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贫困论_[英]卡尔.波普尔_9787500424185

《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对历史主义这种贫乏的方法作出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用历史学的哲学来取代以往的历史哲学，其中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成立其本身的哲学基础。

三、反自然主义学说批判
　　19．本批判的实际目的
　　究竟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是求知，也就是说纯理论的或“无用的”好奇心呢，还是我们应该把科学不如理解为是一种解决在生存斗争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工具呢一一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解答的问题。我们将要承认的是，为“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权利而辩护的人，在他们反对一种狭隘的、而又不幸是很行时的观点一一即认为科学研究只有当它被证明是一笔健全的投资时，才能被证明是有理的这一观点一一的斗争中，值得人们全力支持。①但即使是这种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是倾向于它的)，即科学最重要之点乃是作为人类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探险之一，也可以和我们承认实际问题的重要性与对科学(无论是应用的还是纯粹的)发展的实际检验的重要性结合起来；因为实践对于科学思索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它既是马刺，又是马缰。人们无须信奉实用主义才能欣赏康德的话：“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①
　　这一点之能应用于生物科学，或者甚至于更能应用于社会科学，是很清楚的。巴斯德对生物科学的改革，就是在高度现实问题一一那有一部分是工业的和农业的一一的刺激之下做出来的。而今天，社会研究具有的实际迫切性，甚至超过了对癌症研究的迫切性。正如哈耶克教授所说的：“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②在经济学以外，某些还不曾采用这一观点的社会科学，也以它们结果的空虚而表明了它们的思考是何等之迫切地需要有实际的检验。
　　当我们考虑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时，而尤其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概括的或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时，就需要有实际问题的刺激，这也是同样明显的。关于方法问题较有成果的论辩，总是由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某些实际问题所激发起来的；凡不是这样激发起来的有关方法的论辩，几乎全都具有那种徒劳无益的微妙气氛的特色，这便使得方法论在实际研究工作者看来声名狼藉。应当认识到，比较实际的那种有关方法论的论辩，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方法的、正如在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上，我们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而学习；而为了发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需要有别人的批评；因为新方法的引用可能意味着一种带有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这一切都可以由在经济学中之引用数学方法，或在价值理论中之引用所谓“主观的”或“心理学的”方法之类的例子而加以阐明。更晚近的一个例子是这一理论的方法与统计方法(“需求分析”)的结合。这最近一次的方法革命，部分地是漫长的、大体上是批评性的论辩的结果；从这个事实里，方法研究的辩护者们肯定可以得到鼓励。
　　有许多历史主义的追随者都提倡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研究采取实用的道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社会科学转化为政治家手里的一种强大有力的工具。正是这种对社会科学的实际任务的承认，就提供了历史主义者和他们某些对手们之间进行讨论的一个共同基础。而我本人也准备立足于这一共同基础之上，从而批评历史主义乃是一种贫困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它所许诺的结果的。
　　20．社会学的技术学方法
　　尽管在这一研究里，我的主题是历史主义，是我所并不同意的一种方法的学说，而不是我以为是已经成功的、而其进一步的更自觉的发展是我要加以推荐的那些方法；但是先来简短地讨论一下成功的方法还是有益的。这样可以向读者表白我自己的偏见，并澄清我的批判的基础观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些方法名之为“零碎技术学”(piecemeal technOlogy)。
　　“社会技术学”这个名词(而尤其是下节所要介绍的“社会工程学”那个名词)”可能会引起疑问，并把那些由它联想到集体主义的计划者们的、甚或“技术治国主义者们”的“社会蓝图”的人们都排斥在外。我认识到有这种危险，所以我加上了“零碎’’这个名词，既用以抵销不愿意要的联想，又用以表示我的信心：即“零碎修补学”(就象它有时候被称为的那样)和批判的分析相结合，乃是通向在社会科学中以及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道路。社会
　　科学已经通过对社会改进的建议进行批判，或者更精确地说，已经通过各种尝试来寻找某种特殊的经济或政治行动是否会产生一种所预期的或者所愿望的结果，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路数的确可以称之为古典的路数，乃是我在提到社会科学的技术学路数或“零碎社会技术学”时，我心目之中所具有的东西。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技术学问题，可以具有“私”的或者是“公”的性质。例如，对企业管理的技术的研究、或关于改善工作条件对于产量的效用的研究，就属于第一类。对监狱改革的或普及健康保险的、对以法庭手段来稳定物价的、或对采用新进口税的等等，比如说，对于收入平衡的作用进行研究，就属于第二类；今天某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也属于这一类，诸如，控制商业循环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集中化的“计划”是否与对政府有效
　　的民主控制相矛盾，以及怎样向中东输出民主等等。
　　这种强调实用技术学的研究路数，并不意味着应当排除任何可能从分析实际问题中而产生的理论问题。相反地，我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技术学的研究路数对于产生纯理论性的重要问题这一点上，很可能会证明是富于成果的。但是，除了在选择问题的基本任务上有助于我们而外，技术学的研究途径还对我们的思辨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学本身的范围内，它很容易把我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加上了一条纪律；因为它迫使得我们以我们的理论服从于明确的标准，诸如明晰性的标准和实际中可检验性的标准。我的关于技术学研究途径的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甚而也许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应当寻求的，确乎不是“它自己的牛顿或它自己的
　　达尔文”，”而不如说是它自己的伽利略或它自己的巴斯德。
　　这一点以及我在此前引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可能会像我们选择“社会技术学”和“社会工程学”(尽管有着由“零碎”一词所表示的重要限定)之类的术语一样地激起人们的反对。所以，我最好还是说，我充分欣赏反对教条式的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用哈耶克教授的术语)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然而，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就其有成果而言而使用这种类比，哪怕我们承认它在某些地方是很糟糕地被人滥用了和歪曲了。此外，除了表明这些教条式的自然主义者所攻击的某些方法基本上恰好是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同一种方法而外，我们也几乎拿不出什么更有力的论据来反对他们。
　　有一种反对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的探讨途径的意见，表面上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它蕴含着对社会秩序采取一种“行动主义的”态度(参见第1节)，从而它就很易于使我们抱有偏见来反对反干涉主义的或“消极主义”的观点——那种观点是说，如果我们对社会的或经济的现状不满，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懂得它们是怎样在工作的，以及何以积极的干预只能是把事情弄得更糟。这里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是对这种“消极主义”的观点无法同情；我甚至于相信，一种普遍的反干涉主义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是根据纯粹逻辑的理由；因为它的支持者们必然会提出目的在于防止干涉的政治干涉来。然而，这样的技术学探讨途径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中立的(正像它确实应当是的那样)，而且决不是与反干涉主义不相容的。相反地，我认为反干涉主义也包含有一种技术学的探讨途径。因为，断言干涉主义使得事情恶化，也就是说某些政治行
　　动不会产生某种效果——即不是所愿望的效果；而任何技术学的最有特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什么是不可能成就的。
　　这一点值得我们加以更仔细地考察。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明过的，每一条自然规律都可以表现为断言如此这般的一种事物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说，表现为一句这样谚语式的话：“你不能用竹篮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出永动机”；而熵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成一架百分之百有效的机器”。这种总结自然规律的方式，就是一种显示它们的技术意义的方式；因此，它可以称之为自然规律的“技术学的形式”。如果我
　　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反干涉主义，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出，它也很可以表述为下述形式的语句：“你不可能得到如此这般的结果”，或者“你不可能达成如此这般的目的，而又没有如此这般相伴随的效果”。但是这一点就表明了，反干涉主义可以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技术学说。当然，它并不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唯一的学说。相反地，我们的分析意义就在于，事实上它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正基本上的相似之点上的。我的心目中是指，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的社会学的规律或假说是存在的。由于这类社会学规律或假说(并不是所谓的“历史规律”)的存在往往被人怀疑，②所以我现在就举一些例子： “你不能征收农业税而同时又降低生活费用”——“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你不能象组织某些生产者的压力集团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消费者的压力集团。”——“你不能有一个集中计划的社会，而同时又采用一种履行着竞争价格的主要职能的价格体系。”——“你不能没有通货膨胀而实现充分就业。”另外一组例子可以选自权力政治的领域：“你不能引入一种政治改革而又不引起一些从改革的目的看来是不可愿望的反响”(因此就要提防这些反响)——“你不能实行一种政治改革而又不把反对势力强化到大致和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地步”。(这可以说是“利益总是和现状联系在一起的”这句话的技术学上的推论)——“你不能进行革命而不引起反作用。”在这些例子之上，我们可以再补充两条，它们可以分别称之为“柏拉图的革命定律”(见(国家篇)第8卷)和“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①的腐化定律”：“如果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内部纷争或战争失败而削弱，你就不可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你不可能给一个人以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又不诱惑他去滥用它——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运用的权力的数量而增长，而这种诱惑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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