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历史4：世界史视野下的宗教》的内容大概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收录了四位欧洲学者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稿：慕尼黑大学教会史系主任克劳斯·科索奇教授在“全球基督教”这一主题上颇有见地，他主编的亚非拉基督教的文献史广受业内欢迎，已经被翻译成好几种文字。他以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为契机，对亚非拉世界基督教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比较研究，在打开我们的视野方面有着启发性的意义。维也纳大学的拉内·费德巴赫教授对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同时又为当今的文明冲突争论提供了历史的线索。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特里格夫·威勒教授以著名神学家潘霍华的思想为基础，探讨了神圣与世俗、神学与政治的主题。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约恩·博鲁普则为我们提供了欧洲佛教发展的形象画面。第二部分以中国学者的论述为主：吴梓明教授是中文学界用“全球地域化”的视角解释中国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在改卷的论文中，他以自传的形式叙述了发生在个人身上的范式转移。
宗教与历史在目前的学科结构中，前者被置于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而史学一级学科下没有宗教史的分类。但在实际研究中，两者的交集是显然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宗教与历史的研究。目前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基督新教历史的研究，逐步扩展到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领域的研究。在今天学科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也希望借助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宗教与历史的研究。此次推出“宗教与历史”丛书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希望这套丛书能一直出版下去，形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希望有兴趣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来稿。
本辑（第四辑）是从世界史的广阔视野，探讨基督教在全球扩展中的系列问题，不仅有全球的视角，也有本土的关怀，并从比较视域讨论基督教在各国传播中的异同。全球视角和比较视域是基督教研究未来拓展中的新方向，必将为现当代的基督教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属于中国学界基督教研究中的前沿领域。
前殖民时期的基督教： 19至20世纪亚非基督徒精英讨论中的非洲埃塞俄比亚人和印度圣多玛信徒与美洲的情况大相径庭，15至16世纪，早在欧洲传教士来到之前，非洲和亚洲就已经有基督教会了。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葡萄牙人碰到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基督徒群体。尽管人们想尽办法想把他们整合进天主教会，但直至今日，这些群体至少部分程度上仍保持着他们的宗教独立。作为非殖民类型基督教的代表，他们在两大洲19至20世纪的教会和政治解放运动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印度和南亚对圣多玛信徒的类似讨论则几乎未被关注。
我们首先看19至20世纪的非洲。作为政治和教会独立的象征，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一情形： （1） 埃塞俄比亚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统治所征服的非洲国家（除利比里亚之外）。相反，1896年，在欧洲帝国主义的顶峰时期，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Adwa）战役中击败了意大利入侵者，这也打破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2） 在远古时代，埃塞俄比亚就被称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对于该大陆日益增多的基督徒来说，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榜样和象征；他们想保持（或采纳）不受传教士控制的基督徒身份。（3） 然而，最重要的是几处圣经经文，它们在埃塞俄比亚的话语中从一开始就很有效。不仅是《使徒行传》第8章关于埃塞俄比亚太监受洗的故事很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诗篇》68章31节：“古实人（埃塞俄比亚）要急忙举手祷告”（And Ethiopia shall soon stretch forth her hand unto God）。这被解释为是对所有非洲裔的许诺。
关于埃塞俄比亚话语
陶飞亚，文学院教授，近年获教育部、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刘义，博士，历史系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项目等多个项目，发表论文多篇及著作2本，主要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与亚非民族教会运动的兴起
比较视野下的亚非基督教史
全球基督教史的地域变革
十字军东征及其对当今冲突的启示
世俗与神圣：从基督新教观点解释哈贝马斯和泰勒
怜悯与政治——潘霍华之再诠释
佛陀酷相：佛教在西方，从经院哲学到流行文化
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基督教：一位学者的个人历程
《以斯帖记》成书及流传历史的初步考察
另一条得救路径——从《时兆月报》看安息日会的教育和卫生观（1905—1951）
圣灵、治病及财富——20世纪五旬节一灵恩运动的全球扩张
前殖民时期的基督教： 19至20世纪亚非基督徒精英讨论中的非洲埃塞俄比亚人和印度圣多玛信徒与美洲的情况大相径庭，15至16世纪，早在欧洲传教士来到之前，非洲和亚洲就已经有基督教会了。在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葡萄牙人碰到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的基督徒群体。尽管人们想尽办法想把他们整合进天主教会，但直至今日，这些群体至少部分程度上仍保持着他们的宗教独立。作为非殖民类型基督教的代表，他们在两大洲19至20世纪的教会和政治解放运动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关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印度和南亚对圣多玛信徒的类似讨论则几乎未被关注。
我们首先看19至20世纪的非洲。作为政治和教会独立的象征，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一情形： （1） 埃塞俄比亚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统治所征服的非洲国家（除利比里亚之外）。相反，1896年，在欧洲帝国主义的顶峰时期，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Adwa）战役中击败了意大利入侵者，这也打破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2） 在远古时代，埃塞俄比亚就被称作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对于该大陆日益增多的基督徒来说，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榜样和象征；他们想保持（或采纳）不受传教士控制的基督徒身份。（3） 然而，最重要的是几处圣经经文，它们在埃塞俄比亚的话语中从一开始就很有效。不仅是《使徒行传》第8章关于埃塞俄比亚太监受洗的故事很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诗篇》68章31节：“古实人（埃塞俄比亚）要急忙举手祷告”（And Ethiopia shall soon stretch forth her hand unto God）。这被解释为是对所有非洲裔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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