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_胡全章著_9787301280560

本书基于原生态近代报刊诗歌诗话文献史料，在西学东渐、报章勃兴和思想启蒙的文化背景下，探寻中国诗歌近代新变的征兆与先声，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中心描述世界革命运动从发端到消歇的历史过程，以几十种国内外综合性报刊、文艺期刊、白话报刊、妇女报刊、革命报刊的诗歌诗话专栏为透视对象，重理晚清诗界革命的政治、地域、诗人群版图，揭示新派诗运动多声复义的驳杂形态及其在诗体语体方面的多元探索，辨析其与晚清革命诗潮、五四新诗运动的密切的历史关联，探究其在中国诗歌古今之变过程中所发挥的津梁作用。

序

我和胡全章博士相识大约是在某一次学术会议上。2005年初夏，我又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对他的印象逐渐加深。近几年，全章又送给我他写的几本书，我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知其属于勤奋多思、虚心好学的一类。前几年我在中国近代文学年会上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开拓首要的是靠年轻博士们的参与。故我对其中的后起之秀特别关注，希望他们能更快、更踏实地成长，早日开创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胡全章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作为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名老兵，其拳拳之忱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诗界革命”的问题，自1900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诗界革命”的探讨，考察范围大多仍局限于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少数报刊，而所涉及的“诗界革命”阵线中的人物也只有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至多再加上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麦孟华、丘炜萲等人。由于研究主体视野的限制，许多本应属于“诗界革命”阵营的、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新派诗及其作者均未纳入考察范围，致使若干文学现象被遮蔽。对于“诗界革命”源流、性质、特点及其影响的评价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符合其原生态的历史面貌。

正是有鉴于此，全章从更广阔范围的史料考察出发，通过数年认真的研究，对“诗界革命”中的诸多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为全方位地研究“诗界革命”运动提出了更多翔实可靠的资料。

首先，全章扩大了“诗界革命”考察的视野。如果说，过去研究“诗界革命”运动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前面提到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三大报刊，胡全章的这部专著则把考察对象扩大到一个更广的范围：从梁氏在国外主办的三大报刊到澳门的《知新报》（1897—1901），从上海的《选报》（1901—1903）、《时报》（1904—1912）、《中国白话报》（1903—1904）到北方重镇天津的《大公报》（1902—1919）、北京的《京话日报》（1904—1906），从南海之滨厦门的《鹭江报》（1902—1905）到广州的《粤东小说林》（1906—1907）、香港的《中外小说林》（1907—1908），〖JP2〗从芜湖的《安徽俗话报》（1904—1905）、常熟的《江苏白话报》（1904）到重庆的《广益丛报》（1903—1912），再从上海的《女报·女学报》（1902—1903）、《女子世界》(1904—1907)、《中国女报》（1907）、《神州女报》（1907—1908）到日本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等，凡是刊登过“诗界革命”体诗歌的报刊都在他的考察之列。从该书后面的征引文献看，他所使用的报刊主要有52种；这52种报刊，绝大多数都是百年前发黄变脆的古色斑斓，过去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很少考察过这么大面积、大范围的资料。全章将它们发掘出来，使有关“诗界革命”诸问题的研究更加准确和客观。因为这52种报刊，既有在国外出版的，更多的是出版于国内各地，它们反映了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这次〖JP〗“诗界革命”运动在中国知识界群起响应、遥相呼应的盛况，以及在中国近代诗坛上所产生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已有研究者关注到这些报刊与“诗界革命”的关系，如左鹏军的《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

（《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

，郭道平的《“诗界革命”的新阵地——清末〈大公报〉诗歌研究》（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等。

其次，“诗界革命”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次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诗潮，它的作者（即诗界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过去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诗歌史》中所描述的那三五条汉子七八条枪，而是20世纪初近代知识群体广泛参与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诗界革新运动。它的作者队伍，如就《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一书所提供的资料来统计，当以数百人计〖ZW(〗关于近代报刊中各种诗歌栏目中的署名作者，据胡著中的统计，《知新报》约50人，《鹭江报》约60人，《女子世界》约95人，《清议报》约150人，《新民丛报》约100人，再加上已列出的《大公报》和《时报》中的署名作者370人。以上统计数字还只是近代报刊中的一部分，即使剔除各报刊的署名作者重复的部分，其参与人数也十分可观。〖ZW)〗。其中既有众所公认的早期的“诗界革命”派诗人，如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梁启超，也有以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金天翮为代表的革命诗潮中的健儿，即后来的南社诗人，还有张扬女权、誓尽女国民天职的巾帼英雄如秋瑾、燕斌、杜清池（持）、唐群英、张昭汉等。由这三个方面军组成的诗界革命队伍（其实并不限于这三个方面军）人数众多，十分可观。这里仅以《大公报》《时报》为例，前者1902年创刊，至1911年约十年间，在《大公报》发表过通俗诗歌（“诗界革命”体）的作者约140人；稍后，1904年6月，康门弟子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时报》，其“词林”和“平等阁诗话”两个专栏（按其中的作品也并非全是“诗界革命”体），就刊登过230余位诗人的作品，仅这两个数字就可说明20世纪初的知识界人士对待“诗界革命”争相参与的热情和群起呼应的盛况。而这一点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缺少具体的描述和原生态史料的支撑。这一开拓是胡全章教授这本专著对“诗界革命”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三，对于女性作者群的发现和重视。过去人们论述“诗界革命”几乎无人谈到女性的参与。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诗界革命”的范围不能局限于维新派诗人，革命派诗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秋瑾等人也属于“诗界革命”阵营的人。于女性诗人我只是提到有代表性的秋瑾一人，对于众多参与“诗界革命”的知识女性，并未提及。《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专列一章“清末妇女报刊与诗界革命之延展”，书写了近代女性群体参与“诗界革命”的热情。作者首先描述了近代妇女报刊刊登“诗界革命”体诗歌的概况，该章从1902年陈撷芬创办的《女学报》讲起，对此后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1904）、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1907）、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DK〗》（1907），以及上海城东文学社编辑的《女学生》月刊（1909—1912）、《女学生杂志》（1910）均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在“诗界革命”大潮中所出现的这批女性作者，保守估计也当不少于百人。她们在拯救祖国危亡、大力弘扬女权、宣传女学、主张男女平等时代主旋律中吟咏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名词而又符合“旧风格”的诗歌，这些新派诗，在女权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又以女性特有的风姿拓展了“诗界革命”的疆域，壮大了“诗界革命”的气势和力量，从而成为诗界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胡全章教授的专著《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即将出版，他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我读了书稿之后，写下了上面的几点读后感，权作为“序”吧！

郭延礼

2016年新春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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