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史学之隐翼/相山学术丛书》聚焦于欧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者的欧美史学研究、台湾地区的新史学这些中国新史学研究中通常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第一编，选择梁启超和李大钊作为传播者的典型，论述他们对欧美史学的传播，分析其共同的实证主义史学特征。选择鲁滨逊新史学派和年鉴学派作为被传播的学派的典型，选择唯物史观和后现代主义作为被传播思潮的典型，述其传播情况，说明其对于中国新史学的影响。
第二编，结合社会变革，概述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欧美史学研究，表明这两种研究完全受中国社会变迁和主流思想流变的制约，尽管曾经或现在仍然面临困难和问题，然而还是取得辉煌成就，并为未来留下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编，总体上讨论中国台湾史学阶段性特征、欧美史学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传播，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作之一斑来窥其史学整体之豹。以连横作为中国台湾当地史学家代表，选择傅斯年、李济作为海归学者代表，选择张贵永和胡秋原为研究欧美史学的代表，分别加以探讨。
李勇（1965—），安徽固镇人。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西方史学通史》第四卷《近代时期上》、《保卫历史学》、《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合著）等。
二中国新史学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新史学中，有一些问题关乎整个进程、全局，现提出来，有的或许已被学术界解决了，有的则还需继续探讨。
1．史学史的分期
既然中国新史学在时间意义上，从20世纪初开始，那么把它做长时段考察，从工作方便角度来说，总要弄个分期出来。
目前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总体上还没有明朗的观点提出来。不过，对于1949年以后则大体上比较明确，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化大革命”1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
历史学分期至少应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史学自身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二是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正是学术史写作所谓的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
这样，大体可以先划分两个50年。其外在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败逃中国台湾。其内在因素为：前50年，传统史学受到挑战并发生蜕变；日本、欧美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学派纷呈、此消彼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三足鼎立。后50年，中国史学在地域上发生大分裂，那就是大陆史学和港台史学，新史学也摆脱不了这一格局，不过，海峡两岸新史学均有建树，各有千秋。
若还要细分，那么前50年可以分为：前30年，传统史学受到域外史学冲击和影响而发生蜕变，走向新史学，例如，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古史辨派摧毁旧古史体系，新史学理论逐渐流行，一批史学家以新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清史稿》遭禁，大学史学系建立，“中研院”专门研究机构史语所成立，专业杂志例如《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史地丛刊》等纷纷创立；后20年，各种新史学之间竞争交融，实证主义史学框架下，出现有所偏重的史观派和史料搜求派，或者可称为解释派和考证派；在政治上史学家有不同表现，或为国民党政府服务，或为共产党服务，或走自由道路。
后50年也可细划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大陆上苏联史学模式主宰史学界，而台湾则是来自欧美的史料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10年，大陆的苏联模式史学发展到极致，而台湾史料学派慢慢退缩，来自欧美的新新史学渐占上风。改革开放后，欧美新新史学理论在大陆风行，而台湾史学界则在新新史学影响下发生新的成长，对过去大陆的史学观点提出挑战并发生影响，海峡两岸史学交往愈来愈频繁。
2．学缘、学派及其消长
中国新史学的历史观、史料观、史学方法等，都受益于欧美新史学，所有新史学流派都与欧美史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美新史学输入者主要是留学归国学者，主要传播手段是办杂志、开展课堂教学、举办专题演讲、出版著作等；从输入源上说，先是取自日本，后来取白欧美。
中国新史学，依据不同标准，有许多分派方式。学缘上，有学院派和自成派，学院派内有本土派和海归派；古今关系上，有信古派、疑古派；史论关系上，有史料派和史观派；阶级属性上，有资产阶级史学派、无产阶级史学派；地域上，有京津史学、东南学派、沪杭学派、西南学派、延安史学等；期刊上，有《学衡》派、《国粹》派、《食货》派、《禹贡》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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