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基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定 价:148 元
- 作者:刘强
- 出版时间:2014/11/1
- ISBN:9787802327788
- 出 版 社:时事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G35
- 页码:627
- 纸张:轻型纸
- 版次:1
- 开本:16K
情报工作是每个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血脉相连,共生共长。总体而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在多年的战争实践中得到了较快发展,并逐渐建立了人员招募严格、培训内容务实、机构层次分明、搜集手段多样、分析方法多元、分发渠道畅通的功能完备高效情报体系,对当代情报体系建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习历史,不仅是为了厘清历史发展脉络,更重要的是要寻找到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发现其中的历史因果。本书选择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以色列作为研究范本,从历史的纵向跨度,分别对其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同时也从国家的横向维度,试图寻找到一些共性的规律性结论。将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相联系作为主题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国外也未曾发现。因此,本研究属于一种大胆的尝试,旨在厘清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发现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因素,更加深入了解和认识情报工作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引发人们对情报工作的关注和理解,最终探寻我国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构建一个能为维护国家生存发展服务的高效情报体系路径。
《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基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考察与思考》选择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以色列作为研究范本,从历史的纵向跨度,分别对其情报工作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同时也从国家的横向维度,试图寻找到一些共性的规律性结论。
刘强,1961年生,军事学博士。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兼任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校军衔。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一类)获得者,全军优秀教师。曾任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军事观察员(少校),驻伊朗使馆陆、海、空军正团职副武官(上校),联合国民主刚果特派团军事观察员管理部主任(上校)。长期从事国际安全和外交问题研究与教学工作。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近年来出版学术著作8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2月)和《国际军事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10年10月)。在重要学术期刊和报刊发表论文、国际时事评论130余篇,其中多篇被全文转载。主持并参与国家、军队、省部级社科课题多项,多项教学和科研成果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奖项。
第 一 部 分
情报工作与大英帝国的兴衰
(1558—1815)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到二战结束,英国先后建立了“第一帝国”与“日不落帝国”。在此期间,伊丽莎白时期是英国强盛的起点,英国从此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美国独立战争的失利让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统治权,“第一帝国”随之瓦解;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夺取了世界霸权,建成“日不落帝国”。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三场战争都是英帝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也见证了大英帝国的兴衰。其间,情报工作,尤其是军事情报工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与支持了英国国家安全以及帝国霸业的发展。本部分正是抽取了这一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情报工作来加以研究和论证的。情报工作与英帝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完善的情报工作保证了英国在殖民战争中的优势地位,而帝国的兴盛也推动了情报变革。本部分通过研究三个时期的帝国发展史与情报史,剖析英国情报工作在英帝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阐述帝国发展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影响,进而全面系统地探讨英国情报工作与帝国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部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系统论述了情报工作如何打破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内外交困的局面,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帮助英国获取海上霸权;第二章重点研究了英国情报工作的失误让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中陷于被动,最终导致“第一帝国”的瓦解;第三章通过对英法情报工作的对比,剖析了情报工作在法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第四章结合英国情报史与帝国发展史,对情报工作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更深层次关系进行探讨。第一章情报工作的勃兴与英帝国强盛的发端第一章情报工作的勃兴与
英帝国强盛的发端1558年,英国都铎王朝最后一任君主伊丽莎白(ElizabethI)继位。英国受连年征战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不安,周边欧洲列强环伺,局势可谓风雨飘摇。但是,英国情报主管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Walsingham)及其保密局在一系列国内外战争中积极作为,为英国摆脱困境立下汗马功劳,也由此确立了情报工作在英国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节英国争霸遭遇的危机与化解自从发现新大陆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开通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逐渐西移,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国等列强,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统治,展开了激烈争夺。伊丽莎白女王上台后,通过宗教改革、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国内由乱而治,国家实力得到增强。英国为了拓展自身的利益空间,开始向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发起挑战。一、调和国内外矛盾与维护国家安全伊丽莎白女王1558年继位伊始,国内分裂势力猖獗,国外又面临法国、西班牙等列强的挤压,伊丽莎白女王首先确定了以安定国内为主的基本政策思路。她在出席伦敦市为女王举行的第一次招待会时,提出了“和睦”的口号,她的加冕庆典更是以“团结”为主题。\[英\]尼思·O摩根主编,王觉非等译:《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84页。然而,在1559年,宗教问题仍是横亘于“和睦”面前的首要障碍。伊丽莎白起初力图恢复亨利八世(HenryVIII)的宗教法规,重建她至高无上的王权,与罗马教廷决裂。然而这一想法忽视了议会在确定“信仰划一”程度、制定和取消法律方面的作用,忽略了议会与国王的合作关系。伊丽莎白女王于是采用了折中方案,于1559年通过了《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第一个法令确认伊丽莎白为英国教会的至尊统治者,第二个法令要求每个教区都使用新修改的克莱默大主教《公祷书》。《至尊法》规定取消教皇的权力,《信仰划一法》以《公祷书》作为唯一合法的礼拜,两大法令都可代表女王及议院的共同意志。参见\[英\]屈勒味林著,钱端升译:《英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371页。伊丽莎白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和解手段,一定程度上为确保国内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上一任女王遗留下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法战争。伊丽莎白上台后迅速与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约,使英格兰从战争中摆脱出来,也使欧洲大陆两大天主教国家认可了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地位。接着,在悬而未决的苏格兰问题上,伊丽莎白不失时机地给予苏格兰新教援助,引发了大规模的新教起义,并逐步将欧洲大陆势力逐出了苏格兰。1560年,法国在苏格兰的代言人吉斯·玛丽去世,法国、苏格兰和英格兰签订了《爱丁堡条约》,规定法国从爱丁堡撤军,苏格兰由本地贵族议会统治。《爱丁堡条约》开启了苏格兰与英格兰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篇章,并为英国对外扩张扫清了国内障碍。为了增大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可能性以及实现未来苏格兰与英格兰王位的合并,玛丽(Marry)于1565年与亨利七世的重外孙达恩利伯爵亨利·斯图亚特结婚。此举的主要原因是: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王位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重外孙女,因此她也拥有英格兰王位继承权,一切企图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人都不遗余力地给予她支持。玛丽登上苏格兰王位后就要求更改《爱丁堡条约》,承认她是伊丽莎白的合法继承人。参见钱乘旦著:《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此举引起了苏格兰贵族与伊丽莎白女王的不满。后来,婚姻的失败以及达恩利伯爵的去世使得玛丽的王位继承权于1567年被苏格兰贵族废黜,并在1568年兰塞德一役中败北。玛丽逃往英格兰寻求庇护,伊丽莎白女王趁机将其软禁。然而,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与国内天主教势力认为玛丽才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君主”,国内天主教势力开始抬头。1568—1572几年间,英格兰国内充满了阴谋与叛乱,而软禁玛丽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对外关系。先是教皇庇护五世发出训令,宣布取消伊丽莎白的教籍,并废黜其王位,呼吁天主教徒推翻其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于1567年派阿尔瓦公爵侵入尼德兰。对于上述危机与挑战,伊丽莎白女王针锋相对地做出了回应,1571年英国议会通过《第39条教规》,并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安立甘教会,这标志着英国宗教改革的结束以及与欧洲大陆天主教的彻底决裂。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26—128页。1572年,英格兰支持信奉新教的西属尼德兰爆发起义,并通过与法国结盟的间接战略来牵制西班牙。在此期间,英格兰天主教势力并没有静待国外力量的干预,而是筹划了一场针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暗杀行动。此次暗杀行动的负责人是来自德比郡的贵族安东尼·巴宾顿及其六名属下。天主教势力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行刺成功,英格兰新教必将被天主教所取代,而如果失败,西班牙军队将入侵英格兰,并扶助玛丽登上王位。天主教势力通过加密信件将行动的详细计划汇报给了玛丽,他们并不知道英国情报部门已控制了玛丽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信使。通过截获信件以及破译密码,英国情报主管沃尔辛厄姆掌握了刺杀行动的全盘计划,提前行动并一举逮捕了所有暗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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