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_[法] 罗曼·罗兰著；陈筱卿译_9787544367769

《名人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的传世佳作。本书内附8张贝多芬乐谱手稿，11张米开朗基罗雕塑图，两封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亲笔信件。亲眼目睹大师的杰作！全方位详细的译者注，让读者读起来更省心！

此传记里的三人，一个是德国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个是意大利的雕塑家、画家、诗人米开朗基罗，另一个是俄国作家、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们或有病痛的折磨，或有遭遇的悲惨，或有内心的迷茫和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难，几乎让他们窒息，毁灭了理智。他们之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们的信心。

译本序

罗曼.罗兰（1866—1944 ）是法国20世纪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 ）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当时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 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 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 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也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贝多芬传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1792 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被困于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极为浓密，似乎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美杜莎[1] 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的；其实不是黑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忿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反映出它们夹带着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趋向于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极，好像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使脸极其地不对称。莫舍勒斯[1] 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素的表情是阴郁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 年，雷斯塔伯[2] 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3] 在一家小酒店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干什么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大惊失色，或是他正弹琴而被人撞见时。“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格外地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那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4]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 年12 月16 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5] 。其父是个无才华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丧夫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情，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炫耀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1] 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办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愁烦。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 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个病，他已常常觉得不适，但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的责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掌管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乱花。这些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个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挺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的一种恬静友情都一直保持着，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可资为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地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地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呆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菌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对于这片土地，他的心永远维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了，开始席卷欧洲，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 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1] 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1792 年11月，正当战争逼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1796 年和1797 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 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使馆、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交往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愈发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并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 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来。”特.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说，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只需要坐到书桌前，不多的一会儿工夫，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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