懂古典诗歌所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通过对其艺术创造进行认真、具体地分析来锻炼：分析它用了什么素材，建构了怎样的形象体系，采用了哪些艺术手法，表现了怎样的主题思想。每一首诗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独特的艺术创造，如上举的五首小诗，就是显证，不可一概而论。但只要对具体作品分析多了，就会逐渐积累起审美的认知和经验，提高分析和审美的能力，逐步掌握诗歌艺术创造的规律及其主要手法与途径，就能读懂古诗，打开其艺术创造的奥秘了。
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认识，选了上百首古典诗歌，对每一首都作了具体解析。所谓“解”，即释其义，讲清该诗词语的含义；所谓“析”，即赏其美，揭示该诗艺术表现方面的创造。这些解析并非完美，只是提供参考，希望能起到引路和启导的作用。这上百首古典诗歌，从作者说，包括了从《诗经》《楚辞》起，直到“五四”时期两千多年来的一些著名诗人；从作品体裁说，包括了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五、七言古诗（包括歌行），五、七言近体诗（律诗和绝句），从短至二十个字的五言绝句，至长到一千七百字的五言古诗，可以说囊括了古代各种体裁、各类特点的诗歌；从诗歌笔路来说，有抒情，有叙事，有颂扬，有讽刺，有以韵胜、兴象丰满之唐音，有以意胜、生涩瘦劲之宋调，有以意境胜之陶诗，有以朦胧著之李诗，各有其独特的创造与贡献。相信读者经过这一百余首诗的解读的锻炼，从这些作品的具体分析中了解每一首诗的艺术创造，当能进一步提高识解古诗文字的水平，也能大大提高赏识古诗艺术创造的能力，会向读懂古典诗歌迈进一大步。本书对所选的诗歌，按主题或风格分组编排，以便读者比较和揣摩。
孙静，1932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受聘为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先后参加撰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出版社出版之《中国文学史》（后者任编委、分卷主编）。著有《中国文学》《陶渊明的心灵世界与艺术天地》等。
“怜琴为弦直，爱棋因局方”
——刘一止《小斋即事》
怜琴为弦直，爱棋因局方。未用较得失，那能记宫商？我老世愈疏，一拙万事妨。惟此二物随，不系有兴亡。
“即事”为诗，比较自由随意。这首诗即从小斋常具之物——琴、棋上着眼。不过诗并没有去描写小斋主人的琴棋生活，而是借琴、棋二物以写志抒怀，显得机杼独出、别开生面。前两句单刀直入，直陈本意：“怜琴为弦直，爱棋因局方。”虽属径直的叙说，但所言均出常情之外，便有一种新颖引人的力量。“怜”“爱”意同，都是喜欢之意，变换词语，以避单调。“怜琴”，一般说来，自然是因为喜音。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竹里馆》），是把琴弹出声来，意在音，而不在琴。传说陶渊明抚无弦琴，不一定可靠。即使确有其事，当其抚时，也是在意想中听到了琴声。作者则不然，爱琴不是为了听音，而是为其“弦直”，所以言琴，别有属意。“爱棋”，不是为了对弈娱戏，而是因其“局方”，所以言棋，亦别有属意。“局”即棋盘，方形。二句实际都是在琴、棋的相关物事上寻其品，琴取其弦直，棋取其局方。言在物“品”，意在人“品”。“直”就是正直，不邪僻；“方”就是有棱角，不圆滑。作者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登进士第后，曾官监察御史，“封驳不避权贵”（《两宋名贤小集》），他的为官态度正好做“直”“方”的注脚。
次二句分承首二句，是对首二句句意的补说。“未用较得失”承“爱棋”句，因为只爱“局方”，不在对弈，所以并没有用它较量胜负输赢；“那能记宫商”承“怜琴”句，因为只爱“弦直”，不在音声，所以哪里能够记得曲谱！“宫商”，古代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的两音，这里用以代称五音，即指曲谱。有了这两句，上两句句意更加显豁，对“为弦直”“因局方”具有突出和强调的作用，并非赘语。
以“直”“方”自守，其结果如何呢？便过渡到下四句。“我老世愈疏，一拙万事妨。”古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后汉书》）在南北宋之交的腐败现实中，为人为官“直”“方”而行，自然更不容于世。所以，年纪愈长，世也愈加疏远。不是诗人有意疏世，而是“直”“方”品格乃浊世所不容，为世所疏。“拙”与“巧”相对。便佞应世，自能圆转自如，所以为“巧”；直道而行，必然处处碰壁，所以为“拙”。因此，一拙万事皆妨，百途不通。二句字字是说己，却无字不是讽世，反语藏锋，颇有意味。
末二句再推进一步。“惟此二物随，不系有兴亡。”虽然琴、棋二物始终相随，意即“直”“方”之品一直持守不变，却只落得小斋独处，无关乎国家兴亡了。感慨由一己浮沉提升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诗境更高了。方直之人无关国家兴亡，那么什么样的人占据着关系国家兴亡之重位呢？联系到宋徽宗以来，蔡京等“六贼”当路，国事日非的时局，更可体会到此联感慨之深。但表现上含而不露。末二句又回扣首二句的琴棋，使首尾紧密关合。
全诗主要以陈述语说理抒慨，这样的诗最不易写好，易流于枯燥无味。此诗的妙处，是作者抓住琴、棋二物生发，有了琴、棋，便有了小斋生活的气息，不单调了。琴取其“弦直”，棋取其“局方”，以物品言人品，构思巧妙，便不平淡，而饶有趣味。诗所歌咏的内容，直叩人心，而人之持品又与国家兴亡关合一起，境界亦阔大。吕本中、陈与义曾评刘一止的诗说：“语不自人间来。”（《宋史》本传）大约也正是感受到了诗人标格既高，思想亦深，较少俗味吧！
宋诗重意、重趣、重理，这首诗意、趣、理均佳，也是一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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