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民俗”是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文学作品中的 “女性民俗”对表现女性生命内核、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书借助于文艺民俗学学科平台，将“女性民俗”有机地融入文 学、文艺研究，使之成为阐释文学、构建理论的独特路径。为了便于论述，本书选取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针对性的研究，相关“女性民 俗”主要涉及现代文学江南作家笔下跟女性有关且女性特征鲜明的民俗，或发生在女性个体身上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物质形态的和精神形态的、行为层面和心意层面 的民俗。
毛海莹 浙江宁波人，宁波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文艺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民俗评论、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以及相关海洋文化、非遗保护等的教学与研究。迄今已出版《寻访苏青》、《书香飘异邦—旅美作家应文婵悲欢人生》、《苏青评传》3部专著。曾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民俗研究》、《文化遗产》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论著曾获浙江省青年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首届浙江文艺评论二等奖、宁波市哲社和青年优秀成果三等奖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省哲社规划及省高教改革项目各1项，市厅级课题近10项。曾获宁波大学“阳光教授”、“胡岚优秀博士基金”等荣誉称号。
绪论
第一节 女性文学“人学”建构溯源
第二节 女性民俗的相关研究概述
一 民俗学视域中的女性民俗
二 女性民俗与中国现代文学
三 江南女性民俗与江南作家创作
第三节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建立
一 女性民俗
二 文学展演
三 江南作家
第一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化生态语境
第一节 江南自然生态场景的审美特征
一 刚柔相济的江南
二 形神兼美的江南
第二节 江南人文生态场景的女性构建
一 姜螈与江南女性神灵
二 江南女学与母仪母教
三 江南民俗意象的女性指向
第三节 江南民俗语言与女性俗世理想
一 江南歌谣里的俗世情怀
二 吴语小说里的女性潜隐
三 民间戏文中的社群教化
第二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路径
第一节 吴越地域文化浸润下的江南作家
一 江南乡土作家群
二 江南海派作家群
第二节 女性书写与民俗创作的融合
一 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
二 新文学作家与民俗活动的结缘
三 女性书写的民俗化倾向
四 作家对女性民俗的文学认知
第三节 民俗启蒙与女性民俗的传播
一 “五四”民俗自觉意识的“急先锋”
二 民俗自觉意识的文学实践
三 民俗启蒙创作的深层原因探析
第三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文本批评
第一节 女性主义阅读的民俗解说
一 “寡妇”——民俗身份的女性阅读
二 颠覆性与女性诗学的建构
第二节 女性心理的民俗学审视
一 典妻婚的女性民俗心理分析
二 女性民俗心理的审美本质
第三节 女性民俗的日常生活审美
一 女性日常生活的民俗书写
二 穿越“女”与“性”的悖论
三 女性民俗的接受美学意义
第四章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特质
第一节 乡土女性民俗：精神家园的能指与所指
一 江南乡村女性之文学民俗群像
二 江南乡土女性民俗的文学特点
第二节 都市女性民俗：摩登舞台的日常展演
一 都市生活化的娱乐社交民俗
二 集体无意识的信仰心意民俗
三 都市女性民俗的“摩登与狂欢”
第三节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内部探析
一 地域化的江南女性文学原型
二 文学叙述模式的人类学解构
第五章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第一节 女性民俗的文化文学融合论
一 女性民俗的文化内涵阐释
二 女性民俗的文学意蕴构成
第二节 女性气质的民俗一原型批评论
一 女性主义与原型批评建构的理论渊源
二 女性气质的民俗一原型批评之文学观照
三 女性气质的民俗一原型批评之功能与实质
第三节 女性作为民俗主体的文学价值论
一 生态价值：女性民俗演进的“导航灯”
二 人性价值：女性民俗变奏的“主题曲”
三 学科价值：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发展前景
第六章 江南女性民俗文学展演的当代研究
第一节 女性民俗与当代江南女性
一 女性个体生命民俗的时代印迹
二 女性生产生活民俗的现代审美
三 女性信仰禁忌民俗的当代流变
第二节 女性民俗的现当代文学发展
一 民俗与启蒙的互动
二 民俗与政治的博弈
三 民俗与风情的相融
第三节 女性民俗：女性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实践
一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误区与盲点
二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实践与探索
三 女性民俗文学批评的当代影响及展望
余论 从文学到生活——女性民俗的未来之路
附录一 现代文学女性民俗相关作品-
附录二 当代女性民俗问卷调查分析
参考文献
后记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
赞美型的女性民俗认知方式主要以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对淳朴自然的讴歌和对生命自由的赞美。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三三》《萧萧》中塑造了翠翠、三三、萧萧等几个湘西少女，在她们的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集结着各异的女性民俗，“翠翠”在体验茶峒当地端午节赛龙舟和抢鸭子习俗时无意中发现了勇敢英俊的傩送，这与中国传统女性“抛绣球选夫”的习俗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身为童养媳的“萧萧”不可避免地会遭受“童子婚”带给女性的种种束缚，然而无意中的“红杏出墙”却使她获得了女性应有的人性自由；“三三”的生辰八字以及城里白脸少爷的突然去世使她经历了一次女人特有的凄美梦境。沈从文以绮丽、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叙写着湘西原始的民俗生活形式，并自认为这类“乡土抒情诗”既包含了“社会现象”，又包含了“梦的现象”，是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而汪曾祺的民俗叙写更是受到了其师沈从文的影响，无论是《受戒》里的小英子还是《大淖记事》中的巧云都融会着作者独特的民俗眼光，这些女性民俗的化身被汪曾祺那支民俗的笔刻画得如此清新淳朴、优美自然，无怪乎有人把他的小说归人“风俗小说”中。笔者认为，汪曾祺之所以钟情于民俗创作，这与他早期接触民俗，后又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发现，沈从文、汪曾祺、废名等都是“京派”作家，“这个流派作家都是很自由的，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那就是政治意识的淡化与艺术独立意识的增强”。“京派”这样的创作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作品中对女性民俗持欣赏、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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