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是以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衔接，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融合而又颇具特色的历史学科，又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建立在国史研究及其经验与规律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等相近、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国史研究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史研究起着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本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范畴和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学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1949—2012）》
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大背景，注重从政治的角度，全面反映国史发展的大脉络、主题主线、阶段性特征，详细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过程，以及适应这种政权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健全、发展与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客观论述了相关重要政治人物、重大政治事件，认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对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沿新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以新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导，史论结合，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阐明新中国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中遵循的外交原则和外交方针，揭示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性质，再现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领土完整的历史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2）》
本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对应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基本问题，以基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为主线，以互为演变条件的发展目标、实现路径、绩效为研究写作框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中共十八大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从历史研究视角对中国为什么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突破“贫困陷阱”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新中国 60 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本书以基本民生为主线，并借用社会学的范畴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通过记叙、梳理上述诸方面在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就，同时对发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失误也不回避、不轻描淡写，重在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从而令人信服地还原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本书的出版能够对丰富国史、党史的学习有所贡献，也能够为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
本书以唯物史观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吸收现有的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史论结合，梳理和分析了1949年至2012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历程、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就，揭示新中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和相互推进过程中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及其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中的文化创新，勾画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概貌，展示文化所发挥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总结经验教训，为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借鉴，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和思想文化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
结?语
从1949年到2012年，新中国走过了60余年的光辉历程。这60余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让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实现浴火重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不仅使中国彻底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而且为人类战胜贫困、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实例。”[?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新中国这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对全面把握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科学总结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阶段看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用了6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6年里，新生的政府通过建章立制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通过恢复经济、稳定物价、解决就业、社会救济等手段积极改善民生，通过移风易俗、扫除文盲、教育引导、树立英模净化社会风气，培养一代新人。人民群众不仅获得了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让老百姓真切体验到了新中国、新社会的美好和优越。
其后，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这20年里，中国有许多不成功的尝试，指导思想不时出现偏差，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失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为世人所瞩目；中国依靠独特的体制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础上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先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且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其后，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经过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直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后开始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这几年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纠正“左”倾错误，调整了社会关系，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经济发展的目标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设上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但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而城市开启的自主择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改革，不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给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打开了缺口；高考制度的恢复则不但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社会流动开辟了新的途径。
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验性改革。这10年里，中国明确了自己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从“翻两番”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发展策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一时期，居民收入提高，产品供应增加，很快就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迈进；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社会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合作医疗解体，农村医疗体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城市户籍制和单位制逐渐松动，“乡政村治”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迅速，社会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得到发育和成长。
其后，中国又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创新性改革。这是一次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这10年里，实施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经受住了异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提前实现“翻两番”的发展目标，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经济的改革发展引发了整体性的社会变迁：人口增长实现根本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等领域也相应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化加剧，城镇化提速，“三农”问题凸显，社会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再其后，中国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进行民生建设的系统化改革。这10年里，陆续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民生立法显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台；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生活质量显著改善；针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快速转型，党和政府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重要课题来抓，不断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品供给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但是，社会建设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任重道远。
二、横向对比显示的成绩和不足
社会史的视角看重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当然这样的视角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专利。比如，对于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进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关于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和街道上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转引自沙健孙：《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9期。]
中国“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的一部分人的收入还是极为低微的。但是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阶层的人生活水平又高得多”。“国家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需要，小学入学率很高，绝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结果是，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比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在中国差不多消灭了。”[?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重要发展成果是消灭了所有重要的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同时将农村内部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大大缩短。工人阶级取得了终身职业安全、优厚的津贴和福利，社会地位提高，人均家庭收入略为提高。就全国来说，营养、平均寿命以及教育与健康水平都大为提高。[?［美］马克·薛尔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
可见，即便是经济学界，通过对新中国前30年的观察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是在经济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也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获得巨大成就。这样的观察视角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其实是相一致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增长要以人为本，经济增长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固然以增长为基础，但增长未必就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发展。基于这一理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开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全面衡量社会进步。与单独使用国民总收入（GNI）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标准相比，HDI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了教育、卫生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国际上看，通常一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对应，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其社会发展的世界排名远远超过其经济水平的世界排名[?当然对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应当辩证地看，没有这个时期构建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就失去了物质基础。]，而且是世界上两者名次差别最大的国家。在改革前夕，中国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其人文发展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60年至1980年间，世界上从低人文发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国家不过十几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这十几个国家中，中国取得的进步最显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社会进步，这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在促进人文社会进步上具有优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然是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较快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年人文发展报告》的口径测算，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1980年只有0.407，2012年达到0.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国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平均值，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上游位置。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的大幅提高，首先要归功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提高14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其次就是要归功于计划经济时期打下的基础，因为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样成绩显著，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近6.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分别提高了3.8年和3.3年，居民素质得到大幅提高，但是这些成绩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逊色的，与同期经济上的辉煌成就相比更是逊色不少，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之人文发展指数提升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改革开放以前。
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社会平等、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近年来联合国对HDI的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改进，其中就包括综合衡量不平等状况对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不平等调整，部分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发生显著变化。还是以中国为例，201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8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却比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数后，中国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第106位。可见，中国新时期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主要由经济高速发展拉动，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会方面的进步明显滞后，而且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严重。早在200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
三、经验与展望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启迪。概括起来说，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近百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从那时起直到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将一直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不发达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克服欠发达的主要矛盾，都需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力，加快构建物质文化基础。如果说历史上的“大跃进”失败是经验不足的产物，那么“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主要是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所导致的。
（二）一定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不是GDP，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经济建设一定要以保障基本民生为中心，“勒紧裤带搞建设”只能是一时之需，绝不是长久之计，执政党须臾不可忽视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过去中国搞的一段时期的经济建设没有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足的日子，就是因为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样道理，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发展要可持续，要能够惠及子孙后代；经济发展也绝不能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三）一定要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早在2003年，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的经验时就精辟地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极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实，在紧急情况下工作不力、举措失当。我们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真正使这次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改进工作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他就此进一步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因此，“在促进发展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397页。
]还要注意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不能必然地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问题，比如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问题，就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而是更多地要靠加快社会建设来解决。
（四）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必须正确认识并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新中国历史上几次政治斗争扩大化，都与没有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有关。实行市场化改革、进入转型期以后，面临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多样，执政者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因此中共十六大以来陆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等等。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那就是要注意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总结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由“世界工厂”转向制造业强国，由粗放的外延式扩张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以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这一切都给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带来日新月异的急速的变化。因之，中国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新的问题。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不平衡，一个是不平等，城乡的、区域的、不同领域的、不同阶层的，这些都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难题，也正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看到，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规划的重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并为社会建设设定了“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具体目标。[?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被明确导向政府、市场、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相继出台一系列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创新之举，既释放社会活力，又造福亿万群众。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建设减速增效和社会建设全面提速将成为新阶段的突出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设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为此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安排，指向明确，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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