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巴厘爆炸事件以及政治伊斯兰化的出现以来，印度尼西亚频繁出现在媒体头条。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上的第四大国家，人们对印尼历史的了解仍然相对薄弱。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的这本《现代印度尼西亚史》第一版于2005年发行，作者追溯了这个拥有2亿4千万人口的岛国的历史，从殖民地时期经过革命和独立时期，一直到今天。本书以印尼著名和富争议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普拉默迪亚·阿南达·托尔的生活经历为框架，追踪印尼国家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习俗，聚焦普通人的生活。作者在新的版本里，把印尼的历史故事更新至今，并就印度尼西亚为什么还没有意识到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潜力的问题，做了重新探讨。作者对苏哈托倒台后一直困扰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问题，也予以审视。
得知我的《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一书被译成了中文，我感到非常欣慰。欣慰之理由有二：其一，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对东南亚历史产生兴趣；其二，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并不是说，印尼和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总是一帆风顺。但是，自从1998年事件以来，两国关系确确实实发生了改善。中国和印尼这两个重要的国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诸领域日益走到一起来，中国重新振兴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双方的旅游往来日益增加，就是有力的证据。
尽管本书关注的是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但是印尼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双方贸易往来的见证。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和讨论一直在变换中，然而，这些话语的一个关键聚焦点是关于郑和（他在印尼以Cheng Ho而闻名）的故事和遗迹。人们从三宝垄市著名的三宝洞寺庙（Gedong Batu）可以得知关于郑和的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最近数十年中该寺庙的重建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关系的一个信号。
两国关系在许多方面存在争议，包括华人（或许是郑和船长本人）把伊斯兰教带到印度尼西亚的观点。争议的问题还有1740年的爪哇战争，它见证了印尼首次重大的反华暴力事件。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事件的分析，彼得·加雷指出了殖民政权体制在疏离华人移民和社会其他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苏哈托的政权重复了这样的殖民政权体制，其中包括禁止学习中文，甚至禁止所有的中文文献资料。
悠久的历史以及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政策可以解释华裔印尼人的社会地位。他们中的多数或者把自己看成是当地人，或者认可自己的广义上的所谓“南洋”群体的身份，尤其是认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后代。能够阅读中文或者讲中文的华裔印尼人屈指可数，尽管后苏哈托时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尽管有这些紧张方面的存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也呈现出其积极的一面，包括中国艺术和文化在印度尼西亚的艺术、饮食，甚至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贡献。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的那个时段，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到巅峰。之后，苏加诺总统寻求包括通过特殊公民身份等途径，与北京建立亲密关系。我在这本书中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分析源于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著述，这位印尼著名作家是印度尼西亚的诸多华人支持者之一，他后来曾到中国做过文化交流访问。
希望此中译本在推进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进一步认识，以及促进中国和印尼双方更好的相互了解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是非常有名的澳大利亚印尼研究专家，他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和教授。其研究的中心领域是印尼的文化、社会和艺术， 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尼的关系等。常年指导悉尼大学东南亚文化和历史专业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著有《现代印度尼西亚历史》、《巴厘：世间天堂》、《巴厘的绘画一书：1800-2010》、《印尼的和谐与民主》等，还有论文几十篇。阿德里安教授同时还是新加坡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多次获得美国和欧洲大学的研究基金。
何美兰，史学博士，在河北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工作，从事南亚、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研究。参加翻译了《现代世界的诞生 1780-1914年》（2013年）和《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 1250-1350年》（2015年）等历史著作，发表相关领域文章十几篇 。
图片、地图和表格
致谢
拼写、读音和名字说明
大事记
前言
第一章 我们的殖民土地
第二章 乡村文化
第三章 “砸碎殖民机器”
第四章 革命
第五章 生活在原子时代
第六章 从旧秩序到新秩序
第七章 “快乐家园”的恐怖和发展
第八章 全球化的时代 危机的时代
重要人物简介
缩写和术语
注释
文献书目
索引
《现代印度尼西亚史》：
农民反对殖民国家
荷兰人试图掌握王室土地，遏制布罗托迪宁拉特等摄政者的权力；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否认殖民秩序的神秘运动。面对这种形势，荷兰官员们不得不应对一些与现代理性国家不符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荷兰人也发现那些本应成为殖民统治工具的本地贵族已经疏离了农民的世界。
当本地官员到布罗拉地方的村庄森林地收税时，面对他们的是傲慢无礼的当地人。爪哇语是一种体现等级制度的语言，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正确的行为是，使用符合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语言与其交谈。高等级的人跟普通人讲话时，使用低级语言；反过来，他们又期望对方用高级语言回复。因此，征税人期望听到高级爪哇语，认为那符合他们的身份。当农民们以隐约的蔑视态度，居高临下地跟他们讲话时，他们恼羞成怒。虽然农民们没有直接拒绝奴役劳动，但是爪哇人把长久以来的间接积压转化成了消极抵制运动。他们是萨闵（Samin，1859年生）的追随者，他是一位有影响的地方精神领袖。
萨闵主义者眼中没有殖民地法律，只有“行动、言论和必需之法”，包括“不做坏事，不争吵或打架，不妒嫉、贪婪或偷盗……不说谎或诽谤”。殖民地的官员们无法与这些人理论，因为在任何涉及政府或执行政府命令的问题上，他们都会指着自己的隐私部位说：“我有事可做，我的工作是跟老婆睡觉。”在一个标准的多偶制社会里，萨闵主义者却遵循一夫一妻传统。当被问及信仰时，他们的回答是，他们信仰亚当的宗教，不相信天堂和地狱，只相信日常生活的现实和土地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萨闵主义者既拒绝官僚政权，也不遵循正统伊斯兰教。他们尽可能避开金钱，拒绝贸易。他们拒绝学校教育，通过口述和实例传播知识，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没有黑板的写作，黑板在书写之中”。
萨闵主义者主张极端平均主义，他们视领袖为救世主，他们还向邻近地区传播他们的做法。尽管萨闵主义者的人数从未超过3000个家庭，他们也没有暴力运动的迹象，但却使荷兰人倍感受挫，他们的领袖萨闵被荷兰人放逐到苏门答腊，1914年死在这里。萨闵运动一直持续至今。1997年，萨闵的第四代后人在布罗拉西北的古突士（Kudus）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
“朋友，你到过布罗拉吗？那里的社会习俗是所有人生活在贫困中。那些每周买一次肉吃的人们不再属于普通人，而是‘贵族’”，这是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对其家乡的描写。普拉姆迪亚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一位有着运动员身材的农村男孩”，带着其出身殷实家庭的新婚妻子搬到布罗拉当教师，他们的学识和出身使得布罗拉的其他人把他们当贵族对待。因为布罗拉的土地贫瘠，20世纪伊始，这里已经贫穷的人们发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错综复杂形势。这就是促使萨闵运动产生的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
与东印度群岛其他地方一样，多数布罗拉人的农耕仅足以维持生计。他们住在竹子搭成的房屋里，泥土地面，棕榈叶或藤条编织的墙面，茅草房顶。几乎没有财产。通常全家共享所有的微薄收入，他们首先购买牲口，牲畜可以杀了当肉吃，也可以用于耕种。农活分工建立在性别基础上，但水稻种植相关农活的60%以上通常由妇女完成。穷人的女儿们不用像贵族卡尔蒂尼那样过隐居生活，因为她们需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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