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思维体道：悠悠的阅读心程（相山学术丛书）（DX）_张兆勇_9787516157732

　　《对话思维体道：悠悠的阅读心程》是作者的一本论文结集，分六辑。文章虽发表于近几年不同杂志，但有一个总思路，即努力还原作者所阅读文献的历史氛围。作者努力从儒家视角来咀嚼文献中所蕴含的精神，分析它们的得失。文章所及文献从魏晋南北朝到清中叶，从内容上包括思想类的、创作作品类的、美学类的。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有很大的跨度，在很多方面均体现着作者想通过对话以体道的意愿。

　　1．少师先君，学汉代文章，论古今治乱
　　从史料上看，苏轼父子可能在未出川之前即将汉唐文章视为自己文章的圭臬了，汉唐古文也确实培育了他们刚健有为、议论深思的风格，可以说，正是带着此种风格，他们父子刚入京师，即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认可。
　　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苏轼父子写作这一系列评品先代古籍和历史人物文章的先后排序，但可以肯定地说，欧阳修之所以肯定他们父子就在于他们父子的文章正好顺应了欧阳修当时所倡导呼吁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恢复古文道统运动。而今天评价这些文章的得失，笔者认为最主要也要看它们对当时呼吁古文“道统”思潮的顺应。
　　2．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日……
　　这里，我们把它看成是思想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本阶段，苏轼刚入仕途，却面临着熙宁变法带来的社会剧烈变革。苏轼之读《庄子》以及所产生的共鸣，其透出的深沉信息不仅说明他对变革的怀疑，也同时意味着对前阶段自己所持纵横恣肆议论态度的怀疑。其实，苏轼在此阶段的此种情绪在他的一些诗里也有所表达，比如那首最有名的《渑池怀古》就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践雪泥”的人生感慨。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点感慨在他悴杭之后迅速释然了。在杭州，他开始广泛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养料。当然，也必须指出，当苏轼的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整个社会思潮均在发生变化，具体地说当时的学界是：王安石以新学，张载以关学，邵雍、程氏兄弟以洛学等。尤其是在相互启迪和碰撞中，这些学派均告别了古文家的使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上述诸流派共同造就了宋学的繁荣。我们推断，苏辙在墓志铭上说其兄读庄子有所悟“时出《中庸论》”也大约在此时，从《中庸论》议论的议题及苏轼的结论中可以看出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也正是在此时渐于成熟。
　　3．“既而谪居于黄，其文一变”
　　这是苏轼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联系小苏的陈述，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一变”至少包括以下内涵：
　　（1）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致力于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促成三家交流、对话。苏轼于此时真正体会到儒释“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体证到“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的真谛，可以说此体证的结论奠基了他之后中华士人的文化心理底蕴。
　　（2）在黄州能坐下来以一个整时间来完成父命的对《易传》著述，我们现在虽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东坡易传》即完成于此时，但说《东坡易传》的逻辑展开于此时还是站得住脚的。
　　（3）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坡易传》思路的展开①标志着他的哲学活动由被动的求索转为主动的营造，所谓苏轼的蜀学也从此走向成熟。甚或可以更大胆地说，苏轼在黄州三年，又使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一次新的转折。
　　学人可以把苏轼的思想发展分成若干个时期，但无论怎样划分，黄州时期（三年）都是特别关键的段落，我们姑且把它称为“终结”，此深沉意蕴在于此阶段代表着一个深刻的思想转型。
　　如果说黄州以前他的思想往往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激扬赶浪，不自觉地顺应着时代思潮的话，那么黄州以后，他由于有了成熟稳固的应物之则，因而对时代思潮能够做到从容辨析，展示着他成熟的哲学魅力与人格魅力。
　　笔者此书之序名叫《僧肇（肇论>与苏轼蜀学间的传承与呼应》，前文我们也说过其目的就是要把僧肇与苏轼放到同一个问题域内，通过他们的相互映照，一方面去发掘他们各自的价值，另一方面去找寻从僧肇到苏轼中国哲学究竟走了多久、多远，展开到怎样的程度。这里我们再把话题说远一点，虽然从正始玄学到僧肇再到苏轼，中国先哲在思辨领域里走过了太漫长的历程，但围绕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1）兢兢于修证远古以来即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结成的“天人合一”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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